雷軍和柳傳志走的是“同一條路”

12月25日晚，小米17 Ultra發布會如期舉行。站在臺前全程講解的是小米集團總裁盧偉冰，而創始人雷軍則全程坐在臺下，期間，鏡頭幾次掠過他的面容，從其狀態來看也是疲態盡顯。

雖然早在2024年2月，雷軍就通過微博公開表示，為了全力推進小米汽車的發展，會暫時告別手機發布會的舞臺。但今年以來，雷軍不僅缺席了手機相關活動，就連上海車展、廣州車展這樣的汽車行業重要活動也多次缺席。

或許，雷軍與小米今日的處境，早在創業之初就已埋下伏筆。

多年前，在一次行業訪談中，主持人曾問雷軍和劉強東：“你們的偶像是誰？”雷軍率先回答：“柳傳志！”劉強東則不緊不慢地說：“任正非。”

企業家推崇誰，往往折射出其所認同的商業路徑。

聯想所代表的，是一條以組裝整合與市場運營為核心的貿易型模式。這條路徑在特定時期能快速做大規模、占領市場，卻常因核心技術的沉淀不足，而在長期的產業競爭中顯露疲態。聯想后來的發展困境，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一模式的縮影——僅依靠資源整合與渠道優化，難以構筑持久的護城河。

而小米的發展，某種程度上也映照著相似的邏輯：擅長流量運營、快速迭代與市場響應，能在風口期贏得顯赫聲量，但若缺乏底層創新與扎實的技術壁壘，長期的競爭力便會遭遇考驗。

事實上，不僅企業路徑相似，雷軍與柳傳志個人的公眾評價也可以說是如出一轍。

早年的雷軍被稱為“雷布斯”，承載著業界對其產品魅力的極高期待；現在卻成為了眾人口中的“雨田君”。而柳傳志早年被譽為“中國IT教父”，晚年卻在一些輿論中成為了網民口中的“賣國賊”，反差之大，令人側目。

這樣的反轉，令人不禁追問：柳傳志究竟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那個曾經激勵了一代企業家的創業偶像，為何在時代浪潮中遭遇了如此的評價格局？

對于這些答案，或許從柳傳志的創業歷程中，能窺見一二。

01

在中國商業史上，1984年是可以被濃墨重彩的一年。這一年，很多人把“鐵飯碗”扔到一邊，“下海”創業。

在這些人中有不少后來成為中國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比如王石、張瑞敏、李東生、劉永好、南存輝、鄭元忠、馬勝利等等。

而多年后被馬云視為中國企業家教父、被雷軍視為偶像的柳傳志，也是在這一年下的海。

這一年，柳傳志40歲。

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到了不惑之年的柳傳志卻發現自己困惑得很。此時，中科院計算所的財政狀況日趨糟糕，國家的撥款減少，研究項目也日漸零落，1500多名員工無事可干。

柳傳志雖然已經從工程師“提拔”成了人事處的副處級干部，但整個單位發展前途茫茫，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命運將會被怎樣的“安排”。

與其坐以待斃，不如主動出擊。

恰逢此時中國科學院院長周光召提出一院兩制的號召，即一部分科研人員做基礎研究；另外一部分出來辦企業，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

當時的中關村，京海、科海、四通這些脫胎于中科院的公司，都辦得風風火火。于是，計算所所長曾茂朝也有了創辦公司的想法。

他找來科技處處長王樹和、人事處副處長柳傳志商議，沒想到三人一拍即合，都覺得可以去試一試。之后，三人又分頭游說，拉起了一支11人的隊伍。

1984年10月17日，11人相約在一間20平方米、分成里外間的小平房內開會，這里以前是計算所的傳達室。目的是給公司取名，在討論一番后，大家最終確定公司的名稱為：中國科學院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

就這樣，在一間20平方米，連一個像樣的桌椅都沒有的平房里，誕生了一家日后發展到世界500強的公司。

柳傳志后來回憶說：“它的位置在計算所西大門的東邊，房子是磚頭砌起來的，外面是深灰色的，里面被隔成兩間，水泥地面，石灰墻壁，房子里沒有寫字臺也沒有電腦。外屋有兩個長條凳，沿墻角一字排開，里屋有兩張三屜桌，桌子條凳都不用花錢買，是人家不要的破東西。”

不過，此時柳傳志在這家新成立的公司的職位是排在張祖祥之后副總經理，董事長為曾茂朝，總經理是王樹和。

02

所謂萬事開頭難，憑一腔熱血可以成立一家公司，但不能靠它生存下去。

公司創辦的頭一個月，大家無事可做，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最后沒辦法，王樹和不得不讓大家出去打探商機。柳傳志也是，他每天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里轉來轉去，尋找看有什么能做的生意。

經過一段時間的走訪和內部討論，最后大家都認為倒賣小商品是門不錯的生意，既不需要門路，也不占用資金。

作家寧肯在《中關村筆記》中曾寫道：“與硅谷不同，中關村至少在初期與技術創新沒多大關系，主要是生意經，商品買賣，運輸工具簡單，至少是三輪車。”

柳傳志后來也回憶說：“當時實在是不知道要干什么好了，所以能干什么就先干著，哪怕掙點兒錢發工資也好。”

所以，在公司剛成立的那個秋天，中國科學院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的員工是在倒賣商品，擺地攤中度過的。

只要動起來，就有賺到錢的機會，當然也有被騙機會。

在東游西逛和狼狽不堪中，他們聽到一個“可靠”消息，江西婦聯的一個女人，手里有大批彩電。

那時的彩電可是緊俏貨，只愁沒貨，不愁賣。

他們覺得這是一個難得的商機，于是將計算所給的20萬，拿出進貨。

當時，投機倒把、坑蒙拐騙的不良風氣，彌漫整個社會。他們為了防止被騙，專門讓一個同事前去探路，并囑咐同事一定要親眼看到彩電后，才匯款。結果，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彩電的確有，但卻是別人的，騙子只等匯款一到，立刻逃之夭夭。

就這樣，公司創立不到半年，非但沒有創收，還將計算所撥給的20萬創辦費，給騙走了14萬。

賠了錢后，總經理王樹和給企業定了性——我們是計算所的公司，就應當賣計算機。

計算機，是當時絕對頂級的科技產品，怎么做，王樹和將張祖祥、柳傳志約到辦公室想辦法，每個人將自己的方案寫在紙條上，同時打開。

最終，三張紙條上出現了同一個名字——倪光南。

03

多年后，柳傳志對自己有個總結：“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閃閃發光，但他是一條線，能把珍珠串起來，做出一條光彩奪目的項鏈，我想我就是那條線。”

而他所說的珍珠，肯定有一顆是倪光南。

倪光南是當時計算所里的紅人。

1961年，他以全5分的成績，畢業于南京工學院（東南大學前身），被分配到中科院計算所工作。

正趕上國內第一臺電子管計算機的研發工作展開，他投入其中，搞了4年，參與研發出一個籃球場大小的119型計算機。

“當時119計算機內存是2.4萬顆小磁芯，每一顆都要人工穿上4根線，內存只有24K，運算速度是5萬次/秒。”倪光南回憶。

一窮二白，一無所知，一群人就是搞出了當時追平國際領先水平的計算機。也正是這臺計算機，為當時的“兩彈一星”工程，提供了巨大支持。

柳傳志對倪光南印象很深，上世紀70年代下放勞動時，他曾和倪光南同住一間宿舍。他發現倪光南即便高燒39度，仍堅持下地干活。多年后他回憶：“我覺得倪光南和我一樣，都是可以吃大苦的人。”

倪光南對柳傳志也頗為敬佩。他講起一件小事，當時在勞動時，柳傳志口才好，晚上休息便給大家講《基督山恩仇錄》的電影。

“他講得繪聲繪色的，文學功底和表達能力非常好。”

正是這種表達能力，讓柳傳志一行人在1984年說服倪光南，加入中國科學院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

柳傳志告訴倪光南：“我保證把你的一切研究成果都變成產品。”這也是倪光南一直的夢想。他認為科研不應該只存在于書本和實驗室里，要走進大眾，促進生產。

他也向公司提出三個條件：不做官、不接受采訪、不出席宴請。

就這樣，1984年年底，帶著“聯想漢卡”，倪光南成了新技術發展公司的總工程師。

有了聯想漢卡后，新技術發展公司終于有了主打產品。僅僅半年，漢卡銷售就帶來了毛利40萬元。而作為總工程師的倪光南，也成了為新技術公司技術的代言人和最閃耀的明星。

04

1986年7月，經過一番權謀操作后，柳傳志取代王樹成為了公司總經理，同時副總經理也替換成了一個叫李勤人。

自此，在成立一年零八個月后，公司正式進入柳傳志時代。

不過，此時倪光南的漢卡研發雖獲成功，但利潤太薄，為追求更高利潤，柳傳志決定直接進口微機，插上漢卡開賣。在朋友介紹之下，他和一位深圳商人搭上線，準備從對方那里進300萬的貨。

結果，300萬打過去，對方又消失不見了。300萬這個數字，和兩年前的14萬不可同日而語，等于是新技術公司的身家性命。柳傳志當即紅了眼，立馬坐飛機直奔深圳，打算找那人“拼命”。

到深圳后，他直接找到對方家門口，家里沒人，他便守株待兔，等了好幾天，那個人才出現。看到柳傳志一幅不給個說法就誓不罷休的樣子，那人也有點害怕，所以很快就把貨發了過來。

當年，漢卡收入大幅度增長，售出1300套，公司的營業額也增加到1745萬元，不僅站穩了腳跟，還成為了中關村的明星公司。

到了1987年，新技術發展公司僅漢卡一項產品，產值就已經逼近1億元。1988年，倪光南憑借“聯想漢字系統”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一年后，新技術發展公司甚至直接更名為“聯想集團”。

聯想式漢卡的銷售，讓聯想成為中關村數一數二的公司，但倪光南的研究，卻并未停止。1988年，拿下科技大獎的那一年，他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開發國產品牌的電腦整機上。在國外看到計算機技術飛速發展的他深知，電子產品、高技術產品壽命短暫，技術更迭迅速。

“當時看到漢字平臺技術前途不大，我去過微軟三次，也和比爾·蓋茨吃過飯，中文系統只能起到增值作用，很難成為平臺。”倪光南說。

倪光南是個天生的技術狂人，秉承了技術完美主義的特性，他頂著漢卡之父的光環，不斷埋頭開發新功能，剛搞出一個，轉頭又去搞另一個，根本停不下來。

搞到后來，柳傳志也有點吃不消了，第一個產品還在暢銷，倪光南就迫不及待要拿出第二個產品打倒它。

柳傳志后來說，倪光南要是在乎錢還好，關鍵他真的不在乎錢。

柳傳志從外部世界賺錢的野望，與倪光南對自己內心價值的野望，就像南北兩個極端，矛盾無法調和。

05

1992年，聯想的計算機已經發展到586型號，自主研發的電腦主板，占據世界2%的市場份額。聯想系列微機也再次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倪光南成為兩度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的科學家。

在科研道路上頻頻取得進展，倪光南的地位不斷提高。但他仍然感到焦慮，即便排在國內第一的位置上，他還是常常為核心技術徹夜難眠。

思來想去，目光落在電腦的核心部件芯片及操作系統上。他選擇的路，是其中最容易走通的路——芯片設計。

“芯片設計當時中國還是可以做的，也是比較快能夠追趕發達國家的路徑。”

本以為，這將是聯想又一個“拳頭級”的產品，卻沒想到，這一次，他卻因為芯片，被迫離開聯想。

倪光南認為，聯想集團能夠在電腦行業脫穎而出，原因來自聯想對微機主板擁有自主設計能力。一旦站穩腳跟，應該繼續擴大這種優勢。

“如果能在芯片這一領域突破，聯想將一舉確立在全球電腦產業中的地位。”

為此，當時54歲的他奔波于上海、香港等地，廣攬人才，成立“聯海微電子設計中心”。他將這個設想稱為“中國芯”工程。

在審批時，包括成立集成電路設計公司、與復旦大學聯合籌建的芯片設計項目，全部流產。

“當時我們很多年調查研究，制定了《1995年聯想集團發展規劃》，結果他（柳傳志）給出了幾個字，‘沒人啊，投資大，不宜搞’，否了。”倪光南后來回憶時說道。

柳傳志在給倪光南的一封信中明確表明，“我本人不同意倉促上馬”。在他的設想中，聯想應該先確立市場主導地位，“有了高科技產品，不一定能賣出去；只有賣出去，才能有錢。”

二人誰都無法說服對方，爭吵越來越激烈。

這場讓所有人都痛苦和尷尬的爭吵，一直持續到1995年。

1995年6月30日上午，董事會把公司200個干部召集到六層會議室，宣布中科院的調查結論，并罷免倪光南的總工程師職務。

柳傳志發言時，嚇了眾人一跳，這個一向以硬漢形象示人的總裁，竟然一把鼻涕一把淚，還不時掏出手絹擦拭感傷的液體。

柳傳志說，自己沒有做任何對不起倪光南的事，每當新的公關部長就職時，他都會提出明確要求：公司只宣傳倪總……

柳傳志的聲淚俱下，打動了現場的很多人，唯有倪光南不為所動，冷冷看著他。

事后，倪光南說，將我免職，柳傳志應該高興才是，柳傳志只是在表演。

說到底，柳傳志與倪光南的根本矛盾是“貿工技”，還是“技工貿”的問題，這兩種戰略孰優孰劣，時間其實已經給出答案，看看現在的聯想和華為就能明白。

06

2019年12月，75歲的柳傳志，宣布正式退休。

在退休聲明中，柳傳志說，“在我們的整個企業生涯中，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同時也犯過不少錯誤，遇到過許多挫折。我們曾攀上高峰，也曾跌入深谷，但無論成功還是失敗，經驗還是教訓，都是用生命的精華在交付成長的學費，收獲存在的資格。”

梁啟超說，天下唯庸人，無咎無譽。

柳傳志不是庸人，曾經譽滿天下，在聯想2004年收購IBM后，還一度被視為“民族英雄”。

馬云說：“柳傳志和聯想，不亞于世界上任何一個了不起的企業家或任何企業家的教父，他就是中國企業界的財富。”

雷軍說：“柳傳志在我們每一個中關村人的心里，都是中關村的教父。我們每一個中關村人，都是在聯想、在柳傳志的感召下、激勵下、指導下，一步一步成長起來的。”

而如今，提起柳傳志則謗者多，贊者少，甚至有人將其視為“賣國賊”。這背后最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2016年那次全球通信行業的投票事件。

那年，全球影響最大的通訊標準化機構3GPP舉行了幾次通訊領域的標準制定會議，在關于5G方案的一次投票中，聯想投給了LDPC技術方案，而中興、小米、酷派、努比亞、OPPO、華為等其他中國企業都投給了華為提出的L+P（即LDPC和Polar兩種方案都用）技術方案。

當時，華為特別想推Polar技術進入標準，這關系到它能不能占領5G時代通信技術的制高點。可以說，能否成功推動Polar進入標準，關系到華為的未來，也關系到中國5G技術的未來。

在這輪投票中，聯想是唯一一家沒有支持華為，而投給了LDPC的中國大陸企業。

2018年5月，在中美貿易爭端的背景下，這次會議投票結果被翻出來熱炒。聯想的行為，被很多人認為是“賣國”。

值得一提的是，柳傳志的父親柳谷書晚年曾因幫助外國企業，維護在華知識產權，常常要代表外國公司起訴中國人和中國企業，也被人稱為“賣國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