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所里的敵人：俄軍慘敗紅軍城，問題比烏軍的伏擊更可怕

俄軍在紅軍城—米爾諾赫拉德方向取得階段性進展后，控制了城區(qū)大部分區(qū)域，前線態(tài)勢一度對俄軍有利。按照常規(guī)判斷，此時應當放緩節(jié)奏、清剿殘敵、重整兵力，同時提防烏軍預備隊從外圍反撲。但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卻成了俄烏戰(zhàn)場上極具爭議的一幕：俄軍高層選擇乘勝追擊，直接把最精銳的海軍陸戰(zhàn)隊推入了一片早已被烏軍精心布置的伏擊區(qū)。

指揮這次行動的，是俄軍中將蘇赫拉布·艾哈邁多夫。此人并非無名之輩，在俄軍內部以作風強硬、執(zhí)行力強著稱，也因此被部分俄媒稱為“屠夫”。問題在于，他的強硬，更像是對教科書條令的迷信，而不是對戰(zhàn)場現實的尊重。

第一支海軍陸戰(zhàn)隊機械化縱隊出發(fā)后，很快撞上了密集雷場。縱隊被卡在狹窄地帶，既無法迅速通過，也難以原路撤退。就在裝甲車輛堆積、隊形紊亂之際，烏軍的FPV無人機開始從不同方向撲上來，自行火炮和火箭炮同步開火，巡飛彈精準補刀。結果不是“遭遇戰(zhàn)”，而是一場標準的殺傷鏈條演示：發(fā)現—固定—圍獵—清掃。被摧毀的俄軍裝甲車輛，幾乎全部擠在同一片區(qū)域，畫面殘酷而直觀。

如果說第一次還可以歸結為情報不足或判斷失誤，那么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就很難用“意外”來解釋了。戰(zhàn)斗結束后，艾哈邁多夫并沒有調整方向、戰(zhàn)法或節(jié)奏，而是迅速組織了第二次突擊，依舊是海軍陸戰(zhàn)隊，依舊是同一條進攻路線，依舊是機械化縱隊推進。結果毫無懸念：雷場、無人機、炮火，再次完整復刻。短時間內，31輛坦克和裝甲車輛被摧毀，損失之大，連俄軍戰(zhàn)地記者都難以接受。

更讓俄羅斯輿論炸鍋的，是第三次。兩個月內，三次突擊，三次走進同一片伏擊區(qū)，三次被烏軍“釣魚成功”。俄軍前線記者直接開罵，說這不是戰(zhàn)斗失利，而是把士兵往屠宰場里送。所謂“驚天反轉”，并不是烏軍突然變強，而是俄軍指揮層在明知風險的情況下，依舊選擇重復錯誤。

問題的核心，不在于烏軍戰(zhàn)術有多高明，而在于俄軍指揮體系暴露出的深層結構性問題。艾哈邁多夫并非個例，他代表的是俄軍內部長期存在的一類人：學院派、條令派、表格派。這類將領對理論、流程和標準動作極其熟悉，卻缺乏對戰(zhàn)場“活變量”的敏感度。在他們的邏輯里，只要態(tài)勢圖上標注為“敵軍潰退”，那就必須追擊；只要條令寫著“擴大戰(zhàn)果”，那就必須推進。至于地形是否適合、對方是否設伏、無人機是否已形成飽和威脅，并不在他們的核心決策權重里。

諷刺的是，俄軍內部并不缺真正懂實戰(zhàn)的人。像古德科夫這樣的指揮官，被前線士兵和戰(zhàn)地記者反復點名，認為其更擅長在復雜條件下組織攻防、減少無謂消耗。但這類人往往卡在體系中層，難以在關鍵戰(zhàn)役中掌握決策權。相反，那些“忠誠可靠、匯報漂亮、符合流程”的將領，卻更容易被反復啟用，即便他們已經用失敗證明過自己的問題。

更耐人尋味的是，艾哈邁多夫并非第一次“翻車”。此前在其他方向的作戰(zhàn)中，他就因損失過大被撤職，甚至有部隊士兵在得知其調離時公開歡呼。但很快，他又被重新任命，換了個位置，繼續(xù)指揮精銳部隊。這種人事循環(huán)，直接把戰(zhàn)略層的錯誤，轉化為一線士兵用生命買單的現實。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并不是俄軍獨有的問題。烏軍同樣存在類似現象。澤連斯基高度依賴“政治可靠”的將領，而不是“戰(zhàn)場靈活”的將領。赫爾松方向那種持續(xù)消耗、硬打硬沖的攻勢，就是典型案例。忠誠被無限放大，能力卻被系統性忽視，結果就是雙方都在用最昂貴的方式，重復最低效的打法。

紅軍城這一役之所以引發(fā)巨大爭議，是因為它揭示了一個殘酷現實：現代戰(zhàn)爭中，決定勝負的早已不是勇氣或裝備本身，而是指揮層是否愿意承認不確定性、是否敢于推翻既定方案。無人機、雷場、精確火力，把戰(zhàn)場透明化、即時化，任何“照本宣科”的指揮，都會被迅速放大成災難。

所謂“三條大魚落網”，并不是烏軍抓住了多高明的戰(zhàn)機，而是俄軍自己一次次把“魚鉤”遞了過去。這種失敗，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損失有多大，而在于它證明了一件事：如果決策邏輯不變，換多少士兵、多少裝備，結局都不會變。

這不是某一位中將的問題，而是一整套任用、晉升和決策機制的問題。在這種機制沒有被真正反思之前，類似的“驚天反轉”，只會反復上演。對前線士兵而言，最大的敵人，有時并不在對面的陣地上，而在自己身后的指揮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