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最后悔的人，應該就是徐鶯了吧！南博事件讓她徹底露出了尾巴

現在最后悔的人，應該就是徐鶯了吧！南博事件讓她徹底露出了尾巴

頑強高山

“我是龐萊臣堂弟的曾外孫女，這畫是我家祖上的寶貝。”2014年南京博物院的展覽現場，徐鶯站在仇英《江南春》展牌前，對著鏡頭說這話時，身后的南博院長徐湖平正點頭笑。她本來學的是建蘭花葉病毒，突然說自己是龐家后人，就是想轉行當書畫專家，可真子孫拿出奶奶的書信，說她根本沒這親戚。

我當時并不是在追花邊新聞，只是覺得這事里有太多沒說清的地方。

展覽那天的照片保存著，展牌、臺賬、簽名樣本都在公共記錄里能查到。

于是我開始按時間線去核對每一條信息，用最基礎的資料來還原事實。

先是她的學歷，浙江農業大學生物系的學位證書是真的，碩士研究方向也能在學校檔案里找到。

再去查她在南京出現的那段時間里有沒有其他和書畫相關的公開活動，幾乎空白。

展覽策劃和借展手續的紙質材料在南博里能找到，但有一頁簽字格外醒目，院長的簽名旁沒有附注任何族譜證明。

這說明兩個可能性，或者是院長信任，或者是流程被簡化，這兩種都不罕見但都不該發生在重要文物上。

我聯系了龐家現存的幾位直系親屬，他們拿出了老一輩的家書和家譜，信里明確寫了家里沒有所謂的“曾外孫女”。

這些信件拍照后公開到了網上，事情開始有了更多人關注。

接著是那幾件被低價流出的真跡，臺賬顯示它們曾在南博出過現在被標注為“來歷不詳”的流轉記錄。

國家文物局的工作組來了，翻查了交易鏈條，官方說要看資金流向和手續是否完備。

網絡上有人把線索串成一張網，把展覽上的“家族藏品”與后來流出的真跡連在一起討論。

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學校和博物館都顯得被動，很多解釋停留在“等待調查結果”。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件事更像是一場制度漏洞的暴露，不只是某個人的問題。

博物館對文物來源的初步審核往往依賴人的判斷而非制度化的多重驗證。

人情關系在文化圈里有時比流程更有力量，簽字背后的信任鏈也容易被利用。

再看學術圈，一份論文里引用的口述史，如果沒有書面佐證，同樣容易被當作證據而被濫用。

學校把她的簡歷和自稱后人信息掛上官網，這是對公眾的承諾，也是一種責任。

當承諾沒有被及時撤回或糾正，公眾的信任就會被侵蝕。

我還去問了幾位博物館同行，他們說這種情況并非完全孤例，但被曝光的案件越少處理越容易被忽視。

監管部門介入后，要做的工作很多，包括追查買賣鏈條、財務往來和參與人員的角色定位。

已經被法院認定為“身份造假”的判決，是對個人人格的法律判斷，但它并不足以回答所有制度性問題。

比如，如何避免未來類似偽造身份去獲取信任的情況，如何完善展品來歷核查流程，這些都需要制度設計。

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角度是受害家屬的感受，龐家的人不僅看到家族名譽被利用，還要面對文物去向不明的事實。

當家族的口述史被第三方篡改或偽造，帶來的傷害不僅是經濟，還有歷史記憶被扭曲的痛感。

學生們在課堂上聽到老師自稱擁有某件傳家之寶，這種話語的權威性會影響他們對學術和職業倫理的理解。

我跟幾位學生聊過，他們有的不愿意相信老師會造假，但也有人感到被背叛。

從社會學角度看，這件事暴露了文化產品價值評估過程中的風險點，尤其是“權威證明”的私有化。

如果權威可以被輕易造就，市場和學界都難以維持基本的信任機制。

我自己也在想，新聞報道能揭露問題，但更多需要的是后續的制度整改和公眾教育。

比如，博物館能否公開更多借展和捐贈的審核資料，學術界能否對口述史的使用設定更嚴格的標準。

監管機構也可以考慮建立一套公開的 provenance 數據庫，讓潛在的借展來源在公眾監督下透明化。

當然，這些改革不會一夜發生，需要有關部門、學術機構和公眾共同推動。

對當事人而言，法律責任和職業懲戒都很重要，但修復信任更難，需要時間和透明的行動。

最后我想說，任何一次丑聞背后，都是提醒我們把制度做得更牢靠的一次機會。

你覺得在這么多環節中，最應該優先整改的是哪一部分，你會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