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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檜倉烈士陵園時,朝鮮警備軍早已在門口列隊。陪同人員小聲介紹:“這是毛岸英同志夫人。”幾乎瞬間,人群中爆發出熱烈掌聲,許多朝鮮婦女淚光閃閃,拉著劉思齊的手反復說“卡姆薩哈米達”。她聽得懂一點朝鮮語,卻一句也答不上來,只是機械地點頭,眼淚控制不住往下掉。
劉思齊沒有回答,流著淚把那只懷表埋進墓旁土里。她想起10個月前在北京送別時的場景。那天,岸英穿著普通灰布軍裝,說話一貫簡短爽朗:“半個月就回來。”劉思齊笑著給他整了整領章,心里卻隱隱不安——誰都知道朝鮮的冬天意味著什么。
1949年冬到1950年春,這對新婚夫婦在北京機器總廠集體宿舍度過。岸英白天忙生產管理,晚上跑到圖書館看資料,經常帶回滿身鐵屑。劉思齊調侃他:“像個修理工。”岸英不以為意:“先在車間蹲點,才知道全國工業底子多薄。”也正是因為這段基層經歷,他在1950年10月志愿赴朝時,連一句寒暄都沒多說——戰場需要人,他懂。
志愿軍司令部初建,人手緊張。彭德懷原計劃讓高瑞欣負責俄語協調,可高瑞欣要兼顧作戰參謀,任務太重。李濤便推薦了會俄語又有蘇德戰線經驗的毛岸英。彭德懷先是心疼地搖頭,又想到前方急需懂軍事兼翻譯的年輕人,拍板同意。“你就做我的俄語翻譯兼秘書”,他拍著岸英肩膀,語氣里透著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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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后,彭德懷奉命回國述職。飛機落地西郊機場,他未去住地,直接趕往玉泉山。兩人會面,彭德懷聲音含淚:“岸英犧牲是我的責任。”毛澤東擺擺手:“戰爭規律,你我心里清楚。何況他早寫過申請,自愿到最危險的地方。”短暫停頓后,他又補上一句:“希望所有人都按烈士標準對待這個孩子,不必因為他是毛澤東的兒子而特殊。”
于是,當總參謀部那份遷葬提議擺在領袖面前時,他很快批示四個字——“就地安葬”。隨后附上一段手寫說明:檜倉是中朝并肩作戰、血灑疆場的見證,岸英應與戰友同在,成為兩國人民友誼的歷史坐標。
這個決定傳到北京西山療養院,正在養病的劉思齊再也按捺不住,前去面見公公。她剛進院門,紅著眼喊道:“爸爸,為什么?”一句話只說出一半便泣不成聲。毛澤東慢慢起身,讓她坐下,繼而言簡意賅:“留在朝鮮,對他們,對歷史,都重要。”短短一席話沒有太多解釋,卻把個人哀痛與國家大義劃出分界。劉思齊聽完沒有再辯,只是轉身擦淚,用極低的聲音說:“我明白了。”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在板門店簽訂。停火當夜,檜倉上空禮炮連響,志愿軍官兵自發到烈士陵園默哀。有人把毛岸英墓前的土地裝進玻璃瓶,送回北京,交給劉思齊。她把小瓶放進臥室抽屜,再也沒挪動過。
時間線繼續向前。1958年10月,中國志愿軍全部回國。隨軍回撤計劃里,多次出現“烈士遷葬”提案,但“毛岸英、高瑞欣墓留存”的批示始終穩穩壓在最上層。周恩來親筆簽署意見:照辦。此后,檜倉烈士陵園成為朝鮮中小學生愛國主義教育必到之地。那尊神情堅毅的青年半身塑像在朝鮮平安南道的青山松柏之間,默默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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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20世紀六十年代后,國際政局風云變幻,中朝關系也有低谷。即便如此,韓國學者考察發現,當地居民依然定期自發打掃毛岸英墓區,逢春節、清明擺花圈,點蠟燭。一位老人說:“那個中國青年替我們擋過炸彈,不能忘記。”這種民間自覺保持了血與火鑄就的情誼,比任何外交辭令都來得真切。
多年后,劉思齊重訪檜倉。站在碑前,她摸著冰涼的石面,突然意識到,當年毛澤東那句“留在朝鮮很重要”并非權宜之計。一個烈士的名字,一座小小墳塋,在異國山野凝固了歷史記憶,也讓后人懂得這場戰爭付出的巨大代價。
今天的檜倉陵園里,松濤依舊,春秋代序。每當清風掠過半身塑像的肩頭,仿佛年輕的上尉正俯視著腳下這片曾經的戰火之地,提醒人們:有些犧牲不該被頻繁搬動,正因為深埋異國,才更能昭示那段用熱血結成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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