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就業技能與職業分化——農民工就業質量的差異及其社會后果

崔巖

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黃永亮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副研究員

就業技能與職業分化

——農民工就業質量的差異及其社會后果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 | 崔巖、黃永亮

責任編輯 | 向靜林

本文重點討論我國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農民工就業質量高度異質性背后的影響因素。分析發現，農民工就業質量的高度分化可以從農民工勞動技能的結構性變化、行業間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的差異化特征、新職業新業態所帶來的職業高度分化等角度予以解釋。在行業技術升級和新職業規模擴大的背景下，有效提高中低技能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對于促進我國在新階段實現高質量發展和持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具有重要意義。

一、農民工就業質量研究背景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對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從國家統計局自2008年以來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可以看出，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農民工群體內部同質性較高，所從事的職業和行業分布也相對集中。但近年來農民工群體呈現一個新的發展趨勢，即群體內部結構分化程度日益增強，出現“多重分化”的特征：一方面，農民工群體內部在資本占有、經濟收入、社會聲望、價值取向等方面進一步分化，呈現巨大差異；另一方面，隨著新業態、新職業的不斷涌現，農民工在新職業就業的比例不斷增加，導致農民工內部的職業分化呈現加速的跡象。在以外賣騎手、網絡直播銷售、網商微商等為代表的新型商業服務業等職業中，相當一部分從業者在身份上屬于農民工，但是在就業形式、勞動關系等方面已經和在制造業、建筑業從業的老一代農民工有著天壤之別。所以，現階段討論“農民工”的結構或特征時不能忽略其群體內部的巨大異質性（江金啟等，2016）。農民工群體在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階段出現的顯著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數字經濟背景下農民工社會分層機制的新變化，也為我們探討提高農民工的就業質量打開了新視角。

因此，本研究以農民工技能和職業分化為切入點，結合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的理論視角，對不同職業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展開討論，并進一步分析在新業態和新職業中從業農民工的就業質量。一方面，隨著科技發展和技術進步，企業對農民工勞動力技能需求正出現顯著的變化，一些行業出現的“機器替代”浪潮對低端勞動力形成擠出效應，正影響著大批低技能農民工的就業。同時工業制造業企業持續推進的信息化、自動化轉型導致部分中等技能農民工所積累的勞動技能和人力資本在技術升級中快速貶值，職業發展上升路徑遭遇瓶頸。另一方面，以外賣騎手、網絡直播帶貨、網絡自媒體等為代表的新業態、新職業，以自由職業、靈活就業等形式對傳統工業制造業和商業服務業領域的勞動力形成虹吸效應（聞效儀，2020；李永華，2022）。在上述因素的疊加作用下，農民工群體在技能分化和職業分化上均呈現一些顯著的特征。因此，“新興職業”和“傳統職業”之間在就業質量上的異同，以及數字經濟背景下勞動技能對農民工社會分層的作用機制，值得學界予以高度關注。

二、農民工群體分化和就業質量的研究綜述

（一）農民工群體分化的相關研究綜述

對于農民工群體的分化問題，學界討論較多的是職業分化。在20世紀90年代，學界就已經開始關注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分化問題。李培林教授提出，進城農民工經過職業分化，形成了三個不同的社會階層：以私營企業主為代表的占有相當生產資本的雇主階層、以個體工商戶為代表的占有少量資本的自雇群體，以及以打工者為代表的受雇于他人的工薪階層（李培林，1996）。有學者提出近似觀點，認為農民工在現代產業分工體系的作用下，形成了以業主層、個體層和雇工層為代表的分化（劉懷廉，2005）。有學者則以農民工市民化為切入點，將進城農民工群體劃分為準市民身份的農民工、自我雇用的個體農民工、以打工為生的農民工、失業農民工以及失地農民工五個層次（謝建社，2006）?？偟膩砜?，學界普遍認為職業分化是農民工群體內部呈現巨大異質性的主要機制（宋國愷，2012），大部分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對農民工群體中雇主（自雇勞動者）階層、管理者階層、受雇者階層之間經濟社會地位差異的分析（李中建，2013）。近年來，隨著農民工職業和行業選擇的多元化，農民工的擇業范圍不再局限于建筑業、工業制造業等領域。特別是“80后”“90后”農民工，其就業呈現顯著的“去工業制造業”特征，大量商業服務業甚至信息技術業、文化傳媒業的從業者在身份上可以歸為農民工（陽立高等，2015）。因此，農民工職業和行業分布的多元化，以及職業分化對這一群體在經濟社會分層方面的影響，也得到學界的廣泛關注（張濤，2007；顧東東等，2016）。

除了對農民工在傳統職業中分化的研究，學界也越來越多地關注到農民工在新職業中的分化（李培林、尉建文，2021）。特別是隨著近年來互聯網的迅猛發展，新業態新職業不斷涌現，我國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有研究指出，在新職業龐大的就業群體中，大部分職業在勞動形式上以“新型零工”的靈活就業方式為主，并且農民工群體已經成為新職業從業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培林、尉建文，2021）。已有相關研究分別從就業特點（李曉鳳、龍嘉慧，2022）、擇業動機（冉清文、孫丹青，2020）、職業保障（黃永亮，2023）、勞動關系（張成剛，2021）等角度對農民工新職業就業進行了討論。面對新職業的迅猛發展，平臺經濟為農民工群體創造了大量的就業崗位，對穩就業和保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時，部分農民工在從傳統工廠工人向數字零工分化的過程中也面臨弱勢化、過勞化、短工化等問題（沈錦浩，2021）。農民工在新業態、新職業中的就業也進一步加劇了群體內部的異質性，為研究農民工社會分層機制的變化趨勢提供了新的視角（田豐，2016）。

（二）農民工就業質量的相關研究綜述

“就業質量”作為學術概念，與“體面工作”“工作質量”等概念在若干維度上有所重疊，更和“高質量就業”這一政策性概念高度契合。追溯其學術源頭，國際勞工組織在1999年首次提出“體面勞動”概念，并對就業質量進行界定，提出體面勞動包括富有成效的工作機會、公平的收入、工作場所的安全、充分的社會保障、較好的發展前景和社會融入、表達顧慮的自由、組織和參與到影響其生活和待遇的決策等。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在體面勞動指標體系的基礎上編制了就業質量指標體系，認為就業質量應包括就業安全和道德規范、收入和福利、工作時間和日常生活的平衡、社會保障、社會對話、技能培訓、職場關系和工作動機等維度。學界進一步細化了就業質量指標體系，從職業類型、預期與實際收入差距等維度對就業質量進行了討論（Farné & Vergara，2015），并提出就業質量最重要的維度是工作自主性、工作保障、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和權利水平（Esser & Olsen，2012）。

就國內相關研究來看，我國學者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展開了豐富的討論（彭國勝、陳成文，2009；趙潔瓊，2011）。具體來看，有學者以主客觀不同標準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展開研究，主觀標準包括發展前景、就業滿意度，客觀標準則包括工作收入、工作時間、社會保障等（錢芳等，2013）。也有學者提出，農民工的就業質量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包括工資水平、就業穩定性、勞動權益等方面（謝勇，2009）。

（三）從技能分化視角對現有文獻的進一步評述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研究可以看出，學界對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分化問題一直高度關注，但對農民工群體的技能分化卻鮮有討論。一方面，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持續推進，基于城鄉戶籍身份的勞動力市場二元結構所產生的區隔效應正表現出縮小的趨勢（蔡禾，2019），基于戶籍的就業歧視現象有所消解；但另一方面，在行業技術升級和新職業規模不斷擴大的背景下，農民工群體內部的職業分化、業態分化，特別是技能分化卻日益顯著，使得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異質性加大。尤其是技能分化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有何種影響，對農民工群體內部的分層有何效應，這些問題學界尚未展開充分的討論。特別是在當前我國經濟結構轉型、行業技術升級的背景下，農民工群體在就業技能上是否出現結構性變化，也就是不同就業崗位的勞動技能水平是否呈現出高度的異質性，以及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是否在就業質量上呈現顯著的差異，值得學界進一步討論（郝楠，2017）。

在回答上述問題之前，有必要進一步厘清技能分化、就業質量、職業分化之間的關系。首先，在大部分和就業質量相關的研究中，勞動技能是就業質量在理論構成和評價指標體系中的維度之一。然而，從底層邏輯來看，技能在就業質量各個理論維度和測量指標上實際上處于基礎性地位，其對就業質量的其他維度有著決定性影響。在近年來學界對就業質量極化的討論中也可以看出，技能分化成了學者們關注的核心問題。例如有學者通過構建區分技能與非技能勞動的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發現近年來我國高技能型勞動者和低技能型勞動者的工資出現明顯的分化趨勢，技術進步的技能偏向性導致技能需求增長和技能溢價（董直慶、王林輝，2011）。有學者則以“去技能化”解釋就業極化現象，并提出常規性勞動的日益減少體現了對此類工作成功的去技能化傾向，高質量就業崗位則因其高度依賴于高技能而形成一定壁壘，有效避免了去技能化，資本對此類勞動亦采取妥協和同化策略（楊虎濤、馮鵬程，2020）。因此，勞動技能高低既反映了就業質量的高低，也可以被視為影響就業質量的解釋機制，其與就業質量指標中的勞動收入、勞動權益保障并非處于同一層次，而是更底層的解釋變量。

其次，勞動技能分化問題也不能簡單從傳統人力資本、社會資本理論等個體層次視角進行分析，而應當結合不同行業間技能偏向性差異背景下的職業分化進行討論。有經驗研究表明，先進高新技術的普及應用需要技能型勞動與之相適應，必然會在增加技能型勞動的同時降低非技能型勞動的需求。因此，技術進步可能會加速不同類型勞動需求數量和勞動結構變化；從表象上看，偏向型技術進步則可能導致非技能型工人的失業，抑或是技能溢價或工資不平等（宋冬林等，2010）。也就是說，就業質量的分化僅僅是問題的表象，其核心邏輯不在個體層面的差異性，而是勞動力市場在行業技術進步的宏觀過程中，以勞動技能為標準形成的職業間的高度分化。在針對勞動力市場“去技能化”現象的研究中，奧特（Autor David）等和阿西莫格魯（Acemoglu Daron）等以勞動力需求層次的結構性變化為主要視角，將勞動內容劃分為常規（routine）和非常規（non-routine）、認知性（cognitive）和操作性（manual）兩個維度，構成了四種技能的組合，對職業分化和技能分化的互構關系進行了討論（Autor et al.,2003; Acemoglu & Restrepo, 2017），詳見圖1。基于這一互構關系，行業技術的進步和發展降低了對以常規性操作為內容的勞動力的需求，新技術更是部分代替了非常規性操作任務中的中低技能勞動力。這一情景無疑會對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分化造成深遠的影響。

（四）本文的研究重點

綜上所述，基于對現有文獻的分析，本文聚焦于技能分化和職業分化對農民工就業質量的影響，重點討論我國經濟社會轉型背景下農民工就業質量呈現高度異質性背后的影響效應，也就是在高學歷、高技能農民工就業質量不斷升級的同時，以“機器替代”為典型代表的信息化、自動化、智慧化帶來的勞動者“技能降級”和服務業勞動力供給的增加（蔡昉，2022），卻致使部分中低技能農民工就業質量徘徊不前。這一現象表面上反映了在農民工群體的技能分化和職業分化背景下群體內異質性的不斷增強；實質上體現出在進入“數字經濟”新發展階段后，微觀層次的勞動者技能分化和宏觀層次的技術進步對不同技能水平勞動者的差異化影響正成為當代社會分層機制背后的主要邏輯（張新春，2021）。一方面，農民工群體結構變化和就業多元所帶來的職業分層可以從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角度予以解釋，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不斷滲透過程中，常規性體力和腦力勞動就業崗位的日益減少以及中低端工作崗位的加速去技能化進程對農民工群體就業形成一定沖擊（江永紅等，2016；楊虎濤、馮鵬程，2020）。另一方面，隨著技術升級的提速，中低技能勞動者遭遇不同程度的“勞動降級”。智能制造技術下自動化工廠的加速普及將經驗和技能從一線工人的勞動過程中剝離出來，導致普通勞動者對勞動過程的控制權進一步受到削弱，同時其勞動關系也更加脆弱，勞動者的就業質量并未完全和企業發展形成正向耦合關系（許怡、葉欣，2020；陳龍、趙磊，2022）。

所以，本文在行業技術升級和新職業規模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對農民工群體的職業分化、技能分化與就業質量之間的關聯關系和影響機制進行討論，以發現農民工群體內部結構的新特征，更有針對性地提出農民工職業賦能和權益保障的相關政策建議。

三、對農民工群體技能與職業分化基本特征和就業質量各維度的分析

（一）農民工群體技能與職業分化的基本特征和就業質量的總體情況

為了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進行研究，并從技能和職業分化角度討論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差異，本研究分析了2008—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08-CSS2019）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國情調研課題“新職業群體就業、生活與權益保障研究(2020)”的調查數據。

對于何為“農民工”，本文依據國發〔2006〕5號文件對農民工的統計標準進行界定；職業類型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主（不含個體工商戶）、專業技術人員、一般辦事人員、商業服務業人員（不含新職業就業群體）、工人、不便分類的臨時工/小時工等傳統職業，以及以外賣騎手為代表的新型城市服務業和基于互聯網平臺的網絡直播銷售、網絡自媒體等新職業。對于就業質量，本研究主要從勞動權益保障、工作薪酬待遇和職業技能發展這三個指標進行測量。在本文的多層次模型部分，通過對上述變量進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就業質量各維度的指標作為模型分析部分的被解釋變量，其指標越高表明就業質量越高（劉愛玉、劉繼偉，2020）。其中，對于就業崗位所需技能高低，學界有著不同的測量標準。有研究直接以人力資本（例如受教育程度）作為勞動技能高低的劃分標準，以高中文化程度為界限劃分高低技能勞動者（張慧芳等，2020）；有研究以職業和工作性質為標準界定勞動技能（姚先國等，2005）；有研究則通過認知與操作、常規與非常規的類型組合對勞動技能進行評價（楊虎濤、馮鵬程，2020）。上述劃分標準各有優勢，但也分別存在明顯的局限性，特別是隨著科技的不斷進步，技能的內涵和特定崗位對技能的需求也在不斷變化。所以本文對勞動技能的高低采用以往研究普遍采用的主觀認知標準予以界定，并結合勞動者擁有的專業職稱和技術等級情況進行綜合分析（謝倩蕓，2021；崔巖，2023）。

首先，通過對近十余年調查數據的分析，發現從職業分化的角度看，農民工群體顯著呈現從工人向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轉型的特征。例如，在2008年，農民工中49.62%的職業身份是工人，僅有20.92%從事商業，14.91%從事服務業。在隨后的十年間，農民工中工人的比例逐年降低，2019年農民工中有33.78%的職業身份是工人；與之相對應，從事服務業的比例逐年增加，23.98%的農民工從事服務業，商業服務業人員累加占比近45%（見表1）。

其次，從就業質量來看，從事不同職業的農民工在其各個維度上有較大的不同。例如，通過對CSS2019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在社會保險和保障方面，以就業單位或者雇主是否提供社會保險為例，從事商業服務業的農民工中，約85%的雇主或者單位不提供任何社會保險，在工人中該比例為77.69%。在新職業中，有52.61%的外賣騎手所在單位沒有提供任何社會保障；在網絡直播銷售中，該比例為79.29%；在自媒體從業的農民工中，該比例為44.07%。就合同簽訂情況來看，在商業從業人員中有13.87%沒有和單位或者雇主簽訂任何合同，在服務業從業人員中有45.12%沒有簽訂任何合同，在工人中該比例為54%。在新職業中，僅有5.72%的農民工外賣騎手沒有簽訂任何合同；在網絡直播銷售人員中，該比例為17.75%；在自媒體從業的農民工中該比例為28.81%。

從就業技能維度來看，在從事商業、服務業農民工中，約47%表示所從事的工作不需要任何勞動技能，在工人中該比例為43.36%。在新職業中，有62.51%的外賣騎手表示所從事的工作不需要任何勞動技能；在網絡直播銷售中，該比例為29.88%；在自媒體從業的農民工中該比例為16.81%。從平均月薪來看，網絡直播銷售的薪酬水平最高，為7930.97元；外賣騎手月收入平均為5171.94元；自媒體從業的農民工月收入平均為3525.42元。在傳統職業中，商業從業人員平均月收入為5042.71元，服務業從業人員平均月收入為4099.75元，工人平均月收入為4547.77元（見表2）。

（二）農民工群體勞動技能分化的基本情況分析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從事不同職業的農民工在就業質量的各個維度上有著較為顯著的差異。在以往的就業質量研究中，學界普遍認同勞動技能在就業質量中具有核心地位。因此，我們在討論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時，重點分析農民工群體勞動技能的情況，并討論勞動技能對就業質量其他維度的影響效應。

首先，通過對CSS2008到CSS2019數據中農民工群體所就業的崗位是否需要一定勞動技能的分析，可以看出農民工群體的勞動技能在近年來呈現一定的“低技能化”和“技能極化”的傾向。在農民工群體中，其所從事工作“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的比例在近十年間基本持續上升。具體來看，在2008年，有30.5%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在2013年，該比例進一步上升至35.2%；在2019年，在農民工群體中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的比例則為43.1%左右。

在農民工就業低技能化的同時，農民工群體內也出現了技能分化甚至技能極化的態勢。也就是說，除了無技能和低技能農民工比例持續上升，高技能農民工比例也在近十年保持增加態勢：在2008年，只有8%左右的農民工表示其工作需要較高或者很高的專業技能；在2013年，該比例進一步上升至13%左右；近年來，在農民工群體中表示其工作需要較高或者很高專業技能的比例基本維持在20%左右。農民工技能分化和技能極化現象的背后是中等技能農民工比重的持續降低，農民工群體中表示其工作“需要一定專業技能”的比例從2008年的61.0%降低到2019年的38.0%（見圖2）。

如進一步聚焦在農民工群體就業較為集中的商業服務業和工業制造業，低技能化現象則更為明顯。例如，在從事商業的農民工群體中，2011年有36.4%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到2015年該比例為41.9%，在2019年該比例為53.5%。再比如，在服務業從業的農民工群體中，在2011年有20.5%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到2015年該比例為36.7%，在2019年該比例為47.2%。在工業制造業從業的農民工群體中同樣存在該現象，表示其工作“不需要任何專業技能”的比例從2011年的28.9%上升到2019年的46.1%。

（三）不同技能水平的農民工在勞動權益保障上的差異分析

如前所述，勞動技能水平是就業質量的核心維度，對其他維度有決定性作用。農民工勞動技能的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民工群體內部就業質量的異質性水平。從就業權益保障維度來看，不同技能水平的農民工群體有著極大的差異。例如，無專業技能的農民工有70.03%沒有簽訂任何勞動合同，而有較高技能的農民工群體中該比例僅為35.02%，在很高專業技能的農民工群體中，這一比例為33.33%。從就業的穩定性來看，無專業技能的農民工中有43.16%表示6個月內有可能失業，該比例在有較高技能的農民工群體中僅為25.99%，在有很高專業技能農民工群體中為30.29%。同樣，用工企業更傾向于給中高技能農民工提供失業保險和工傷保險，增強其與企業之間的“粘性”。無專業技能的農民工只有9.56%和14.11%享有企業提供的失業保險與工傷保險，而在有很高技能的農民工群體中，該比例則分別為23.92%和33.97%（見表3）。

（四）不同技能水平的農民工在勞動收入上的差異分析

除了就業權益保障水平，勞動技能對農民工收入水平也有著重要的影響。本文對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9）中的農民工和城鎮工進行傾向值匹配分析，采用DFL方法對不同技能群體的工資和反事實工資分布進行估計，測算了勞動技能對于縮小農民工和城鎮工之間的工資差距的影響效應（梁玉成、周文，2014；邢春冰等，2021）。具體來看，首先界定影響勞動者收入的特征變量X，以hu(X)和hr(X)表示城鎮工和農民工在變量X上的特征分布，fu(w|X)和fr(w|X)則為在給定特征變量X時，城鎮工和農民工收入的條件分布。fg(w|X)反映了收入的條件分布和特征變量之間的關聯，且不依賴于某個特定的函數。fu(w|X)和fr(w|X)之間的差異則反映了城鎮工和農民工收入差異。城鎮工和農民工的收入分布則可以進一步表示為：

當城鎮工和農民工之間不存在收入差異時，收入的反事實分布則為：

對于反事實分布的測算，可以估計城鎮工和農民工的概率值p(i∈U|xi)和p(i∈R|xi)，在依據城鎮工收入估計農民工反事實收入時，設定城鎮工收入的權重為θi=1-p(i∈U|xi)/p(i∈U|xi)，以進一步構造反事實收入的經驗分布：

其中i∈U，wi為區間j的平均收入，h為帶寬，k(·)為核函數。

通過對不同技能的農民工工資和反事實工資進行估計，可以發現，高技能農民工和同等技能城鎮工在工資上已經較為接近；與之相對應，中低技能農民工則在工資上仍和同等技能水平城鎮工有著顯著差異。進一步通過傾向值匹配的方法對同等技能的農民工和城鎮工之間的工資差異進行檢驗，同樣得出相同的結論：高技能農民工在收入上和城鎮工已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但是中低技能農民工在和城鎮工進行匹配后，仍在收入上顯著低于城鎮工（見表4）。

四、行業技術進步視角下對農民工就業質量的分析

從技能和職業分化來看，不論是商業、服務業從業人員，還是制造業、建筑業工人，農民工均存在較為顯著的低技能化傾向。特別是在低端工業制造業，近年來企業以機器替代為典型代表的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升級趨勢更使得一線工人從工匠轉變為操作機器的工具，直接導致工業制造業企業中低端體力勞動逐步被自動化設備所替代。同時，隨著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各類平臺企業的快速發展極大改變了商業服務業的行業勞動力技能需求結構，不論是外賣騎手職業成為重要的就業“蓄水池”，抑或是網絡直播帶貨和傳統電商的不斷融合，均反映出技術進步下行業變遷對勞動者職業技能需求結構的影響。所以在分析農民工技能和職業分化的同時，行業層面出現的技術變化，特別是技術進步對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的影響需要進行實證檢驗。

（一） 基于多層次回歸模型對不同職業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分析

農民工就業質量不僅受到其所從事職業的影響，而且受其所處行業的重要影響。特別是行業信息化、自動化水平直接對農民工就業質量的各個維度造成深刻影響。因此，在建立統計模型時，應充分考慮行業層次的技術進步水平、勞動力技能需求結構等因素。但是上述變量不能直接作為個體層次變量進行分析，而應作為高層次變量以便得到無偏且有效的參數估計。因此，本文引入多水平線性隨機截距模型，允許行業之間的回歸分析在截距上存在差異，進而分析行業技術進步水平、行業勞動力技能需求等行業特征變量對因變量的獨立影響。

具體而言，在多層次模型中，將核心自變量分為個體層次和行業層次兩類，其中個體層次的變量主要為農民工從事的不同職業類型。在行業層次自變量中，本文主要考慮行業技術進步對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的影響。對于行業技術進步的測量，以往研究有著不同的操作化方式：有研究以專利申請數或專利授權數表征行業智能技術水平（鈔小靜等，2022），有研究則用工業機器人進口數據對智能制造水平進行評估（韓民春、馮樂蘭，2020），也有研究以不同行業工業機器人使用密度和計算機、通信及其他電子設備使用強度作為工業智能化指標（王輝、董直慶，2022）。在本研究中，農民工就業分布在制造業、商業服務業等不同行業中，并且技術進步不僅體現為機器替代，也體現在行業信息化、網絡化、智慧化水平上。所以本文采用了行業數字化水平對行業技術進步進行測量，其指標主要包括分行業使用互聯網和信息化建設及管理水平、分行業使用計算機情況，即每百人擁有計算機數（李帥娜，2021）。除此以外，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水平、行業從業農民工比重等信息也作為行業層次變量予以分析。上述涉及行業技術應用水平變量和從業人員受教育水平變量均依據《中國經濟普查年鑒（2018）》《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19）》《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19）》進行測算；分行業從業人員農民工占比則依據中國社會狀況綜合調查（CSS2019）進行測算。對多層次線性模型的描述如下。

1.基本模型的設定

在建立多層模型中，首先建立基礎模型，即除截距以外不包括其他任何變量的模型，以便與本研究建立的模型進行比較，通過擬合程度來對模型進行評估。其中基礎模型為：

2.多層次模型的設定

首先，個體層次的統計模型如下：

其中，βij是個體層次的回歸系數，Xi為個體層次自變量向量，εij是個體層次的行業j中i未被模型解釋的部分。

其次,行業層次的統計模型為：

其中，γ0k是行業層次變量的回歸系數，Zk為行業層次自變量向量，μ0j是行業層次未被模型解釋的部分。從行業層次的模型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只有截距項可以隨機變動，而每個行業的回歸系數則是相同且固定的（見表5）。

從就業質量的勞動權益保障維度來看，僅有受教育年限、父母最高受教育年限等變量對勞動權益保障具有顯著的正向統計效應；從職業類型變量來看，工人、商業從業人員、服務業從業人員之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網絡直播銷售、自媒體從業人員則與不便分類的臨時工/小時工之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從行業層次變量來看，分行業使用計算機情況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權益保障水平有正向效應，行業中農民工比重則對就業權益保障水平有負向效應（顯著性水平α設定為0.05，以下分析均采用此標準）。

從技能發展維度來看，在個體層面，受教育年限對就業技能發展有顯著的影響，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可以顯著增加就業技能。從不同職業來看，商業從業人員、服務業從業人員、工人之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外賣騎手與不便分類的臨時工/小時工之間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從行業層次變量來看，分行業使用計算機情況、分行業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水平對農民工群體就業技能發展維度有負向效應。

在薪酬待遇方面，就不同職業來看，商業從業人員、工人、外賣騎手、網絡直播銷售均比臨時工/小時工有更高的薪酬待遇，但是服務業從業人員和自媒體從業人員則與不便分類的臨時工/小時工之間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在行業層次變量來看，分行業使用計算機情況對農民工群體的薪酬待遇水平有正向效應，分行業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水平則對農民工薪酬待遇水平有負向效應。

（二）對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多層次線性回歸模型的進一步討論

通過前文描述的統計模型分析可以看出，農民工群體在不同職業之間存在較大差異，那些沒有固定職業、長期徘徊在不同職業和工種的臨時工/小時工仍處于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的底端，缺乏勞動權益保障、低技能、低收入是其典型特征。對于農民工就業較為集中的職業，例如工人、商業或服務業從業人員，其就業質量的薪酬維度也呈現一定的差異，特別是服務業從業人員在薪酬上和臨時工/小時工并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同時，從事新職業的農民工群體存在較為明顯的分化。在就業質量的各維度中，自媒體從業人員僅在就業技能上好于臨時工/小時工，在勞動保障和薪酬水平上則與臨時工/小時工較為接近。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外賣騎手的勞動技能水平顯著低于其他傳統職業，和臨時工/小時工沒有顯著差異，但是在勞動權益保障和薪酬水平上則有一定優勢。從事網絡直播銷售的農民工就業權益保障水平不高，但勞動技能水平和薪酬水平則顯著高于臨時工/小時工。

此外，在考慮農民工技能和職業分化的同時，不同行業間在計算機、互聯網技術應用上的差異也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形成一定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計算機使用情況反映出企業智慧化、自動化技術的應用水平，可以從一個側面體現出行業數字化、智能化和機器替代的取向。表5中的模型顯示，行業中計算機的應用對就業質量中的技能發展維度有著反向作用：行業層面較高程度的智慧化、自動化技術應用水平并未同從業農民工群體的勞動技能發展形成正向耦合關系。當然也要看到，行業層面的智慧化、自動化技術應用水平對從業農民工群體的勞動保障和薪酬水平有著正向的作用。但從分行業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水平來看，平均受教育水平對農民工群體的技能發展和薪酬水平有著反向的影響，這從側面反映出一個現象：在高人力資本的行業，農民工群體主要從事的是相對低端的就業崗位，行業內部職業轉換存在較高壁壘，對從業農民工群體在技能發展和收入增長上形成一定的瓶頸效應。最后，行業從業人員中農民工比重對技能發展和薪酬水平并不存在統計上的顯著影響，但對農民工群體的勞動權益保障有著反向作用，從側面印證了以往研究中提出的行業內農民工比例越高則行業整體勞動保障水平越低的發現（高梅、吳義剛，2017）。總的來看，通過加入行業層次的變量建立多層統計模型，提高了模型整體對不同職業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的解釋力。特別是模型所展現的行業技術進步和勞動力結構特征對農民工就業質量中的技能發展和薪酬待遇維度的效應，為我們從中觀和宏觀層次討論農民工分化提供了更全面的視角。

五、關于農民工群體技能分化和職業分化的進一步討論

（一）農民工群體技能和職業分化反映的社會分層機制新變化

在農民工就業多元化、技能和職業分化的背景下，群體內的就業質量差異日益顯著。一方面，勞動技能已經成為影響農民工就業質量的核心因素，技能的提升可以有效降低勞動力市場歧視或職業隔離效應；但是同時，產業結構調整升級背景下的以機器替代浪潮為代表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對農民工群體形成差異化的影響。特別是隨著一般工業制造業出現的工業機器人的過度推廣應用，使得低技能農民工因為機器替代或勞動降級在就業質量上受到較大負面沖擊。

在這一現實背景下，近年來“勞動降級”和“技能需求逆轉”已經成為社會學和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和熱點問題，勞動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就業崗位對技能需求的下降所形成的人力資本悖論也引發學界的廣泛關注（陳樸、王猛猛，2022）。在企業向自動化、智能化轉型過程中，自動化技術或者機器設備替代了原來需要一定操作技能和工作經驗的就業崗位，企業對勞動者的需求出現結構性變化，對勞動者技能需求存在一定的降級現象，在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中形成了以技術和資本為主導、以機器為中心的升級方式，導致用工企業（特別是工業制造業企業）對中低端技能勞動者需求逐漸減少（許怡、葉欣，2020）。同時，新業態的發展更對農民工進一步分化起到重要的助推作用，尤其是以互聯網平臺為基礎的新型商業和新型城市服務業的迅速發展推動“工業制造業剩余勞動力”向低端服務業轉換，導致農民工勞動力市場中低端技能勞動者比例增加。

因此，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分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數字經濟時代社會分層機制的新變化。職業和技能作為社會分層的重要維度，不僅受到個體稟賦等微觀層面因素的影響，更受到經濟產業結構變遷、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等宏觀層面因素的制約。隨著戶籍制度改革的持續推進和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的不斷健全，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制度根源正在消解。但同時，基于技能等市場化要素形成的勞動力市場隱性分割正對農民工群體的就業質量和職業分化形成更為顯著的影響。在這一過程中，大部分農民工受限于匱乏的人力資本，無法進入需要高技能、高認知能力的就業崗位，只能在低技能體力勞動的就業崗位之間進行職業轉換，表現出“職業進階困境”。與此同時，在科技進步、機器替代大潮的時代背景下，低技能農民工的“可遷徙技能”，也就是不同職業之間的通用技能更具有較高的脆弱性（Bridges, 1993），極為容易在技術快速更迭中被勞動力市場所淘汰，只能采取“就業降級”的生存策略，沿著職業階梯向下移動，在更低層次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競爭，從事勞動技能需求更低的體力工作（Beaudry et al., 2016）。這一現象進一步豐富了農民工研究中的人力資本理論和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為討論數字經濟時代農民工社會分層提供了新的視角。

（二）經濟結構轉型和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對農民工就業質量的影響

近年來勞動力市場技能降級現象導致部分中等技能農民工分化為低技能或者無技能勞動者，農民工就業結構呈現一定的“兩極化”趨勢（屈小博、程杰，2015）。從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背后的“資本—技能互補”邏輯來講，在農民工群體技能分化的背景下，高新技術的普及應用對于部分低技能農民工的就業造成一定沖擊（易定紅等，2021）。從就業質量的視角來分析，對低技能或者無技能勞動者群體而言，因其可替代性高、就業門檻較低，其勞動收入有較為顯著的“天花板”。從勞動權益保障來看，當就業市場依據勞動者技能將其分化為“核心雇員”和“邊緣雇員”兩個部分時，勞動關系可能出現一定的極化特征：前者在取得較高勞動報酬的同時，更能夠享有穩定的勞動合同和充分的社會保障；而對于后者，企業則傾向于通過勞務外包或者勞務派遣等將人力成本“外部化”，導致低技能勞動者長期處在不穩定的勞動關系中，缺乏相應的勞動保障。中等技能勞動者比例的下降有可能導致中等收入群體的減少，不僅不利于進一步擴大社會中間階層，而且有可能加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影響共同富裕的實現。

然而，對于低技能農民工群體，要促進其實現技能升級卻存在一定的現實困境。首先，當勞動者進入低技能崗位時，高強度體力勞動和超常規勞動時間既是勞動者謀求生計的主要方式，也成為阻礙農民工群體“再技能化”和技能升級的限制性因素。大部分農民工的職業發展路徑也僅僅是在低技能、不穩定就業崗位之間頻繁切換。其次，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的推進下，我國產業發展呈現智慧化、數字化等高階化態勢，就業市場對勞動者技能需求出現結構性變化，特別是對高層次非常規、非程序化工作崗位的需求顯著增加。但是以新人力資本理論視角來看，對于大部分農民工來說，不論是需要高層次認知能力的崗位，抑或是需要高級別非認知能力的崗位，均不可能通過傳統形式的技能培訓實現賦能（王林輝等，2022）。再次，伴隨著新一輪工業革命浪潮的到來，技術更新迭代速率和勞動者技能貶值速率出現一定的正向相關（Sachs et al.，2015），快速技術變遷可能導致的大規模技術性失業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風險。較之其他群體，中低技能農民工更容易受到智慧化生產的沖擊，其謀生所依賴的特定專用技術不確定性增強，一旦為機器所替代，其生計就會受到嚴重影響。

（三） 農民工新職業從業規模不斷擴大進一步加劇群體內就業質量的分化

在農民工所從事的新職業中，既有依托互聯網平臺企業的新型城市服務業崗位，也有與互聯網科技和信息技術應用開發相關的新科技職業。就大部分從事新職業的中青年農民工群體而言，低受教育水平、低技能、“臨時性”就業和“漂泊式”生存是其主要特征（李河，2018）。特別是在新型城市服務業從業的外賣騎手、共享單車運維員等群體中，雖然相當一部分人有略高于其他職業的工作收入，似乎即將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但其表面的“高收入”背后卻是長期處于高強度、滿負荷工作狀態的現實困境；較高月薪是超長工作時長累加的結果，其平均小時工資和其他低端制造業、服務業從業者并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如考慮到相當一部分新型城市服務業群體沒有五險一金，其真實小時工資水平甚至低于低端制造業、服務業從業人員（閆冬，2020）。同時，這部分群體一時的高收入水平并不能掩蓋其“工作脆弱性”高的實質：面對科技發展、技術升級和機器替代，這部分群體經濟脆弱性、就業脆弱性、技能脆弱性均較高，缺乏充分的適應能力。

與“藍領”勞動者不同，也有相當一部分中青年農民工所從事的新職業有著顯著的“白領”特征。例如，從事“網絡主播”等平臺創意勞動的農民工以腦力勞動、精神勞動和情感勞動為核心，在就業質量的各方面與外賣騎手等體力勞動農民工構成的“數字零工”群體有著極為鮮明的差異。但同時，從事“白領”性質的新職業農民工的就業質量在同一職業內部分化也頗為顯著。以從事“網絡直播銷售”“網絡主播”等新職業的青年農民工為例，他們中的大部分受教育程度較高，并且有一定勞動技能。不過正如一些研究報告所表明的，盡管作為新興職業的自媒體/網絡主播稅前薪資在各類新職業中最高，但實際上這類新職業內部分化嚴重。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布的《中國網絡表演（直播）行業發展報告（2021—2022）》顯示，網絡主播在收入上呈現嚴重的兩極分化。在這類新職業從業的農民工中，大部分并沒有通過其“理想職業”實現職業可持續發展，甚至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開支，只能從事多份兼職維持生計。這部分群體的就業處于高度不穩定狀態，既沒有穩定收入，也沒有長遠的職業規劃。所以，在經濟轉型背景下，中青年農民工從事新職業也進一步擴大了群體異質性，加劇了就業質量的分化。在農民工職業分層和社會分層研究框架下，零工經濟和靈活就業在為農民工提供新發展路徑的同時，也在勞動權益保護和社會福利保障等方面提出諸多挑戰。

總的來看，在數字經濟、知識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的背景下，隨著農民工群體的進一步分化，其內部社會分層機制呈現的一些新特點越來越顯著。農民工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特定階段的現象必然會退出歷史舞臺，但是“農民工”稱謂的退場和城鄉二元結構的破除并不意味著社會群體間不平等現象的消弭。所以全面理解當下農民工群體就業質量分化現象，系統討論農民工群體社會分層機制的新變化，有助于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社會結構，在促進農民工群體高質量就業的同時扎實推進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