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農民將軍甘祖昌，覺得評師級太高了，向上申報后又提了半級

1954年，我軍進行軍階鑒定，農民將軍甘祖昌被評為正師級，他卻覺得太高了。

隨即，他向中央提交了申報，希望給自己降級，沒想到中央非但沒同意，還給他又提了半級。

那么，甘祖昌究竟有何貢獻？為何中央堅持給他提級？

1905年，甘祖昌出生在江西蓮花縣坊樓鎮沿背村，他像自己的祖祖輩輩一樣靠著土地維系生計，并且饑腸轆轆也是常態。

直到后來他接觸了革命思想，他深受感觸，并且義無反顧地加入了農民協會。

從此他不再只是一個埋頭種地的青年，而是開始思考，為什么要斗爭，又該為誰而斗爭。

不久后，甘祖昌被組織派往井岡山學習，后來，他又加入了紅軍。

在許多人看來，這樣的崗位不如前線耀眼，可甘祖昌從未有過怨言。

他清楚地知道，一支隊伍要打仗，槍要有人修，糧要有人管，衣服要有人做。

戰士在前線能不能站得住，很多時候取決于后方是否穩當。

是在這樣的崗位上，甘祖昌把自己在農村積累的一切經驗，都用到了革命中。

他不常出現在號角聲最響的地方，卻始終站在隊伍最需要的位置。

長征途中，行軍條件極端惡劣，缺醫少藥、風餐露宿幾乎是常態，甘祖昌卻在這個時候被查出患有嚴重的肺病。

咳嗽、氣喘、發熱接踵而至，夜里常常被憋醒，可他從未因此掉過隊。

很多時候，他白天強撐著處理事務，夜里靠在路邊歇一會兒，等氣息稍稍順了，再繼續跟上隊伍。

抗日戰爭爆發后，敵人的封鎖像一只無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了根據地的命脈。

槍支彈藥進不來，糧食補給被切斷，就連戰士身上的衣服都開始破得不成樣子。

面對這種局面，甘祖昌決定自己想辦法，他沒有猶豫，立刻著手組織生產。

他帶著人建起簡陋的工廠，拆舊器械、湊原材料，能修的修，能造的造。

條件簡陋到極點，可只要能多打一發子彈、多縫一件棉衣，就意味著前線多一分生機。

在那段時間里，甘祖昌幾乎成了“鐵算盤”，每天算的不是個人得失，而是部隊還能撐多久。

糧食怎么分，才能既不浪費，又不餓著戰士；彈藥怎么用，才能打在最關鍵的地方；衣服怎么發，才能熬過最冷的冬天。

從抗戰到解放戰爭，甘祖昌始終在后勤崗位上兢兢業業，為部隊解決了不少后顧之憂。

1949年新疆解放之后，槍聲漸歇，另一場更為漫長、也更為艱苦的戰斗卻悄然開始。

建設新疆，比打下一座城更考驗人，甘祖昌留在了這片廣袤而陌生的土地上，繼續負責后勤與建設工作。

白天奔走在工地、倉庫與部隊之間，晚上還要核算物資、安排計劃，新疆的風沙很大，晝夜溫差也大，可他從不把這些放在心上。

真正改變一切的，是那次突如其來的意外。

一次外出途中，敵特分子暗中破壞了橋梁，車輛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失控，從十多米高處翻入河中。

那一瞬間，甘祖昌只來得及本能地護住頭部，隨即便失去了意識。

等再次醒來時，已經躺在病床上，全身像被重錘碾過一樣疼，命是撿回來了，但是他從此落下了嚴重的后遺癥。

只要稍微用腦過度，頭痛便如潮水般襲來，嚴重時甚至會當場昏倒。

但盡管如此，他還是常常咬緊牙關去處理重要事務，無數次昏倒，無數次蘇醒，無數次重復。

1954年，中央開始在部隊內評定級別，為即將實行的軍銜制做準備。

新疆軍區后勤系統的同志在討論甘祖昌的級別時，幾乎沒有爭議。

資歷、貢獻、職務擺在那里，定為正師級，合情合理，消息傳到甘祖昌耳中時，他并沒有表現出絲毫喜悅，反而陷入了長久的沉默。

在他看來，自己做的事情固然重要，但更多是職責所在，與那些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友相比，實在算不上什么“功勞”。

更何況，如今身體狀況已經明顯拖累工作，若是繼續占著這個位置，不僅心里不安，也可能影響整體運轉。

經過再三考慮，甘祖昌主動向上級寫了報告，態度異常堅決。

他在報告中坦率地說明了自己的身體情況，也毫不避諱地表達了內心的想法：評定過高了，請求重新考慮，甚至希望能給自己降一級。

中央在認真研究他的情況后，并沒有采納“降級”的請求。

相反，組織認為，甘祖昌的思想境界和長期貢獻值得肯定，也正因為他能夠如此嚴格地要求自己，反而更顯可貴。

最終的決定，讓甘祖昌自己都始料未及:在原本正師級的基礎上，再提半級，定為準軍級。

1955年，他被正式授予少將軍銜，消息公布的那一刻，許多人替他高興，認為這是實至名歸。

可對甘祖昌而言，那一夜卻依舊無眠，軍裝上的將星在燈下閃著光，他卻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沉重。

不是驕傲，而是愧疚，他清楚，這份榮譽不是自己爭來的，卻也因此更加不敢辜負。

也正是從那時起，他內心深處那個“退下來、回到土地上去”的想法，開始變得越來越堅定。

1955年的授銜儀式結束后，甘祖昌的生活并沒有如外界想象的那樣，走向安穩與榮耀。

他常常回憶起自己在戰場上犧牲的戰友，心里變得愈發不安，他實在無法心安理得地享受任何榮光。

再加上他腦震蕩的后遺癥并沒有隨著時間減輕，反而在長期高強度工作中愈發明顯。

只要連續處理事務，頭痛就會毫無征兆地襲來，有時甚至當場昏倒。

甘祖昌比任何人都清楚，這樣的狀態，已經不適合繼續承擔繁重的領導工作。

他不愿意因為自己的身體問題，影響整體運轉，更不愿意占著位置卻做不好事情。

正是在這種思想斗爭中，他一次又一次向組織提出請求，希望離開崗位，回到家鄉，當一名普通農民。

在他的報告里，理由說得很直白：身體不行了，但手腳還在；當不了干部，還能下地干活。

對他而言，回鄉并不是退卻，而是換一種方式繼續做事。

可組織對他的申請始終持謹慎態度，一方面心疼他的傷病，另一方面也不愿輕易放走這樣一位老干部。

幾次申請被擱置下來，甘祖昌卻并未動搖，他甚至當面向前來視察的領導再次說明想法，態度依舊誠懇而堅定。

直到1957年，組織終于同意了他的請求，甘祖昌帶著全家十幾口人，從新疆回江西。

他們的行李卻出奇地少，幾只箱子、幾只木籠子，裝著的是他特意帶回來的家禽良種。

他想得很清楚，回鄉不是為了安度晚年，而是要真正扎進土地里，和鄉親們一起把日子過好。

組織曾提出為他安排更好的住房條件，也被他一一謝絕。

回到蓮花縣后，他執意住回原來的老屋，破舊、潮濕、蚊蟲多，卻讓他感到踏實。

將軍回鄉當農民，這件事在當地一度引起不小的議論。

有人不解，也有人猜測，甚至懷疑他是不是“犯了錯誤”，甘祖昌從不解釋，只是照常下地干活。

天不亮就起床，扛著鋤頭上山開荒，帶頭在別人眼里的“黃泥山”上試種莊稼。

失敗了就重來，土壤不行就想辦法改良，他曾在最艱苦的戰爭環境中解決過吃飯問題，如今面對土地，自然更有耐心。

他帶著鄉親們修水利、建水庫，一點點改變家鄉缺水、貧瘠的狀況。

作為少將，國家每月給他的工資并不低，可除了必要的生活費用和黨費，剩下的大多被他用在了生產建設上。

買化肥、修水利、補貼集體開支，許多事情，他寧可自己掏錢，也不愿多給組織添負擔。

妻子龔全珍的工資，同樣被用來資助貧困學生，對待子女，甘祖昌更是要求嚴格。

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要挑起老紅軍的擔子，不能擺老紅軍的架子。”

孩子們從小穿著補丁摞補丁的衣服，卻從不覺得丟臉，在他們看來，節儉是一種習慣，更是一種本分。

時間久了，鄉親們也慢慢明白了，這位回鄉的將軍，是真的把自己當成了村里的一員。

他不發號施令，也不居高臨下，而是用最笨、也最踏實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流汗、一起吃苦。

正因如此，“農民將軍”這個稱呼，才真正有了分量，他從土地中走來，最終又回到土地中去，把一生的榮譽與心血，都交還給人民和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