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被滿清“抹黑”的皇帝，為明朝續命160年，打仗比朱棣還狠

明憲宗朱見深或許是被人們低估的一位皇帝，他登上皇位時，接手的是一個因父親朱祁鎮的“土木堡之變”而千瘡百孔的國家。

然后二十三年后，當他去世時，留給兒子朱祐樘的是一個“外無強敵，內無大敵”的承平局面。

可在清朝官方修撰的《明史》中，這位明朝第八位皇帝的形象卻充滿了矛盾與爭議，那么，朱見深究竟是一位怎樣的皇帝？為何清朝對他的評價如此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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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見深的童年幾乎是一部驚險的宮廷斗爭劇，1449年，他父親朱祁鎮在“土木堡之變”中被瓦剌俘虜，年僅三歲的朱見深被立為太子。

他叔叔朱祁鈺即位為景泰帝后，朱見深的地位開始動搖，1452年，朱祁鈺廢黜了他的太子之位，改立自己的兒子朱見濟。

五年后，“奪門之變”發生，朱祁鎮復辟重登帝位，朱見深也第二次成為太子，這種童年經歷使他養成了謹慎隱忍的性格，也落下口吃的毛病。

1464年，當朱祁鎮去世，朱見深即位時，面臨的局面堪稱內外交困，朝廷內部，宦官干政，群臣爭權；地方上，西南叛亂頻發，邊境則是蒙古瓦剌和建州女真虎視眈眈。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中記載，當時的明朝已是“內憂外患不斷，有著朝不保夕的危險”，朱見深登基后迅速展現出了與其父親截然不同的統治風格。

他首先處理了干政的宦官，斬殺了與門達勾結的東宮內侍王倫，并將門達下獄抄家，這一舉動有效遏制了宦官勢力。

他為北京保衛戰的英雄于謙平反昭雪，恢復了于謙子孫的官職，同時，他還恢復了叔叔朱祁鈺的帝號，重修了景泰帝的陵寢。

朱見深當時表示：“景泰事已往，朕不介意，且非臣下所當言，” 這種以德報怨的政治智慧迅速穩定了朝政。

在民生方面，朱見深體恤民情，蠲免賦稅，據記載，僅官田減免稅糧一項就達一千九百多萬石，他甚至對死刑判決也極為審慎，多次要求復核。

這些措施使國家經濟逐漸復蘇，成化十五年（1479年），明朝戶籍人口達到歷史峰值，約7千萬人。

朱見深在軍事上的成就或許是他最被低估的一面，他平定西南、收付河套、對建州女真采取強硬措施，被譽為“明朝最有作為的皇帝之一”。

1465年，廣西瑤族舉事叛亂，朱見深果斷任命趙輔為征夷將軍，僅一年便成功將其鎮壓，其后四川山都掌蠻亦起暴亂，亦被即刻平定，彰顯朝廷平亂之能。

荊襄地區的流民問題尤為棘手，成化元年（1465年），劉通、石龍等人在房縣起義，擁眾數十萬，六年后，劉通舊部李原、小王洪再次起義，流民附和者達百萬人。

朱見深采取“一面安撫流民，一面剿匪”的策略，派出白圭、項忠等人四路圍剿，最終平定了這場被稱為“鄖陽民變”的大規模起義。

朱見深對外部威脅采取了毫不妥協的強硬立場，面對曾俘虜其父親的蒙古瓦剌，他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用騎兵對付騎兵，成功將瓦剌擊退。

成化九年（1473年），明軍在紅鹽池大破韃靼大營，一舉收復了河套地區，史料記載：“虜自是不敢復居套內者二十年，則此捷為所震懾故也。”

隨后成化十六年（1480年），明軍又在威寧海大捷中夜襲蒙古可汗王庭，達延汗巴圖蒙克僅以身免，朱見深的軍事行動使北方邊境獲得了難得的安全期。

朱見深最富爭議的軍事行動發生在成化三年（1467年），建州女真首領董山、李滿住屢次侵犯遼東邊境，朱見深在多次招撫無效后，決定聯合朝鮮軍隊采取軍事行動。

據記載，朱見深下達了“搗其巢穴，絕其種類”的命令，明軍主將趙輔在《平夷賦》中描述戰果：“強壯就戮，老稚盡俘……空其藏而豬其宅，杜其穴而空其巢。”

這場被稱為 “成化犁庭” 或“丁亥之役”的軍事行動，幾乎使建州女真遭受滅頂之災，此后百余年，建州女真一蹶不振，直到努爾哈赤時期才逐漸恢復。

這次軍事行動的直接后果是，明朝東北邊境獲得了長期穩定，但也埋下了后來滿清對朱見深評價不公的種子。

清朝入主中原后，面臨著如何確立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作為少數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清朝需要通過評價前朝來證明自己統治中原的正當性。

在這種背景下，清朝對明朝皇帝的評價呈現出復雜性，據研究，清前期諸帝“以明史為例，批駁明人及清人對元朝的不公正評價，證明少數民族所建王朝入主中原、統治華夏的合法性。”

對清朝而言，朱見深尤其是一個敏感的存在，一方面他是一位有作為的中興之主，另一方面他幾乎滅絕了清朝先祖建州女真，這種矛盾使得清朝官方史書《明史》中對朱見深的評*刻意強化了他的負面形象。

據分析，清朝統治者通過對明朝皇帝的差異化評價，既彰顯自己比明朝更能治理好國家，又以明代歷史為借鑒推進清朝的大一統。

當然，朱見深的統治并非完美無缺，他寵信比自己大19歲的萬貴妃，以至于后宮被攪得“烏煙瘴氣”，萬貴妃去世后，朱見深過度悲痛，導致身體迅速惡化，最終在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去世。

他在位后期設立了西廠，加劇了宦官干政，還開創了“傳奉官”制度，官員任命不經吏部，直接由皇帝下詔，破壞了正常的選官制度。

這些弊政被清朝官方史書刻意放大，而他的政績則被相對弱化，形成了我們今天在《明史》中看到的朱見深形象。

朱見深是否真的為明朝“續命160年”？這個問題需要從多角度分析，他登基時，明朝已顯衰敗之象；他去世時，留給兒子朱祐樘（明孝宗）的是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

他平定的荊襄流民問題，直到明朝滅亡都未再大規模爆發，他對蒙古和女真的軍事打擊，為明朝贏得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

更重要的是，他恢復了朝政秩序，任用李賢、商輅等賢臣，體恤民情，減免賦稅，使社會經濟得以恢復，這些措施確實鞏固了明朝的統治基礎，延長了明朝的國祚。

歷史學家方志遠指出，朱見深“留給弘治朝君臣的，乃是一個外無強敵，內無大敵的太平世道，” 這種評價較為客觀地反映了朱見深的歷史地位。

今天，當我們翻看清朝編纂的《明史》時，明憲宗朱見深的形象往往被定格在寵妃、設西廠、用宦官這些負面標簽上。

而他在成化初年的撥亂反正、軍事上的強硬與果決、為明朝贏得的寶貴和平期，卻常常隱沒在歷史的角落。

那些記載于《平夷賦》中的“強壯就戮，老稚盡俘”的冰冷字句，背后是一位帝王面對外患時的艱難抉擇。

當清朝史官提筆勾勒前朝君主的面貌時，朱見深注定無法獲得客觀的評價——他打擊的敵人，正是書寫者的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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