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殺線本質：人性本惡、政府有限權力、推卸責任的“制度本源”

網友私信：近期火熱的美國斬殺線事件，南生怎么禁聲了呢？原因很簡單，這個問題在2023年4月份那篇介紹美國零元購制度本源一事上已經做出了初步解答——考慮到舊文的局限性，還是再寫一點吧。

人性本惡、政府有限負擔的美國制度設計本源

經常觀看災難片、喪尸片的網友會發現：幾乎在失去公共權力（共同權力）的一瞬間，“猜疑、欺詐、搶劫、暴力”就泛濫起來了。然后，劇情朝著社會在無序狀態下，人性丑惡與扭曲的角度發展著。

18世紀80至90年代，杰伊、麥迪遜、漢密爾頓，三人以“聯邦黨人”的身份在報紙上撰寫了數十篇政論文章，詳細闡述“構建美國聯邦政府的必要性”——這些文章被合訂為《聯邦黨人文集》，也就是美國制度的設計本源。

這些美國先賢們認為：當社會處在“無序”或者是失去“共同權力”后，欺詐、暴力、搶奪與戰爭接踵而來——采用我們中國先圣的說法，美國先賢總結出來的是“人性本惡”，為了自己的生命與財產安全，可剝奪他人的生命與財產。

在這種失去“共同權力”后的新社會里，人們不再關注是與否，正義與邪惡變得模糊不清，活下來的理由只是：個人要爭奪更多的資源、爭奪更多的自由。同時十分害怕他人會侵蝕自己的自由，暴力泛濫……

在人性本惡的基本邏輯推演下，當社會失去“共同權力”后，過于“自由”的人類結局只能是相互毀滅——美國導演拍出來的喪尸電影或類似題材的影視作品，都是絕大多數人死亡，幸存者無幾。

當然，也可以出現一種暫時性的妥協，那就是：每個人都讓出自己的部分權力，再次構建一個新的共同權力。并讓新構建的共同權力來威懾、打擊那些試圖“無限捍衛自身自由而妨礙他人自由的個體或小團隊”。

漢密爾頓等人認為：在脫離英國統治，而美國聯邦政府還未正式建立起來的那段時間，就是美國人暫時“失去共同權力的真空期”——13個州之間經常因為小事而發生齟齬，甚至是沖突。

當時的13個州，猶如末世電影中的各個幫派，他們由于失去“共同權力”的威懾后，彼此互不謙讓，戰爭隨時可能降臨。為了防止各州之間過度爭斗導致的國家危機，聯邦黨人希望建立一個具有足夠權威的全國統一政府來協調。

從而防止各州之間因為利益或“自由泛濫權力”的爭奪而引起的戰爭——聯邦黨人直接將“州”比喻成“人”。沒有更高權力的威懾，下一級的權力共同體也將失控，這主要呈現在《文集》第6—10篇中。

將格局變得更高，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因為沒有最高等級的“共同權力”的威懾，國家間也總是走向戰爭的——小國通常都是被欺凌的。為了避免美國被欺凌，聯邦黨人就強調：建構全國政府的必要性。

他們是這樣說是，倘若其他國家發現：我們要么是缺乏一個強力的政府（各州自己做主），要么是分裂為三四個獨立的、并不和睦的共和國或邦聯，那美國在他們眼里就是一個可被欺負的丑角。

從州與自然人的角度來看，州是共同權力。失去了州的威懾，自然人會引發戰爭；從聯邦與州的角度看，失去了聯邦政府的威懾，各個州之間為了利益或其他的制度，也必然會引發戰爭。

從全球與各國之間的角度來看，正是因為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更高等級的、具有強威懾能力的共同權力”的制約，從而必然形成不安全的、混亂的、戰爭經常爆發的最終損壞自然人的世界。

這與美國社會的“斬殺線”有何關系呢？

咱們中國是“自上而下”構建的社會，新朝代都是在剪除舊實力基礎上，自上而下分配權力的，中央高度集權。而美國卻是自然人讓渡自己的權力，構建州政府；州政府再讓渡權力，構建聯邦政府。

換言之，美國社會制度是“自下而上”構建的，并且是建立在“人性本惡”理念上達成的“有限責任政府”——在“自然人”、“州”和“國家”之間有一種難以準確把握的微妙區別與平衡。

《文集》指出：只要各州仍保持組織上的獨立，只要憲法上和地方行政上均需要州政府的存在，則聯邦即便具有使各州完全服從的普遍權威，它在理論上和事實上也都只是各州的組合——能力有限，責任有限。

責任有限的代名詞就是“推卸責任”，很多時期不屬于我管轄——美國憲法本質是一份成立“美利堅合眾國有限責任公司”的章程。這份章程的核心條款就是如何詳細地明確規定了政府的“責任是有限的”。

在聯邦黨人的設計中，這個“公司”的主要業務范圍被嚴格限定在：對外防御、維持州際和平、保障商業暢通等有限的“全國性事務”——公民，每個自然人作為“股東”，所獲得的保障也僅限于此。

這種“有限責任”最鮮明的體現，在于美國是唯一沒有建立全民醫療保障的發達工業國——醫療被視為個人與市場之間的契約，而非公民與國家（包括地方州政府）之間的權利。

當一位密歇根州的汽車工人被診斷出癌癥，他面臨的不僅是疾病，更是一套精密計算的財務“斬殺”系統：雇主保險的自付上限、網絡內外的醫生價差、失去工作后保險的即刻中斷等都是個人承擔。

而各級政府在此事上的權力與責任劃分，完美演繹了“有限責任公司”的推諉藝術：聯邦政府說醫療補助是州的事務；州政府說他的收入略高于補助線；縣政府表示只能提供臨時庇護所的地址……

三級政府都在自己的“有限責任、有限權力”范圍內行事，沒有一級需要對一個人的生存崩潰負總責。這正是美國憲法設計的精妙之處——通過權力的拆解，實現了責任的稀釋。

信用評分系統是這場“責任有限”煉金術的杰作

一個簡單的三位數，將個人一生復雜的社會經濟狀況簡化為“風險等級”。一旦跌破520分這條隱形紅線，懲罰不是線性的，而是斷崖式的：

優質住房的大門砰然關閉，只能轉向租金更高、條件更差的住房；銀行貸款渠道基本中斷，只能求助于年化利率超過400%的“發薪日貸款”；甚至就業機會也大幅縮減，因為越來越多的雇主將低信用分視為“不可靠”的標志。

這套系統的殘酷理性在于，它不直接宣稱某人不配擁有住房或信貸，而是通過算法和市場化機制，讓這些人“自然”地被淘汰出局。

2017年美聯儲的報告揭示，約40%的美國成年人無法應對400美元的緊急支出。這意味著一場疾病、一次車禍甚至家電損壞，都可能成為壓垮財務的最后一根稻草，觸發信用評分下滑、租金支付困難、最終無家可歸的連鎖反應。

呵呵，從這個角度而言，無論是斬殺線，還是零元購都正是聯邦黨人留下的制度遺產。在政治層面，人民通過憲法與政府締約，讓渡部分權利以換取安全和自由；但在社會經濟層面，每個人都被假定為自給自足、自負全責的獨立經營者。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敏銳地觀察到這種割裂：美國人一方面以愛國熱情自豪，另一方面又以極端的個人主義處理私人事務——這種割裂在今天的“斬殺線”現象中達到了極致。

一個在選舉中行使主權的公民，可能在幾個月后因為醫療債務失去住房，而當他向自己投票建立的政府求助時，會發現這個政府對自己的經濟生存沒有任何契約義務。

這種制度設計的本質是將經濟風險完全私人化——哈佛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無家可歸經歷會給個人的長期收入能力帶來約50%的“疤痕效應”，即使重新獲得住房，這種影響仍會持續多年。

系統通過這樣的機制，將一次意外的打擊轉化為永久性的階層墜落，而整個過程都在法律和市場規則下“合規”運行——畢竟自然人只是讓渡了部分權力嘛，責任有限的政府僅負責有限的義務。

因此，斬殺線并非美國制度的意外失靈，而是基于“人性本惡”與“有限責任”核心邏輯運行的必然終點——它以信用評分、市場規則等“中立”技術為刀，執行著社會層面的自然選擇，將個體的不幸精密地轉化為結構性淘汰。

這套誕生于18世紀、旨在防范政治暴政的精密機器，在21世紀卻默許了一場靜默的社會經濟“自然狀態”——它精于限制“權力之惡”，卻縱容“市場之惡”；它用憲法防止多數人剝奪少數人的財富，卻用市場機制允許少數資本剝奪多數人的生存安全。

當“利維坦”巨獸只對外咆哮而對內沉默時，每個公民都可能在一次意外后發現自己從未走出霍布斯筆下那個“孤獨、貧困、卑污、殘忍而短壽”的自然狀態。這既是美國制度的本源悖論，也是其無法自愈的頑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