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行與思｜基于美國的當代文化景觀與“后記憶”構筑

研究記憶者，仿佛總在與記憶展開一場永不停歇的賽跑。工作余時，我碌行不休，思考如何將復雜的國家歷史轉化為大眾可接受的敘事，并探討這種文化景觀背后的社會心理與意識動因。歷史并非已然逝去的過往，而是當下對往昔的深刻解讀。去年從德國“克服歷史”的二戰記憶與負遺產的田野跋涉歸來，2026年是美國獨立250周年，我提前步入“再造歷史”的紐約、費城、華盛頓與波士頓近距離觀察，美國借助當代流行文化的“軟性”重塑，既緩解了歷史創傷引發的集體焦慮，又鞏固了國家認同在當代的延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后記憶政治”（post-memory politics）。

費城華人街

二戰結束后，美國憑借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先進的大眾傳媒技術，通過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等文化產品的全球傳播，以及政府的文化外交和援助計劃，成功地將美國文化傳播至世界各地，成為全球文化輸出的中心。好萊塢電影、流行音樂、互聯網產品等成為美國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不僅塑造了全球流行文化，還持續重構著自身的國家敘事。例如，自20世紀40年代起，好萊塢電影便在全球廣泛傳播，其塑造的美國式英雄形象、浪漫愛情故事與美國式自由民主價值觀，對全球觀眾產生了一定影響。好萊塢不僅通過先進的制作技術和管理營銷手段取得成功，還積極吸收世界優秀文化，如利用外國演員、導演和題材來征服外國觀眾。好萊塢電影的全球影響力不僅體現在其商業成功上，如在北美地區和全球的高額票房收入，還體現在其傳播美國核心價值觀的能力上，例如自由、民主、平等觀念。美國的流行音樂，如爵士樂、搖滾樂，也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吸引著各國年輕人。然而，這種敘事始終蘊含著歷史的內在張力：一面是以“自由、民主、機遇”為核心的建國神話，另一面則是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種族沖突、“9·11”等歷史負遺產所引發的集體創傷。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文化政策轉向、政治分化加劇、全球地位變化等背景下，美國社會正借助各類流行文化實踐“再造歷史”，構筑起一種“柔軟”的認同載體，把復雜、矛盾乃至陰暗的歷史片段，轉化為極具感染力的當代敘事，進而構建代際傳遞的“后記憶”——后代對未曾親歷歷史的間接承接與創造性轉化，這亦是一種對國家歷史敘事的集體焦慮與再造沖動。美國通過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將歷史負遺產轉化為強化國家認同的工具。例如，通過立法保護歷史古跡，如《國家歷史文物保護法》，以及通過稅收優惠政策鼓勵私人和企業保護歷史遺址，美國確保了對文化遺產的有效保護。此外，通過教育和宣傳活動提高公眾對文化遺產的認識和尊重，形成了良好的社會氛圍，進一步強化了國家認同感。這種“再造歷史”的過程又如何反映并塑造了美國社會的集體心理與政治愿景？

從美國國會大廈頂端的巨幅壁畫《天堂中的華盛頓》到費城“獨立鐘”上的現實裂痕，美國一直將國家認同建立在以《獨立宣言》和憲法為核心的“建國神話”之上，強調自由、平等與個人奮斗。然而，這一神話掩蓋了美國歷史中奴隸制、原住民滅絕和種族隔離等殘酷現實，這些歷史真相與建國神話形成了鮮明的對立。這種斷裂在當代同樣體現在美國歷史教科書爭議、紀念碑拆除運動（如南方邦聯雕像的拆除）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對歷史不公的持續追問中。歷史“負遺產”不僅是往昔的傷疤，更演化為當下政治身份角逐的焦點，保守主義政治家試圖借回歸“建國精神”或“傳統價值”重塑歷史連續性，其敘事核心始終圍繞“美國道路”的獨特性與優越性，即便揭示創傷，也終歸于“自我修正能力”。歷史負遺產被轉化為國家發展進程中的“陣痛”，進而推動國家神話的延續，而非被視為根本性缺陷。這種歷史重構通過全球文化輸出（如好萊塢電影、流媒體平臺）得以傳播，在當代社會的重新語境化過程中，映照出“后記憶”的創造性特質——歷史文本不再被奉為神圣不可變的遺產，而是可被靈活解讀、甚至戲謔的活態資源，進而淪為鞏固美國價值話語權的工具。

費城“獨立鐘”

在美國的歷史記憶中，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貌。朝鮮戰爭常被稱為“被遺忘的戰爭”，而越南戰爭則被視作“一代人的創傷”，反映了美國社會對這兩場同樣未能取得勝利的戰爭認知的復雜性。朝鮮戰爭，一場在冷戰背景下爆發的沖突，其歷史敘事往往被個人英勇行為所掩蓋，而忽視了戰爭的深層根源和長遠影響。盡管戰爭在國際社會中引起了廣泛關注，但其復雜的歷史淵源和地緣政治因素，以及戰爭對朝鮮半島、美國、中國等國家命運的深遠影響，往往在公共記憶中被淡化，導致這場戰爭在一定程度上被遺忘。這種記憶分化，凸顯了美國在處理軍事失敗與道德爭議時的策略性回避。越南戰爭亦被刻畫為“道德的泥潭”與“一代人的創傷”，電影如《現代啟示錄》（1979）與《我們曾是戰士》（2002），從反思戰爭荒謬性轉向頌揚士兵犧牲精神，將政治爭議轉化為對個體的悲憫，進而弱化戰爭責任；而1982年設立的越戰紀念碑，通過抽象設計淡化政治爭議，聚焦士兵個體哀悼，旨在治愈國家。然而，自“9·11”事件后，恐怖襲擊與反恐戰爭成為新一代創傷核心，“9·11”國家紀念博物館的“歸零地”，展現了創傷記憶向后記憶的轉化，通過“重生敘事”強調國家韌性，避免深入反思外交政策根源。相關電影如《93航班》（2006）與《特別響，非常近》（2011），以個體故事取代宏觀分析，突出“團結與重生”，將國家創傷轉化為集體韌性象征，進一步復雜化美國歷史記憶圖譜。這些作品共同展現了美國文化對歷史負遺產的“安全化處理”，即通過個體敘事、情感共鳴和道德模糊化，將復雜歷史轉化為易于傳播與接受的“記憶產品”，這種處理方式揭示了美國在平衡歷史批判與國家認同之間的微妙權衡。

9·11國家紀念博物館前

自2015年首演以來，林-曼努爾·米蘭達創作的音樂劇《漢密爾頓》迅速成為全球文化現象。十年間，它不僅在百老匯舞臺上持續受到熱烈歡迎，而且其影響力依然強勁不息。該劇巧妙融合嘻哈音樂、多元種族選角和現代語言，生動重述美國建國史，劇中托馬斯·杰斐遜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的激烈說唱對決，將政治辯論轉化為戲劇沖突，點燃年輕觀眾對歷史的情感共鳴。憑借這種對歷史進行情感化處理、淡化政治元素以及實現教育功能轉型的方式，美國開國元勛漢密爾頓被成功塑造成移民奮斗的光輝象征。該劇的成功，不僅在于藝術創新，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可接受的歷史再造”——全劇緊緊聚焦漢密爾頓的個人掙扎與野心，以“外來者”憑借奮斗走向成功的故事，如靈動的音符般巧妙呼應當代美國移民政治，巧妙地緩和了奴隸制和原住民問題那尖銳的歷史鋒芒，將建國史精煉為個人奮斗的壯麗史詩，完美契合美國主流價值觀的敘事邏輯。同時，該劇創新性地以非白人演員扮演建國先賢，以“色彩盲選角”（color-blind casting）象征種族包容，實現了對建國神話的“色彩重置”。《漢密爾頓》不僅在藝術上大放異彩，更被音樂類高校用于英語教學，成為教育的有力補充，幫助青少年以新穎的方式學習歷史，塑造他們對歷史的認知。但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該劇有意淡化美國建國歷程中的暴力沖突、經濟矛盾與奴隸制問題，將“建國神話”包裝成跨時代的精神遺產。

百老匯音樂劇《漢密爾頓》

《漢密爾頓》中扮演美國開國元勛的亞裔演員與作者的合影

借助文本、影像、儀式和數字媒介叩響歷史脈搏，以契合當代需求的方式重新詮釋往昔，將時代關切融入歷史認知，不僅革新了記憶的保存與傳播模式，更重塑了人與歷史的深度聯結。然而，文化盛景之下潛藏著深刻的歷史隱憂——當國族神話與集體創傷并存時，流行文化充當著調和矛盾的“安全閥”，年輕世代缺乏歷史親歷，文化產品成為構建“后記憶”的核心載體。與此同時，創傷的商業化運作以及災難記憶的商品化轉變，更是屢遭倫理質疑。未來美國歷史記憶的塑造，取決于其能否在文化敘事與社會正義之間找到平衡，是延續“柔性再造歷史”以緩解集體焦慮，還是直面負遺產的沉重真相，推動具有批判性的記憶實踐。真正的歷史記憶不應局限于文化景觀的表象繁榮，而要穿透“負遺產”的結構性根源。若美國僅依靠流行文化“再造歷史”，卻未推動實質性的歷史反思與政策修復，比如調整外交策略和落實種族賠償，這般“后記憶”大廈終將暴露其脆弱本質。記憶非對往昔的復刻，實為對未來的投資。美國如何正視其歷史記憶與歷史創傷，將最終決定其在國家命運軌跡及全球文化版圖中的定位。

（作者陶賦雯，上海師范大學影視傳媒學院副研究員、武漢大學媒體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數字時代的跨文化記憶與認同研究”、上海師范大學青年跨學科創新團隊培育項目“新文科背景下‘影像史學’研究與實踐新探”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