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制造業“內卷式”現象是如何形成的？

制造業“內卷式”競爭是一種復雜的經濟現象。已有的大量研究關注到企業間過度競爭對資源的無效消耗，關注到供需失衡和產業鏈重整，關注到中國制造業面臨著“創新驅動-效率提升”與“資源錯配-內卷加劇”的雙重壓力，但對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現象的形成機制還缺少一個全面的理論解釋框架，特別是缺少將宏觀供需失衡、中觀產業鏈重構與微觀企業規模數量變化等各個層面的市場結構變化有機整合的綜合理論框架。

本文基于產業組織理論中經典的SCP模型——結構（structure）- 行為（conduct）- 績效（performance），分析了內需與外需影響下的宏觀市場結構變化、平臺發展與產業鏈重整帶來的中觀市場結構變化、企業規模和數量變化帶來的微觀市場結構變化，系統探討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現象的形成機制，并進一步提出相應的綜合治理建議。

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的內涵與表現

“內卷”是規模報酬遞減的過程，“內卷化”對于發展的作用甚微。而且，“內卷”現象與市場結構密切相關，往往受到市場競爭格局、資源配置方式、產品可替代性等因素的共同影響。

基于“內卷”的定義與內涵，若將其延伸至產業經濟學領域，可以用“內卷式”競爭來描述供給側持續擴張而需求側響應相對滯后的結構性失衡背景下的企業決策行為。這類行為并非基于增量市場的擴張策略，而是源于存量市場壓力下的非理性競爭加劇。

當面對高度不確定的市場環境與日益緊張的資源配置時，企業普遍傾向于采用“紅海戰略”，通過壓低成本、快速模仿等方式搶奪有限的市場份額，進而形成“內卷式”競爭現象，通常表現為一種“資源有限—過度競爭—效率低下”的循環狀態。

中國當前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現象主要表現在企業間橫向的“價格內卷”和產業鏈縱向的“鏈條內卷”兩個維度。

“價格內卷”是指同行業企業在缺乏核心技術和品牌差異化優勢的背景下，為維持市場競爭地位而采取持續壓低價格的策略，導致行業陷入惡性價格戰。這類橫向競爭行為并未基于價值提升或產品創新，而是通過犧牲利潤空間進行短期博弈，反映出市場結構中低端同質化競爭的加劇。

“鏈條內卷”是指在產業鏈內部，處于主導地位的平臺型企業、頭部企業或鏈主企業（以下簡稱“主導企業”）利用其壟斷勢能壓低上下游企業供應價格、扭曲正常供求價格機制。通過非理性競爭手段，尤其是以“壓成本、壓工期、壓服務”為代表的壓價方式，不斷將成本和利潤壓力向鏈條上下游傳導，進而擠壓處于競爭劣勢企業的生存空間。這類行為旨在維持主導企業利潤，但往往削弱了產業鏈內部的協同關系，甚至引發渠道控制、數據壟斷等不正當競爭現象。

中國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的另一表現是產能過剩。

實際上，產能利用率不僅能反映行業供需狀況，還可以作為衡量“價格內卷”程度的重要指標。中國制造企業有可能在需求不足的情況下仍持續擴產、更新設備、搶訂單，以致產能持續過剩、單位產出效益下降。

“內卷式”競爭導致的利潤下降，比較突出地表現在一般傳統制造業中。由于發展歷史較長、技術成熟、市場進入門檻較低等因素，傳統制造行業競爭日益激烈，產業利潤率和附加值偏低。有研究認為，當前中國制造業“內卷式”惡性競爭現象主要發生在一般制造業領域，部分企業陷入產能擴張、產品同質化、創新焦慮三重困境。

企業在缺乏技術和品牌支撐的情況下，普遍通過低價競爭爭奪市場份額，陷入資源內耗的循環之中。從營業成本與營業利潤的比值來看，近年來，多個傳統制造行業的盈利能力持續承壓，反映出“價格內卷”與“鏈條內卷”雙重壓力下的利潤壓縮效應。

“內卷式”競爭問題也逐漸表現在部分戰略性新興產業中。近年來，在地方政府發展規劃和產業扶持政策的推動下，各地紛紛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但由于缺乏因地制宜的戰略思考，疊加體制機制束縛，區域間產業趨同、產能重復、資源浪費等問題日益突出，同質化競爭風險顯著上升。

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的形成機制

產業組織理論中的SCP模型為理解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現象及其成因提供了系統的理論基礎。在此分析框架下，企業的競爭行為選擇受到市場結構變化的影響，而競爭行為與企業績效之間又存在內在關聯和互動機制。也就是說，企業之所以選擇“內卷式”競爭，關鍵是市場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企業為適應市場結構變化而不得不選擇低價競爭策略。一般而言，市場結構主要反映企業間的關系格局，包括企業數量、規模、分布、市場集中度、供求關系、競爭關系以及企業自身技術創新能力和市場適應能力。

1、“雙循環”背景下內外需結構變化

中國制造業的結構演化深受國際市場變化、供需關系變化、國家發展戰略轉型的影響。從產業結構變遷的軌跡來看，1949—1978年，中國以重工業為主導，著重構建基礎工業體系；1979—2000年則為輕工業“糾偏”階段，以提高居民消費品供給為重點，逐步改善民生。

自2001年入世以來，中國制造業快速融入全球市場，其在全球制造業產出中的份額由2004年的8.64%持續攀升至2022年的30%左右，并于2009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全球制造業產出的最大貢獻國。相比之下，美國制造業份額自200年達到28%的峰值后持續下滑。這一趨勢表明，中國制造業在結構調整和全球整合的過程中實現了規模的持續擴張，顯著改變了全球制造業的力量格局。

中國制造業雖保持了巨大產能，但作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制造業出口增速總體上呈現下降趨勢。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累計同比增速總體上呈現波動下降趨勢。

當前，中國制造業正處于由外需主導向內需主導轉型的關鍵階段。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出現深刻變化，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級，依賴國際大循環的出口導向型制造業發展戰略已難以適應新的環境要求。為應對這一變局，中國亟須推動制造業從“出口和投資驅動”模式向“內需和創新驅動”模式轉變。其中，創新驅動下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核心機制在于對國內需求結構升級的有效響應。

從整體來看，中國制造業的內外需結構轉換，面臨外需減弱而內需承接能力不足的問題。這會導致企業陷入依賴價格戰維持市場份額、壓縮利潤空間的“內卷式”競爭，進一步抑制技術升級與品牌發展。

2、平臺主導型產業鏈重構的影響

在平臺算法主導的資源配置機制作用下，制造業的市場結構正經歷深刻變革，具備競爭優勢的企業日益成為產業鏈中的關鍵樞紐。這些企業積極利用產業互聯網平臺、智能制造生態系統等，將平臺企業作為數據要素價值釋放的關鍵主體，進一步挖掘其在“實數融合發展”及大模型研發過程中的數據資產價值，將“加速周轉”效應與“價值提取”效應共同作用于制造企業利潤率，從而在價值鏈中攫取更高比例的利潤份額。

一方面，平臺算法通過對用戶行為、區域需求、供應能力等多維數據的智能化處理，實現動態定價與彈性供需調節，改變了傳統制造企業基于長期合同或市場均衡形成的定價方式。另一方面，平臺算法對消費者注意力和購買決策的干預，反過來影響了制造企業的生產行為。

由此可見，通過對供給端和消費端的雙向影響，主導企業以技術、數據和流量為核心資源，重塑價格形成機制和供需匹配邏輯，不斷鞏固其在產業鏈中資源配置和價值分配的主導地位。這種以平臺為中心的產業鏈重構，不僅打破了傳統企業間基于市場規則進行橫向競爭和縱向合作的邊界，而且改變了價值創造和分配機制，使得主導企業更容易通過規模效應擴大市場份額，增強其對產業資源的整合和配置能力。

與此同時，處于平臺邊緣地帶的中小制造企業，在新型產業鏈條中逐漸喪失了對市場節奏和產品策略的主導權，被迫在這些既定規則下展開競爭，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的風險。

平臺算法主導下的產業鏈重構不僅改變了行業既有的定價機制和產品供需邏輯，還改變了傳統企業之間以產品和成本為核心的競爭邏輯，更深刻影響了制造企業的行為選擇和組織模式。

3、不同規模企業數量變化的影響

在市場競爭中，制造企業利潤空間受以下五種力量的制約：新進入者威脅、替代品威脅、供應商議價能力、客戶議價能力以及現有競爭者之間的博弈。

中小企業在供需鏈條中議價能力較弱，面臨上游原材料價格波動和下游渠道壓價的雙重擠壓；而同行之間則通過壓低價格、加快交付等方式爭奪市場，導致同質化競爭愈演愈烈。這種高度依賴低成本博弈的企業行為，本質上加劇了制造業內部分化和資源錯配，從而導致行業整體“做大但做不強”。

總體而言，大中小型企業處于不同的競爭生態位。大型企業因技術、資本和平臺優勢更易受益，而中小型企業尤其是小型企業則深陷價格戰與低附加值競爭的困境。由于設備和技術改進的投資分布不均，疊加平臺主導型市場結構，中小型企業的生存壓力不僅源于其規模劣勢，更來自其在市場結構中的附屬和邊緣地位。

當前，數字化轉型并未帶來全面均衡的發展機會，與擁有資源、技術和數據優勢的大企業相比，大量中小型企業缺乏足夠的資本投入能力、數字基礎設施及技術積累，難以有效跟進技術更新和模式革新，在轉型升級的過程中仍面臨諸多現實困境。

此外，在政策資源配置層面，地方政府在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往往傾向于吸引大型企業的投資，支持具備規模效應和財政貢獻的大型企業，容易忽視中小型企業在創新鏈條補位、就業吸納和區域均衡發展中的關鍵作用。這一政策偏向進一步強化了大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使其通過補貼、信用資源和規模優勢主導產業規則設定，并壓縮上下游利潤空間，形成“強者恒強”的競爭格局。

綜合治理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的政策建議

基于SCP模型，以上從宏觀內外需結構、中觀產業鏈重構到微觀企業規模變化三個層面，系統梳理了中國制造業“內卷式”競爭現象及其形成機制。

研究發現，一方面，中國制造業“價格內卷”根源于市場結構的變化與行業發展路徑依賴，在內外需結構變化、技術壁壘薄弱、小企業數量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企業普遍依賴低價競爭維系市場地位，形成“低價競爭-利潤低下”的“內卷式”競爭現象，壓縮了整體利潤空間和創新能力；另一方面，平臺企業的興起以及頭部企業利用其壟斷勢能，扭曲了定價機制，加劇了制造業的“鏈條內卷”，表現為成本壓力向鏈上企業傳導、價值分配向平臺企業和頭部企業集中，打破了原有的產業鏈協同機制，導致中小企業生存困境、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及整體產業鏈附加值的弱化。

總之，“內卷式”競爭現象映射出制造業面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短期無法適應由技術和制度變革引起的市場結構性變化，造成企業競爭行為無法實現“價格導向”向“價值導向”的轉變，平臺主導下的企業生態系統雖提升了部分效率，卻帶來了資源分配極化與“大而不強”的系統性風險。

基于上述“內卷式”競爭的機制分析，筆者就綜合治理制造業“內卷式”競爭，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完善技術創新機制，引導企業行為向價值創造轉變。

與“內卷”真正對立的是“創新”，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和推動高質量發展是新質生產力系統性功能的體現，完善技術創新機制、推進制造業創新升級是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路徑。這要求必須強化產業補貼的技術創新導向，限制針對產能擴張的補貼，激勵企業在標準制定、技術原創、品牌輸出等方面積極作為。

引導企業突破低端產能擴張的路徑依賴，推動企業從“價格內卷”轉向培育品牌價值、服務體驗、技術迭代的競爭新優勢，實現由數量擴張向質量躍升的根本性轉變。

第二，優化產業鏈創新協同機制，構建互利共贏的生態結構。

出臺并完善產業鏈創新政策，引導產業鏈上企業向技術創新和產品升級方向發展，進一步遏制“鏈條內卷”，實現從個體創新向鏈式創新的躍升。

著力推動產業鏈上下游企業深度協同，通過聯合研發、共建共享技術平臺和開放合作機制，構建穩定高效的戰略聯盟體系，強化信息互通和資源整合，促進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全面提升制造業整體質量水平和運行效率。鼓勵大型國有企業和科研機構聚焦行業共性關鍵技術攻關，推動科研成果開放共享，通過強化技術支撐與協同機制，推動上下游企業形成協同創新生態，助力提升全產業鏈國際競爭力和核心技術自主能力。進一步完善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體制機制，構建未來產業投資增長、戰略性新興產業規范發展、傳統產業深度轉型升級的體制機制，推動產業鏈向高端延伸，拓展價值空間，以新質生產力賦能制造業轉型發展。

第三，完善市場監管體系，防范平臺壟斷勢能。

平臺企業憑借對流量、數據和算法的掌控，逐步形成較強的市場主導地位，這不僅壓縮了其他企業的生存空間，而且扭曲了市場競爭規則，加劇了資源分配不均和產業鏈內部失衡。加快建立健全平臺經濟領域的市場監管體系，通過強化反壟斷與反不正當競爭舉措，重點規范平臺企業在市場準入、價格制定、流量分配和交易條款等方面的行為，推動其在定價、推薦、搜索排序等關鍵規則上的公開化和可解釋性。

推動平臺經濟與實體制造業的良性互動和協同發展，保護中小企業的公平參與權和定價自主權，防止“算法歧視”“技術壁壘”等演化為制度性排他工具，進一步打擊“二選一”、大數據殺熟、惡意補貼、“燒錢換市場”等扭曲市場的行為，真正實現平臺“賦能”而非“主導”，形成公平、透明、可持續的市場競爭格局。

第四，全方位擴大內需，緩解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的情況。

優化內需結構、釋放消費潛力，改善當前中國制造業面臨的雙重壓力，是緩解“內卷式”競爭現象的根本路徑之一。著力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優化收入分配格局，增強居民實際消費能力，為制造業提供更加穩定和高質量的市場需求支撐。

通過提升公共服務水平和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從而擴大有效消費，推動經濟由投資拉動向消費驅動轉型。持續推進制造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推動新型要素與傳統制造體系深度鏈接，培育新的消費熱點和需求增長點，不斷釋放內需潛力，為制造業轉型升級注入持續動力。

第五，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提升要素流動與供需匹配效率。

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是優化資源配置、擴大內需、緩解同質化競爭的關鍵舉措。加強制度協調和政策銜接，著力清理妨礙統一市場運行的隱性壁壘。通過規則統一、設施聯通和監管協同等政策措施，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結構性卡點堵點，進一步提升土地、勞動力、資本等要素流動效率，推動供給與需求的有效匹配。推動統一大市場建設與產業集群協同發力，鼓勵區域間產業鏈資源整合與協同發展。完善央地協同治理機制，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區域間貿易的“小循環”，暢通釋放內需潛力的“大循環”，為制造企業創造更加穩定、透明和可預期的發展環境。

第六，強化完善行業自律機制，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

政策支持往往偏向規模大、貢獻大的企業，忽視中小企業在創新和就業中的作用。建立健全行業治理體系，支持行業協會和社會組織完善自律機制，強化標準、公約和規范建設，遏制低價傾銷、惡性競爭和不正當“挖角”等行為。將不正當競爭行為納入企業信用記錄，與政府采購、融資支持等掛鉤，建立“不能卷、不敢卷、不愿卷”的長效治理機制，引導企業向規范、可持續方向發展。

全方位構建行業發展的健康生態，提高中小企業生態位，保護中小企業各項權益，優化中小企業發展環境。著力建設企業信用和責任體系，推動“環境、社會和治理”評級標準本土化，鼓勵大型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帶頭遵守行業規范，維護公平競爭秩序，發揮示范引領作用。

作者

黃群慧

葉其楚

｜投稿 tougao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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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群慧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教授 / 葉其楚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本文整理自《讀懂

“十五五”：高質量發展新征程》

中信出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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