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娘給陌生婦人三十塊錢，兩年后，娘去世爹下放，婦人找上門

今年六月，娘安詳地走了。我們姊妹五個都守在床邊，握著她的手，陪她走完了最后一程。她臉上帶著平靜，像只是睡著了。她活了92歲，兒孫滿堂，走時無病無痛，是村里人都說的“喜喪”。可我心里知道，我生命里真正屬于母親的那部分溫暖，隨著她的離去，又空了一大塊。

她不是我的生母，卻給了我母親的溫暖。

我叫程紅英，出生在一個書香家庭。我的生母是市人民醫院的一名醫生，生父是省城一所大學的教授。如果人生有既定的軌道，我或許會沿著父母鋪就的路，安穩地長大。然而，時代的巨浪輕易就打翻了小船。

娘講過無數次她和我生母的相遇。那是1966年春，娘的大女兒，也就是我現在的大姐，得了急病，高燒不退，渾身發黃。村里赤腳醫生看了直搖頭。娘和養父抱著大姐心急火燎地趕到了市人民醫院。

診斷結果是急性肝炎，需要立刻住院治療。繳費處報出的數字，讓娘眼前一黑——他們帶來的錢，還差一大截。娘抱著昏迷的大姐，蹲在人來人往的醫院走廊角落里，急得直掉眼淚，又不敢放聲哭，怕惹人厭煩。

就在這時，我母親經過，停下了腳步。她蹲下身，輕聲問：“同志，孩子怎么了？別著急，慢慢說。”

娘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語無倫次地說了情況。母親仔細檢查了一下大姐的狀況，眉頭微蹙，對娘說：“這病耽擱不得，得馬上用藥。錢的事，你先別急。” 她站起身，對旁邊的護士交代了幾句，然后對娘說：“你在這兒等著，我回家一趟。”

大概半個多小時后，母親回來了，把一個用手帕包著的小布包塞進娘手里：“這里是三十塊錢，你先拿去交押金，給孩子治病要緊。”

三十塊錢！在那個年月，對于農民家庭，是一筆巨款，是娘和爹起早貪黑干一年也未必能攢下的數目。娘愣住了，攥著那還帶著體溫的布包，眼淚撲簌簌往下掉，就要給母親跪下：“大夫……這……這怎么使得……我們素不相識……”

母親趕緊扶住她，語氣溫和：“快別這樣，救人要緊。錢是身外物，孩子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快去辦手續吧。”

大姐最終撿回了一條命。出院那天，娘千恩萬謝，執意問清了母親的姓名和住址，紅著眼圈說：“林大夫（我生母姓林），這錢我一定還！您是我們的恩人！”

生母微笑著搖搖頭：“不用總惦記著，把日子過好，把孩子帶好，比什么都強。”

娘把這份恩情和地址，深深地刻在了心里。

誰也想不到，僅僅兩年后，風云突變。196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一群帶著紅袖章的人沖進了我們家，打砸聲、斥罵聲、玻璃碎裂聲混雜在一起。那些我熟悉的書籍、父親的講義、母親的照片、家里的鋼琴……全成了“罪證”。生母試圖阻攔他們毀壞一個裝有她醫學資料的箱子，被粗暴地推倒在地，后腦重重磕在冰冷的磚石地面上，當場血流如注。那些人揚長而去，留下滿屋狼藉和昏迷不醒的母親。

母親沒能再醒過來，幾天后，在冰冷和恐懼中去世了。父親很快也被帶走，不知去向，后來才知道被“下放”到了遙遠的邊疆農場。一夜之間，我從一個備受呵護的小女孩，變成了無父無母、還要照顧兩歲弟弟的“孤兒”。那年，我六歲，弟弟程建軍兩歲。

爺爺奶奶早已過世，唯一的舅舅自身難保，也被卷入了風波。其他親戚朋友，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生怕惹禍上身，對我們姐弟避之唯恐不及。我和弟弟靠著好心的鄰居地接濟，才勉強活了下來。

就在我們最絕望的時候，家門被敲響了。我膽戰心驚地打開一條縫，門外站著一個陌生的農村婦女，風塵仆仆，面容黝黑但眼神清亮。她手里提著一個舊布包袱。

“請問……這里是林大夫家嗎？”她小心翼翼地問。

我點點頭，又警惕地看著她。

她看到我們姐弟的樣子，眼睛一下子瞪大了，聲音顫抖：“林大夫呢？這是怎么了……”

當從鄰居斷斷續續的講述中得知發生的一切后，這個陌生的女人——我的養母，當場就哭了。她摟住我和弟弟，把我們臟兮兮的小臉貼在她溫暖的臉上，哭著說：“造孽啊……那么好的人……留下這兩個可憐的娃……”

她沒有絲毫猶豫，抹干眼淚，對我和弟弟說：“孩子，別怕。跟我走。以后，我就是你們的娘。”

周圍有人悄悄勸她：“這可是右派家的孩子！沾上要倒霉的！”

養母抬起頭，眼神異常堅定，聲音不大，卻字字清晰：“啥右派左派，俺一個鄉下婦女不懂！俺只知道，林大夫是好人，是俺閨女的救命恩人！她的娃落難了，俺不能看著不管！天大的事，俺扛著！孩子俺帶走了！”

就這樣，在那個寒冷的冬日，養母一手牽著我，背上背著還在抽噎的弟弟，另一只手提著我們少得可憐的行李，離開了那個冰冷的“家”，走向了三十里外那個我從未去過的山村。

一路上，她不停地對我們說：“以后，你們就是我的崽，我就是你們的娘。咱家窮，但有一口吃的，就餓不著你們。”

到了家，我才知道，養母自己有三個孩子：八歲的大姐秀云，五歲的三弟鐵柱，還有剛滿一歲、還在吃奶的小弟石頭。加上我和弟弟，一下子變成了五個孩子。養母安排我排老二，弟弟排老四。

那時農村是生產隊，口糧按人頭分，多兩張嘴，分到的糧食根本不夠吃。養父是個沉默寡言的老實漢子，對我們的到來，他沒有多說什么，只是默默地扛起了更多的活，多掙些工分。飯桌上，是玉米糊糊，配上野菜團子。養母總是把糊糊里為數不多的幾粒米撈給我們孩子，她自己常常只喝那清湯。為了讓我們能多吃一口，她天不亮就進山，挖野菜，撿蘑菇，有時甚至冒險去摘些能吃的野果。有一次她為了采崖邊的一叢野山棗，差點摔下去，回來時膝蓋磕得血肉模糊，卻把兜里僅存的幾顆完好的棗子塞給我和弟弟。

最難的時候，村里也有人嚼舌根，說養母“撿了兩個拖油瓶”，“自找苦吃”。養母聽見了，從不爭辯，只是更緊地護著我們。晚上，她會在油燈下，一邊補著破衣服，一邊對我們說：“紅英，建軍，你們要記住，你們親娘親爹，是讀書人，是好人。你們也得讀書，識字，將來做個明理的人。” 她沒上過幾天學，卻固執地認為，讀書是天底下頂要緊的事。她求了村里的老師，又省吃儉用，硬是讓我們姐弟都上了村里的學堂。

日子在清貧與溫暖交織中緩緩流淌。養母用她最質樸的善良和堅韌，為我們姐弟撐起了一片遮風避雨的天空，也把大姐、三弟、小弟，和我們真正擰成了一家人。我們一同分享一個烤紅薯的香甜，一同在夏夜數星星，一同在困苦中相扶相依。那聲“娘”，我叫得越來越自然，越來越發自肺腑。

1979年，春天真正到來的時候，父親平反了，從邊疆回來了。他來接我們。養母拉著我和弟弟的手，仔細地給我們整理衣服，眼淚在眼眶里打轉，卻笑著說：“回去吧，回到你爹身邊去。他才是你們的根。好好孝順他，好好過日子。” 她把我們送到村口，看著我們上車，身影在塵土中越來越小，卻始終沒有轉身離開。

回到城里，父親對我們姐弟滿懷愧疚，對養母更是感激涕零。他常常對我們說：“紅英，建軍，你們這輩子，不能忘了你們的養娘。她是在我們全家掉進冰窟窿的時候，伸出手，把你們拉上來的人。這份恩情，比山重。”

我們當然不會忘。工作后，我和弟弟隔三差五就往村里跑。父親也利用他恢復工作后的一些關系和能力，盡力回報：他托人給高中畢業的三弟和小弟在縣里安排了工作；又想辦法把心靈手巧的大姐，介紹進了效益不錯的縣制衣廠。養母家的日子，一天天好起來。

我們五個沒有血緣關系的孩子，在歲月的發酵下，情誼比許多親兄弟姐妹還要深厚。誰家有事，一個電話，其他人立刻趕到。逢年過節，必定要聚在養母身邊，小小的院子里擠得滿滿當當，笑聲能傳出老遠。

如今，娘走了。送葬的隊伍很長，我們五個“子女”和各自的家人，披麻戴孝，哭成一片。村里的老人們都說，娘這輩子，值了，養了這么多孝順孩子。

是的，娘這一生，始于貧瘠的黃土，卻用一次偶然的善意，結下了最深厚的緣分；用她農家婦女最本能的善良和不顧一切的擔當，改寫了兩個孤苦孩子的命運，也為自己贏得了毫無血緣卻勝似親生的兒女滿堂。

她不懂什么高深的大道理，她只認一個最樸素的理：人要知道感恩，要善良，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正是這份植根于泥土的、最原始的善良與信義，讓她在那個黑白顛倒、人人自危的年代，敢于伸出溫暖的手，接納了兩個“麻煩”，也讓她收獲了人世間最珍貴的情感回報。

我的生母給了我生命和文明的啟蒙，而我的養母，用她的脊梁和胸懷，給了我活下去的勇氣、做人的根基，和一個風雨飄搖后依然溫暖堅實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