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澤東回鄉，看到父母墳頭草叢有小洞，立刻做了一個動作

1959年6月24日傍晚，長沙火車站的站臺被夏日熱浪包裹，執勤的鐵路民警忽然發現站臺盡頭那節車廂燈光熄了，原來毛澤東在車廂里批改文件。第二天清晨，他便從這里動身，沿湘潭公路一路南下。車窗外，油綠的稻田閃著波光，他不時掀簾張望，仿佛要把每一處田壟都重新認一遍。
車隊抵韶山沖是25日中午。羅瑞卿坐在副駕，只聽一聲輕嘆：“這些土坡，還是二十年代那副模樣。”同行警衛習慣記錄，卻不敢在此時開口。毛澤東離開故里已經32年，那年春天他從山坳里走出，投身長沙學運；32年的風云，使眼前的山嶺不僅是家鄉，也是一個時代的起點。

下車之后，他并未立即回舊居，而是從巷口折進矮墻間的小道，走到一棵老樟樹下。十多位鄉親聞訊趕來，卻不敢靠得太近。毛澤東揮了揮手，說了句：“都是父老，不必拘束。”鄉親們這才圍攏，其間一位老人哽咽道：“伢子，回來就好。”話音落下，眾人沉默，只有蟬聲在枝頭叫個不停。
隨后他才踏進那座泥磚老屋。廚房的灶臺早被整理得一塵不染，管理員毛乾吉有些緊張，忙問：“主席，看著像當年的樣子嗎？”毛澤東打量片刻，笑道：“柴圍子還是當年的柴圍子。”一句輕松的回應，讓屋里人都放了心。緊接著，他走進父母的臥室，對著墻上的遺像久久無語。陪同翻譯給羅瑞卿使了個眼色，兩人悄悄退到門外。
夜色降臨，他依舊伏案閱讀中央送來的簡報。文件摞在油燈旁，明暗閃爍。警衛不解，問他是否需要休息，他擺擺手：“明天要見父親母親，心里有事，睡不著。”語速很低，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執拗。

26日凌晨五點，他輕手輕腳推門而出，獨自往后山走。警衛發現后，不敢大聲呼喊，只得追隨。山間還有晨霧，露水打濕褲腳。抵達坡頂的祖墳時，天色剛亮。他停在墳前，伸手抹去碑角的露珠，回身看警衛：“有松枝嗎？”警衛愣了幾秒，忙折了幾枝蒼翠松針遞上。他將松枝平放在墳前，腰背陡然挺直，三鞠其躬，動作沉緩而有力。
起身時，他輕聲自語：“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這句話幾乎與山風融成一片，只有最近的警衛聽得真切。接著他挽起袖子，蹲下拔雜草。墳頭略顯松散的泥土間露出幾個細小洞口，里面隱約有螞蟻進出。他皺眉，用指尖掬土，耐心將洞堵住，又輕輕拍實。動作不急，卻極專注，仿佛此刻所有國事都被暫時擱置。
韶山公社書記站在一旁，低聲提議是否修繕墳塋。毛澤東搖頭：“添點土就好，別興大工程。父母喜歡樸素，別讓他們不自在。”一句話定了調，當地干部只得作罷。隨后，他將雙手上的泥土拍凈，站起身，順著山坡慢慢下行。下坡途中，他忽然停步，對警衛說：“記賬本的事，你們聽說過沒有？”警衛搖頭。他笑了笑，“小時候我記家里賬，算盤珠子撥得比寫字還快，可父親還是嫌我懶。”語氣里沒有怨，只帶調侃。

毛順生的嚴厲與文七妹的慈愛，交織成毛澤東少年時期復雜的家庭氛圍。村里老人記得，1909年的一個雨夜，稻谷剛收，他撐傘幫鄰家老婦搶收，自己家的稻谷被雨澆透。父親暴怒，他仍站在雨中辯解：“人家更苦，我們不幫誰幫？”有人說，這場風雨里的固執，是他后來一生堅持的雛形。
1919年冬，文七妹因淋巴膿腫醫治無效去世。當時毛澤東正在長沙組織“驅張”運動，噩耗傳來，他在師范宿舍放聲痛哭，“母親慈祥，人皆可及”八字寫在日記里，墨跡淚痕交疊。多年后，他向隨員回憶，仍止不住唏噓：“若那時有青霉素，她也許能活到解放。”話音輕，卻沉入每個人心底。

父親毛順生則以另一種方式影響了他。老毛每天雞鳴即起督子勞作，見兒子看書多便呵斥“白讀書，不頂田禾一寸”。這種沖突讓少年毛澤東迅速形成了反思權威、質疑家規的性格。有意思的是，等他成人后回望這段經歷，常說“沒有父親的嚴厲，就沒我今日的耐力”。
回到196國道旁的公社食堂時，太陽已高。毛澤東只吃素菜，吩咐不必另備。他夾了一筷南瓜角，隨口問大隊長：“今年田里畝產多少？”大隊長報出數字，他沉吟片刻，說：“別光聽報表，多看禾苗長勢。”羅瑞卿在旁記錄，字跡緊湊。食畢，他抬腕看表，笑言：“該返長沙，再遲就趕不上京里的會議。”幾小時后，這位共和國領袖再次踏上離鄉的道路。
車隊轉過最后一個山坳，韶山沖漸漸消失在后視鏡里。警衛忽然想起凌晨那幕，忍不住低聲說：“主席把螞蟻洞堵得真細致。”羅瑞卿點頭：“細節見情懷。”話音未落，前方道路鋪展開去，像是延續了父輩的老路，又像是開向更遠的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