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金不昧：從圣賢之德到公民之責

圖①：拾金不昧（據館陶發布公眾號，崔偉彬繪）

圖②：彌勒世時，珠寶滿地，路人繞過、無人去拾，表現人們對和平安樂生活的憧憬，也從側面反映了盛唐盛世的一派景象。圖中畫的是兩個路人看見華麗的寶函和珠寶回頭而不去拾。（榆林窟第25窟-北壁-路不拾遺。來源：莫高窟官方知乎機構號）

　　有人拾獲價值數十萬元的金飾后第一時間送至派出所，有人在列車上默默守護他人遺失的萬元現金直至歸還。這些發生在身邊的拾金善舉，不僅彰顯了人性的光輝，更印證著拾金不昧背后跨越時空的法治傳承與道德堅守。從街頭巷尾的民間共識到歷代法典的明文規范，拾得遺失物的處理始終交織著法律的剛性邊界與道德的柔性溫度。清代官員曹瑾審理的一樁拾金糾紛案，便生動詮釋了傳統社會“情理法”的融合之道，展現了古人的司法智慧。

　　曹瑾斷金案，情理法融合的大智慧

　　清代嘉慶、道光年間，河南解元曹瑾（又名曹謹）在福建閩縣為官時，曾于途中遇兩人因拾金起爭執。一人稱拾得白銀五十兩并原地等候失主，另一人（失主）則堅稱自己是失主，且丟失的系百兩白銀，要求拾得者一并歸還剩余五十兩白銀。雙方各執一詞，曹瑾并未簡單依據表面證據或單方陳述草率裁斷，而是敏銳察覺其中必有蹊蹺，隨即展現出高超的審問技巧。他先問失主：“汝所失銀實是百兩乎？”失主答是。曹瑾遂命雙方立字為據后對拾物者說：“渠所失系百兩，與此不符。此乃他人所失，今其人不來，汝姑取之。”對失主則說：“汝所失之百金，少頃當有人送還，可仍在此候之。”最終將五十兩白銀判給拾物者，失主無言以對，圍觀群眾都覺大快人心。此案首載于清人梁恭辰的《北東園筆錄》。

　　事實上，《大清律例》中有對拾得遺失物的處理規定，但曹瑾并未拘泥于刻板的法律條文，而是巧妙融入道德評判與人情事理的考量。他透過失主的言辭洞察其內心的貪念，既保護了拾金不昧者的善行，也間接懲戒了失主的欺詐行為。這樣的判決，根植于傳統社會重義輕利的道德土壤，體現了司法官追求實質正義的不懈努力，可謂傳統中國禮法結合、情理法相統一司法精神的生動注腳。

　　拾金不昧的“規矩”演變，從古代到現代

　　中國傳統社會的拾得遺失物處理規則，并非孤立的法律條文，而是深度嵌入儒家倫理文化框架，核心是義利之辨。《論語》有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孟子》亦言，“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這種“義為先、利為后”的價值排序，具體到法律制度中，便形成對拾金不昧的倡導與對隱匿不報的懲戒。

　　追溯歷史，我國關于拾得遺失物的法律規范早在西周時期便已初見雛形。《周禮·秋官·朝士》記載：“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這條規定既確立了“大者歸公，小者歸私”的處置原則，又設定了十日的公示認領期，體現了國家對于重要財產的管控意圖及對民間細故的靈活處理態度。

　　漢、晉時期，拾得遺失物相關規范得以延續并逐步完善。漢代大致沿襲周制，要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并遵循“大物沒入公家”“小物自畀”的規則。晉代則進一步細化，張斐在《注律表》中明確“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強調拾得遺失物須還主送官，不能據為己有。同時，晉律對隱匿遺失物拒不送官的行為依情節輕重設置了罰則，填補了早期制度的處罰空白。

　　唐代是中國古代法律發展的鼎盛時期，《唐律疏議·雜律》對拾得遺失物作出系統規定：“諸得闌遺物，滿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論；贓重者，坐贓論。私物，坐贓論減二等。”核心在于為拾得人設定五日內送交官府的法定義務，違者將受到刑罰制裁。對于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最終歸官府所有；若拾得人隱匿特殊闌遺物如官印、兵甲、儀仗等，處罰較一般私物更重。這一制度設計帶有強烈的國家干預色彩與道德強制傾向，旨在通過刑罰威懾保障道德規范的普遍推行。

　　宋元時期，民事活動愈發活躍，拾得遺失物制度隨之細化。《宋刑統·雜律》在繼承唐制的基礎上，通過令、式等形式對相關規定加以補充，確立了兩次公示的制度：拾得物需先送官府或市司、金吾衛等機構，懸掛于門外召人識認；經三十日無人認領的，需再次張貼告示于村坊門，滿一年仍無主認領的，方沒收入官并登記上報。拾得人對遺失物不享有任何權利，僅負有送官、保管義務。南宋《慶元條法事類》強調“封記籍定”，明確認領期限，同時細化遺失物的保管責任，規定官府接收遺失物后需登記造冊、妥善保管，若因保管不善導致物品損毀，需承擔相應賠償責任。元代《通制條格·雜令》“闌遺”條規定，拾得人口、頭匹等物需十日內公示認領，逾期則由官府收系；此外，元代對遺失牲畜的處理作出特別規定，要求拾得人送交官府代管，失主認領時需支付飼養費用，這一規則已隱約包含補償拾得人必要費用的思想，堪稱后世報酬請求權的萌芽。

　　明清時期，法律的實用主義傾向更加明顯，拾得遺失物制度迎來關鍵性變革。《大明律·戶律·錢債》“得遺失物”條明確規定：“凡得遺失之物，限五日內送官。官物還官，私物召人識認。于內一半給與得物人充賞，一半給還失物人。如三十日內無人識認者，全給。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贓論，私物減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給主。”這一規定不但賦予拾得人法定報酬請求權，還明確無人認領時遺失物全部歸拾得人所有。這標志著立法指導思想從義務本位向權利義務相結合轉變，立法者已意識到經濟激勵對于促進遺失物歸還的積極作用。《大清律例·戶律·錢債》沿用明律核心條文，同時強化程序控制，規定無人認領的遺失物歸拾得人所有時，須經官府核驗備案，拾得人需出具送官記錄、官府公示憑證等材料，以防止拾得人擅自侵占遺失物。

　　近代以來，中國法制開啟近代化轉型。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在物權編第1033條規定：“拾得遺失物人依特別法令所定，取得其所有權。”首次將拾得遺失物明確納入民事權利體系，標志著調整方式從以刑事制裁為主轉向以民事權利設定為主。后續頒行的《中華民國民法》直接在物權編第803條至第807條系統規定了拾得人的通知、報告、保管義務，以及費用償還請求權、報酬請求權（通常為遺失物價值的十分之三）和無人認領時取得所有權的權利。這套制度借鑒了大陸法系立法例，旨在通過精密的權利配置平衡拾得人與失主的利益，有效激勵歸還行為。

　　新中國成立后，法律體系重構，拾得遺失物制度也在實踐中不斷完善。1986年民法通則第79條對拾得遺失物作原則性規定：“拾得遺失物、漂流物或者失散的飼養動物，應當歸還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費用由失主償還。”該規定側重倡導拾金不昧的傳統美德，未明確賦予拾得人報酬請求權。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在第二編“所有權”中設專章（第九章）規定了“所有權取得的特別規定”，其中第109條至第113條對拾得遺失物制度作了系統規定，明確拾得人的報告、保管義務，失主支付必要費用的義務，以及權利人懸賞尋找時的承諾履行義務，并規定無人認領時遺失物歸國家所有。2020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在物權編第314條至第319條基本沿襲了物權法的規定，并進行微調和完善，例如明確有關部門收到遺失物后的一年公告義務，補充規定拾得人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使遺失物毀損、滅失的民事責任，進一步完善了權責對等的制度設計。

　　縱觀中國拾得遺失物制度的演變歷程，既是法律隨社會經濟發展不斷走向精細化、理性化的縮影，也體現了通過平衡利益關系促進遺失物歸還、維護財產秩序的治理智慧。

　　拾金不昧，道德自覺與法律要求的統一

　　拾金不昧的本質，是人性在法律約束與道德感召雙重作用下的理性回應。從倫理學的視角看，當拾得者面臨“義”與“利”的抉擇時，法律以明確規則劃定行為邊界，予以外部約束；道德則憑借內心良知實現內在驅動，指引行為方向。在曹瑾所斷之案中，拾物者原地等候失主的舉動，體現了發自本心的道德自覺；而失主的貪念，則暴露了人性中趨利的弱點。曹瑾以雙方立據與邏輯歸謬的方式破局，正是以嚴謹的法律技術，守護道德底線。現代立法亦如此：民法典第317條允許失主通過懸賞承諾向拾得人支付報酬，既認可“利”的合理性，又通過“自愿承諾”的形式避免道德綁架。這種道德與法律雙管齊下的模式，并非將高尚的義務強加于人，而是通過合理的權利激勵，讓拾金不昧的善行持續發生、得以傳承。良法須在人性自利與利他間尋求平衡，讓拾金不昧從難以企及的圣賢之德轉化為人人可為的公民之責。

　　讓路不拾遺愿景照進現代法治現實

　　曹瑾斷案的高明之處在于跳出法條束縛，以“物歸其宜”的思路實現實質正義。這種傳統司法智慧對當代法治建設具有重要啟示：其一，立法需立足人性實際。我國民法典確立的“必要費用+自愿報酬”模式，既契合民眾的普遍心理，又兼顧了道德倡導與現實可行性。但在實踐中仍需細化報酬相關規定，如參考遺失物的價值、拾得場景、失主的經濟狀況等因素，避免懸賞虛化。其二，司法應注重情理融合。在處理拾得遺失物糾紛時，可借鑒曹瑾“證據結合情理”的思路，在舉證責任分配、拾得人善意認定等方面靈活把握，如當失主主張高額遺失物時，需承擔更重的舉證義務等。其三，弘揚誠信傳統需要制度與文化協同發力。一方面，通過社區（村鎮）公示、媒體宣傳等方式，強化拾金不昧典型事跡的引導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探索拾得遺失物招領平臺與公安數據聯動模式，簡化歸還流程、降低歸還成本。

　　拾得遺失物制度看似是簡單的物權規則，實則是社會文明的試金石。它不僅關乎個體的權利義務，更折射著一個社會的價值追求與治理水平。唯有法律提供公平合理的制度框架，構建起義利兼顧的現代拾得遺失物制度，同時以道德滋養人心、凝聚共識，才能讓“路不拾遺”這一古人的美好愿景，真正轉化為現代社會的生動現實。

（作者單位：湘潭大學法學學部）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