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馬克龍投書《金融時報》：平衡中歐關系的關鍵在于強化“戰略自主”｜GBA評譯

譯者按·2025·12·25

應中國領導人邀請，法國總統馬克龍于12月3日至5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馬克龍在其總統任期內第四次訪華，也是在當前國際格局深刻調整、地緣政治緊張持續加劇的背景下，法國領導人對華展開的一次重要外交行動。回顧馬克龍在2023年的訪華行程，曾在返程途中接受三家媒體聯合專訪時系統闡述了其關于“歐洲戰略自主”的構想。他明確提出，歐盟不應在中美競爭中被動選邊，而應當保持相對等距，努力塑造自身作為“世界第三極”（third superpower）的戰略地位，并直言歐洲不應淪為美國的“跟班”。這一表態迅速在歐盟內部引發強烈反響，輿論和政治層面的爭議持續發酵。

在當時的西方輿論場中，甚至出現了“Macroning”一詞，用以諷刺和批評馬克龍的立場。一些評論指責他“胳膊肘往外拐”，認為在俄烏沖突仍然激烈、歐洲安全高度依賴美國支持的背景下，馬克龍卻借訪華之機對歐洲盟友“說教”。此時強調法國口中的戰略自主，無異于在關鍵時刻“背刺”西方聯盟。這種批評不僅反映了對馬克龍個人外交風格的不滿，也折射出歐盟內部在對美關系、對華政策以及自身戰略定位問題上的深層分歧。

從更廣泛的層面看，這場爭論凸顯了歐洲在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之間的張力。盡管“戰略自主”已成為歐盟官方話語中的重要概念，但在實際政策選擇上，跨大西洋關系依然具有壓倒性的優先地位。相較之下，中國在不少歐洲國家的認知中，仍被視為一個“非西方”的外部力量，其角色更多是被工具化地理解為平衡美國影響力的籌碼，而非一個可以在平等基礎上構建長期戰略互信的伙伴。這種認知結構，深刻制約了歐洲對華政策的獨立性，也使得馬克龍試圖推動的“第三極”愿景在歐洲內部面臨重重阻力。

Macroning詞義：故意加大對中國的依賴程度，同時卻對歐洲伙伴們進行說教，指責他們幼稚，并強調歐盟需要增強自身的戰略自主性 （來源：網絡）

| 評者：王希圣 |

馬克龍的“戰略自主”構想

交織歐盟“內憂外患”

時至今日，此次馬克龍訪華結束后，其對華表態并未再延續上一次訪華時“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戰略敘事。相反，馬克龍選擇投書《金融時報》，公開強調有必要對中歐貿易關系進行“再平衡”，并明確表示若相關問題得不到改善，歐洲不排除對中國采取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這一迅速從在中國“握手合影”，離開后立馬轉向在對華經貿問題上展現強硬立場的轉變，表面上看似“雙面人”，實則有其深刻的結構性戰略自主的考量。

歐洲戰略自主的核心并不是“反華”或“親美”，而是讓歐盟在關鍵領域具備獨立選擇與行動能力，避免在大國競爭中被結構性裹挾。馬克龍一貫主張，歐盟既不能成為美國的附庸，也不應在經濟與技術上對中國形成單向依賴。從這一點看，文章中的“再平衡”并非否定對華合作，而是強調關系的對稱性與可持續性，這是戰略自治的經濟維度體現。文章中最突出的變化，是馬克龍將重點從宏觀政治姿態，轉向貿易失衡、產業競爭與制度對等問題。這與歐盟近年提出的“經濟安全”“去風險化”高度一致。

馬克龍在訪問四川大學期間向學生們致以問候，這是他對中國為期三天的訪問行程的一部分（來源：路透社）

與2023年相對主動、自信地訪華不同，此次馬克龍訪華發生在法國乃至歐洲整體“內外交困”的情境之中。在國內層面，法國長期受困于退休制度改革引發的社會動蕩，財政赤字與公共債務持續攀升，政治穩定性明顯下降，政府總理更迭頻繁，政策連續性受到嚴重制約。對馬克龍而言，國內治理壓力不斷加大，其外交政策空間也隨之被壓縮。在國際層面，外部環境同樣急劇惡化。一方面，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完成了從強調盟友體系與多邊主義的建制派拜登政府，向強調“美國優先”、更具門羅主義色彩的特朗普政府的轉變。這一變化使歐洲對美國安全承諾和經濟政策的可預期性顯著下降。特朗普政府發動的全球貿易戰并未因歐洲盟友身份而對歐洲網開一面。而歐洲自身長期存在監管體系冗余、能源與勞動力成本高企的問題，嚴重削弱了制造業競爭力。

在這一背景下，越來越多的高科技選擇將研發端向美國遷移，以獲取資本、市場和政策支持，而將制造端轉向中國，以利用其成熟的產業鏈、規模優勢和成本效率。其結果是歐洲本土逐步被“掏空”，僅剩下部分傳統高端制造業作為經濟支柱。然而，近些年，隨著中國高端制造業在新能源汽車、精密機械、工業設備等領域迅速實現規模化和成本壓縮，歐洲引以為傲的汽車產業和高端裝備制造業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這種競爭并非單純的貿易逆差問題，而是直接觸及歐洲工業基礎和就業結構的系統性沖擊。中歐貿易失衡的迅速擴大，以及由此引發的經濟焦慮，構成了歐洲經濟增長乏力甚至“衰退化”的深層原因之一。而這就是馬克龍提出要“再平衡”中歐關系的核心原因。

盡管在《金融時報》的通篇文章中，馬克龍通篇并未直接使用“戰略自主”這一概念，但其背后的邏輯中仍然可以看到戰略自主的影子，其核心指向仍然是強化歐盟自身的能力建設。從受眾來看，馬克龍此文的指向并不主要在中國，而是在歐盟內部展開一場戰略層面的“再定位”。針對長期以經貿利益為優先考量的成員國，尤其是德國等國家，文章試圖打破“經濟合作可以與戰略風險相互切割”的既有認知，強調對華經貿關系本身已深度嵌入地緣政治結構，持續的失衡將直接轉化為歐洲的戰略脆弱性。與此同時，對于東歐及更為親美的成員國，馬克龍通過強化經貿領域的強硬措辭，意在表明所謂“戰略自治”并非對華政策的軟弱化或“綏靖”，而是一種以歐洲自身利益為中心、更加成熟且具有防御能力的對中國開放并與之合作的政策。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文章的核心目的在于為“歐洲戰略自治”爭取內部合法性，使其既有別于美國主導的全面遏制邏輯，也不同于歐盟過去以技術官僚理性為主導的自由貿易主義傳統。

因此，馬克龍在對華經貿問題上展現強硬，既是回應國內政治與產業壓力的現實選擇，也是向歐洲內部傳遞“必須正視自身結構性脆弱”的政治信號。所謂對華“再平衡”，并非簡單的對抗姿態，而是試圖通過同時對中國開展合作與斗爭思維，為歐洲爭取時間與空間，以重建其工業基礎和經濟競爭力。從這一意義上看，馬克龍立場的轉變并非對戰略自主的否定，而恰恰是其在現實困境下，重新定義合作的條件與邊界的表現。

*本篇譯文節選自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我們亟需重新平衡歐中關系”

中國目前對全球其他國家的貿易順差高達1萬億美元。過去十年，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幾乎翻了一番，達到3000億歐元。由于美國加征關稅，加之國內消費疲軟，中國的出口商品目前正大量涌入歐洲。無論是對歐洲，還是對中國，這都不是可持續的。

然而，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關稅和設置配額將是一種非建設性的應對方式。我們必須承認，這種貿易失衡既是歐盟自身生產力疲軟的結果，也源于中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增長政策。

持續沿著當前路徑發展確實可能引發嚴重的貿易爭端，但中國與歐盟都具備扭轉失衡的能力。加強歐洲單一市場建設并釋放其儲蓄潛力，將有力刺激歐洲大陸的創新與經濟增長。若能在兩個區域間建立公平的投資競爭環境，將有效提升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比重。

從歐盟的角度出發，首要任務是基于競爭力、創新與保護原則，切實推進新經濟議程的落實。

為提升競爭力，歐洲需在能源、醫療和數字領域完善內部市場機制，并對高增長潛力的行業開展大規模創新投資及顛覆性研究和技術布局。同時，將所有關鍵材料、實體技術與數字技術的去風險化納入該議程也至關重要。

我們同樣需要為企業擴大規模、與全球同行競爭創造更便利的環境。只要“歐洲優先”政策意味著支持本土戰略性產業——包括汽車、能源、醫療和科技領域——我們就不應為此感到不安。抵御不公平競爭是構建經濟韌性的基石。

我們絕不能天真行事：可靠的保護戰略必須確保我們具備抵御規則破壞者的能力。正因如此，我們擁有一系列貿易保護工具，包括關稅及反脅迫措施。任何人都不應質疑我們使用這些工具的意愿。

其次，為籌措必要的投資資金，歐洲必須充分利用其約30萬億歐元的儲蓄池。當前，每年有3000億歐元流向海外投資，現在正是我們歐洲人勇于承擔風險、投資本土企業的關鍵時刻。

簡化監管條例、推進資產證券化及實施統一監管，將釋放大量亟需的資本。建設儲蓄與投資聯盟可以確保歐洲儲蓄的自由流動，并為創新與增長注入資金。歐洲還應通過發展歐元穩定幣、推出數字歐元，并創建具備安全性和流動性的資產以支撐國防與科技融資，從而強化歐元的國際地位。最后，歐洲的競爭力不應因美元和人民幣貶值而受損。

第三，中國必須解決其內部不平衡問題。通過實施更積極的財政政策來降低儲蓄、提振內需并推動服務型經濟發展，這對中國的長期增長具有關鍵意義。

第四，重塑雙邊直接投資格局至關重要。中國長期以來受益于歐洲的直接投資與技術合作，歐盟對華投資已接近2400億歐元，而中國對歐投資尚不足650億歐元。當前中國在能源轉型與清潔交通技術領域占據領先地位，而歐洲仍在眾多服務行業保持優勢。構建合作框架是兩地實現最優發展的關鍵路徑：歐盟應保持開放，允許中國在其優勢領域進行投資，使中方投資需帶動就業創新與技術共享；同時，歐洲服務業也必須持續深耕中國市場。

在我最近一次訪華期間，已明確表態：我們必須通過合作方式重新平衡經濟關系——建立中國、美國與歐盟之間的實質性伙伴關系——否則歐洲將不得不采取更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措施。我始終更傾向于合作共贏，但若必要，也將堅決主張采用后一種方案。

不過，我堅信只要真正考慮彼此的需求與利益，我們就能建立惠及各方的國際宏觀經濟議程。正因如此，強化歐盟的競爭力、創新能力和防護機制顯得尤為緊迫。這也意味著我們必須捍衛歐盟的監管主權，包括在對美關系中的主權。

解決全球失衡問題將成為法國明年擔任七國集團輪值主席國期間的核心議程。我們將邀請主要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攜手合作。為使此次再平衡進程惠及各方，我們必須立即采取協調一致的行動。

However, placing tariffs and quotas on Chinese imports would be an uncooperative answer. We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se imbalances are both the result of weak EU productivity and China's policy of export-driven growth.

本文作者

Emmanuel Macron

法國總統。

本文譯者 & 評者

王希圣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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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 | 周宇笛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 | 覃筱靖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