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克蘭官員開始外逃，家人帶著錢先走一步，駐外大使拒絕回國

12月24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公布了俄烏“和平計劃20條”。

雖然俄官方沒有反應，但烏克蘭內部卻反應激烈，據俄羅斯《真理報》在12月22日援引消息說，烏克蘭不少“精英代表”已經悄悄把家人送出了國，還把金融資金提前轉移到了海外。

更耐人尋味的是，那些正在國外工作的烏克蘭外交官，超過九成的人已經打定主意，任期一滿，絕不回國。

為何烏克蘭官員要離開？

所謂“精英代表”，范圍其實挺廣的，不光是政界的高官，可能還包括一些大企業主、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或者地方上那些手握實權的頭面人物。

這些人，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常常被看作是國家的支柱，或者是某個領域的帶頭人。

他們的動向，某種程度上就像風向標。

而“駐外大使拒絕回國”這個細節，味道就更復雜了。

大使是什么人？那是一個國家在別國領土上的最高代表，是“流動的國土”，某種意義上，他們本人就是國家主權的象征。他們的去留選擇，傳遞出的信號，可比普通官員強烈得多，也微妙得多。

那么，為什么這些人，尤其是這些本該與國家共命運的關鍵人物，會選擇在這個時間點上有這樣的動作呢？咱們得把目光放回到烏克蘭本土正在經歷的事情上。

仗打了這么久，前線局勢的膠著和反復，是所有人都看得見的。

雖然公開的報道總是強調決心和抵抗，但戰爭帶來的不確定性，像一片厚重的烏云，籠罩在每一個生活在那個國度的人頭上，尤其是那些有資源、有能力為自己和家人尋找“避風港”的階層。

把家人送到相對安全的國外，從人性的自私角度講，似乎是一種可以理解的風險規避。

畢竟，誰不希望自己的至親遠離炮火呢？

但問題在于，這種“避險”行為，往往伴隨著資本的加速外流。

把金融資產轉移到海外，意味著他們對本國貨幣、銀行體系乃至未來經濟重建的信心不足。也將削弱本國本已吃緊的外匯儲備，影響金融市場穩定，也讓戰后經濟復蘇的計劃，在起點上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這也意味著社會中上層彌漫著一種難以言說的“疲憊感”和“不確定性”。

其實，這不是偶然現象。

長期的戰爭狀態，意味著整個國家資源的極度傾斜，向軍事、國防、安全領域傾斜。而普通民眾要承受物價、動員、失去親人的痛苦，精英階層，雖然物質上或許更有保障，但他們同樣需要面對一個未來藍圖極其模糊的局面。

戰爭什么時候結束？以什么方式結束？結束之后的烏克蘭會是什么樣子？自己在新的權力架構或經濟格局中，又將處于什么位置？這些問題的答案，目前看來都像是迷霧中的燈塔，影影綽綽，看不真切。

當未來充滿未知，而當下又危機四伏時，那些掌握了信息和人脈的“聰明人”，選擇為自己安排一條看起來更穩妥的退路，似乎成了一種“理性”的選擇。

盡管這種“理性”，從國家道義和職責的角度看，常常會遭受指責。

再來重點說說那些外交官。

外交官拒絕回國，這在和平時期是極為罕見的個別現象，通常只涉及個人職業或家庭的特殊原因。如果俄媒報道的數據接近事實，高達“超過90%”，已經算是烏克蘭國內的一種普遍性的傾向。

如果連自己的外交使節都對回國心存忌憚，又怎能說服外國投資者和伙伴對烏克蘭的未來抱有信心呢？

如果說精英外逃是在給國家"放氣"，那么系統性的貪腐就是在直接"抽血"。2025年曝光的一起涉案金額高達上億美元的貪腐案，讓世人看到了烏克蘭戰時經濟的真實狀況。

更令人震驚的是，如今的貪腐已經從過去的"暗箱操作"升級為了"公開搶劫"。

早期可能還只是軍用物資采購時吃點回扣，比如2023年那起著名的冬季軍服采購案，報價比市場價高出近50%。到了2025年，已經發展到直接截留西方援助資金，甚至將黑手伸向了人道主義救援物資。

這種貪腐模式的演變，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精英階層心態的變化：從"細水長流"變成了"能撈就撈"。

有趣的是，西方機構僅開展一次專項調查就查出如此巨額的貪腐案件。

這不禁讓人懷疑，是不是還有更多未被發現的"冰山"在水下。而且這些貪腐行為似乎已經不再刻意隱藏，反而帶著幾分"末日狂歡"的意味。

即便烏克蘭政府進行了自查。

11月底，烏克蘭總統辦公廳主任安德烈?葉爾馬克因貪腐被查而辭職。

但這只能說明，烏克蘭政府內部的腐敗已經滲透地非常嚴重！

從更宏觀的治理角度看，這反映了國家機器在應對長期極端危機時可能出現的“機能失調”。

當戰爭看不到盡頭，當內部的經濟和社會壓力逼近臨界點，體制內的精英階層可能會開始進行殘酷的“理性計算”：如何保全自己核心的利益（家庭安全和財富）。

而當這種計算成為群體性潛流，國家政策的執行效率、資源的公平分配、乃至高層的指揮效力，都可能大打折扣。因為政策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們，心思可能已經不完全在戰場和國內了。

不過，俄媒的單方面報道需要謹慎看待，其數據可能含有信息戰和心理戰的成分，意在打擊烏方士氣、瓦解內部團結。

也可能有一部分官員和外交官的家屬出國，是出于極端的安全顧慮，或是正常的學業、工作安排，與“外逃”不能完全劃等號。

但無論如何，烏克蘭當前面臨的、超越前線戰事之外的深層挑戰：

如何維持精英階層對國家的忠誠與信心？如何防止社會團結被內部日益擴大的不信任感所撕裂？如何在漫長的消耗中，讓所有人，包括那些掌有資源的人，依然能看到一個值得為之堅守的未來？

這對烏克蘭的決策者而言，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挑戰。

他們不僅需要在軍事上應對強大的對手，還需要在經濟上穩定人心，在政治上重建信任，在外交上爭取持久的支持，同時，或許是最難的，要在內部防止一種“失敗主義”或“自我保全主義”的情緒自上而下地蔓延。

烏克蘭的這場“信心保衛戰”，其艱難與關鍵程度，或許并不亞于在頓巴斯或扎波羅熱進行的任何一場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