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白崇禧秘書美被捕，周總理下令戰俘交換八一

1954年，白崇禧的秘書在美國被捕，為了營救他，周總理下令以美軍戰俘交換。

有人不解，一個前國民黨高官的秘書，為何能引發如此高規格的營救行動？

周總理卻說：“他不是別人，他是我們的同志，代號‘八一’。”

這個代號“八一”的男人究竟是誰？

1912年，一個冬日微寒的清晨，廣西桂林城中一戶書香人家迎來了第八個孩子。

盡管是個男孩，家里人卻依舊親昵地喚他“八妹”，“八妹”的大名叫謝和賡，他的家族在桂林當地頗具聲望。

他的祖父謝啟中乃晚清進士，早年便投身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潮流，成為同盟會成員，聲名顯赫。

西方啟蒙思想如潮水般涌來，他如饑似渴地閱讀，思想日漸鋒銳，也日漸沉穩。

1930年，謝和賡考入北平中國大學經濟系，成為同學眼中的才子，他發表《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概觀》，剖析時局深刻有力。

在校期間，謝和賡已秘密接觸地下黨組織，與進步學生走得極近，常常在圖書館樓后的空地上與人夜談社會局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淪陷的消息傳入北平，令無數青年夜不能寐，謝和賡憤然投筆，離開象牙塔，奔赴察哈爾抗日前線。

他加入吉鴻昌領導的抗日同盟軍，并迅速獲得馮玉祥的賞識，擔任吉鴻昌上尉秘書。

在戰地輾轉中，他曾冒雨奔襲前線，也曾親自參與策劃抗敵宣傳。

1933年，抗日同盟軍失敗，組織瓦解，許多人選擇解甲歸田或轉往他地，謝和賡卻不愿就此放下血與火的理想。

他主動請纓，希望奔赴中央蘇區繼續戰斗，卻被黨組織秘密派往另一條戰線：潛入桂系軍閥高層，進行統戰和諜報工作。

他被賦予代號“八一”，從此藏鋒于筆，藏身于敵營，在看似風平浪靜的日常中，走最危險的刀尖之路。

桂系不僅素以老謀深算著稱，而且對外來者向來心存防備，而謝和賡之所以能擔此重任，并非偶然，他有三張別人難以復制的通行證。

首先是“人情牌”，謝和賡與白崇禧本就同屬廣西桂林人，又因其父謝順慈與白崇禧岳父交情匪淺，兩家素有往來，這份世交之誼為謝和賡掃清了第一重警惕。

許多桂系老將軍認得謝家的門楣，見他前來，不免多一分溫情與親近。

第二是“才華牌”，在北平求學期間，謝和賡就已憑借經濟學才識名動一方。

第三是“背景牌”。為了讓謝和賡這顆棋子穩穩落在對方陣營的棋盤上，黨組織特地安排馮玉祥、李濟深兩位重量級人物寫信推薦。

信中雖字句簡單，卻分量沉重，尤其是李濟深，本就是桂系舊友，他一句“此人可用，忠誠可靠”，便讓白崇禧大為動容。

不久，他便獲得了一枚“金質特別通行證章”，這是只有少將以上軍官才能擁有的權限，意味著他可以自由出入李宗仁、白崇禧的私邸，無需通報。

某次白崇禧的岳父在家中意外摔傷，家人一時間手足無措，眾人皆不知所措。

就在這當口，謝和賡一邊安慰家屬，一邊迅速找來了在桂林頗有名氣的老中醫，事后白崇禧感激涕零，從此對謝和賡另眼相看。

在白崇禧面前建立了深厚信任后，謝和賡開始為宣俠父鋪路，彼時宣俠父雖有馮玉祥推薦，卻因資歷不足一直未能晉升。

謝和賡幾次在會談中有意提及“宣兄有經世之才”，再三為其造勢，不久，宣俠父便被任命為廣西綏靖公署上校咨議，名正言順地進入桂系中層。

自此，二人一道配合，正式展開對桂系高層的政治影響與信息掌控。

1937年前后，抗日局勢日趨緊張，華北烽煙四起，民族危機迫在眉睫。

可在國民黨內部，尤其是桂系高層，對“如何抗戰”“是否全面動員”仍存諸多分歧。

謝和賡從桂系最看重的“現實利益”入手，反復論證一個邏輯：抗戰不是犧牲桂系利益，而是擴大桂系影響力的唯一出路。

他用大量數據分析廣西的兵源、地理位置與戰略縱深，指出一旦抗戰全面展開，西南必然成為大后方，而桂系恰恰可以借此跳出地方軍閥的桎梏，進入全國軍事中樞。

1938年，白崇禧即將面對國民黨軍隊中高級將領發表訓話，主題直指“軍隊政工與群眾政工”。

這是抗戰時期極為敏感、也極具影響力的一次講話，白崇禧同時命令三位秘書各自擬稿，限期一周，供他挑選。

那幾天，謝和賡幾乎未曾合眼，三天三夜，他伏案疾書，寫下了一萬四千字的草稿，字字斟酌，卻仍心存不安。

最終，他做出了一個極其大膽的決定：將這份稿件送往武漢，交到周恩來手中。

他刪去了兩千余字，將其中過于鋒利、過于接近中共話語體系的內容一一剔除，又在關鍵處補充了更符合白崇禧身份與立場的表達方式。

整篇稿子，在思想內核不變的情況下，被打磨得幾乎無懈可擊，白崇禧最終選用了這篇稿子，并在演講當天，一字不改地完整念出。

但在某種更真實的意義上，他們也是隱身的戰士，潛行在敵意叢生的輿論和制度之下，用另一種方式捍衛著國家的立場與尊嚴。

臨行前，周恩來特地召見謝和賡：“和賡，這次去美國，不能只是為了傳播我們的聲音，更要保持極端的謹慎，那里復雜得多，別把自己當普通留學生。”

同行的王瑩，是那個年代最耀眼的女星之一，她曾主演《賽金花》，曾在“救亡演劇隊”四處巡演，她的舞臺不僅屬于劇場，也屬于抗日最前線。

她與謝和賡，雖因工作相識、因理想同行，卻直到出國前，仍始終保持“未婚夫妻”的關系。

不是沒有情感，而是組織的規矩，謝和賡在國內尚有一紙未解的婚姻。

周恩來親口交代：“關系解除前，不可結婚，不可同居，這是紀律。”

他們懂這分輕重，所以哪怕情愫早已暗生，哪怕在夜航的船艙中彼此為伴，他們依舊選擇分房而居。

到達美國后，謝和賡很快入讀海佛福德學院，主修城市管理與國際事務。

他白天是用功的學生，夜里卻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在各類刊物和講壇上四處奔走。

王瑩創辦劇團，組織義演，用謝和賡撰寫的演講稿走遍美國各地，向普通民眾講述中國人民的抗戰故事。

1949年新中國成立，美國的敵意驟然高漲，尤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華盛頓開始將所有親共、挺共的華人列入“潛在敵人”名單。

他們在美國的住所遭人跟蹤，電話被竊聽，活動場地頻繁被迫取消。

謝和賡嘗試保持低調，甚至暫停了公開活動，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擔任助理，靠清點書目、管理期刊為生。

王瑩也轉往校園演出，刻意避開主流場合，他們終于在1950年結婚，彼時他與國內前妻的婚姻早已解除，組織特意寄來報紙與判決書。

1952年，王瑩先是因“護照過期”遭美移民局傳喚，護照被沒收。

謝和賡冷靜回應：“我是中國的愛國軍人，反對內戰，反對外部干預，反對美國政府支持蔣介石，不等于反對美國人民。”

他們不承認美國國籍申請，也不填寫自愿歸化表，他們拒絕任何形式的投誠。

1954年秋天，謝和賡與王瑩先后被移民局特務帶走，押入監獄。

遠在北京的周總理得知謝和賡夫婦遭美方非法關押后，當即召集外交部研究對策。

在一次會議上，有人建議通過聯合國譴責美方，周恩來沉默片刻，低聲卻堅決地說：“他是我黨重要同志，代號‘八一’，必須盡快安全帶回。”

最終，中方提出用14名被俘美軍戰俘交換14名在美被扣中國公民。

交換協議最終達成，1954年冬，謝和賡、王瑩等人被釋放出獄，1955年元旦，他們回到北京，董必武親自接見，周總理也趕來迎接。

回國之后，謝和賡一直在外交部工作，直至離休，2005年他在安徽去世，享年93歲，這就是他們的故事，也是那個時代最靜默、最頑強的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