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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侯派兵滅了中山國,他覺得這事干得漂亮,問群臣:我是一個怎樣的君主?
結果任座當眾評價說魏文侯“不仁”時,文侯很生氣,任座一看情況不對,趕緊溜了。
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
這個場景我們太熟悉了。你花大力氣做成一件事,正等著大家夸呢,結果有人跳出來直接打臉。
第一反應是什么?肯定是生氣啊,覺得這人怎么這么無理,怎么這么不懂事。
魏文侯也是人,他第一反應和我們一樣,憤怒。
但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才是真正看出一個人內(nèi)心穩(wěn)不穩(wěn)的時候。
那個關鍵的提醒
翟璜說了一句話:君仁則臣直。
就這五個字。
但就是這五個字,讓魏文侯從憤怒的情緒里抽身出來,看到了另一個可能性。
我們來拆解一下這句話的魔力。
從動力學角度看,魏文侯當時的情緒狀態(tài)是典型的“自戀受損”——我這么厲害,得了中山,封給我兒子怎么了?你居然說我不仁?你這是在挑戰(zhàn)我的權威,在否定我的價值。
這種時候,人的防御機制會啟動,要么攻擊(憤怒),要么逃避(不理你)。
但翟璜這句話,巧妙地把“批評”轉(zhuǎn)化成了“證明”。
你看,邏輯是這樣的:如果我是仁君→我就應該有敢說真話的臣子→任座敢說真話→所以我是仁君。
這個彎轉(zhuǎn)得有點大,但魏文侯轉(zhuǎn)過來了。
為什么他能轉(zhuǎn)過來?
從認知角度看,這里有個關鍵的“認知重構”過程。
魏文侯最初的認知思維可能是:任座批評我→他在否定我→我很生氣。
但翟璜幫他重構了:任座批評我→這說明他敢說真話→敢說真話是因為我是仁君→所以這是好事。
這個重構能成功,前提是魏文侯內(nèi)心有一個穩(wěn)定的自我認知——我知道我是誰,我知道什么是對的。
如果他內(nèi)心是虛的,是那種需要靠別人不斷夸才能確認自己價值的人,那這個重構就完成不了。
他選擇相信“納諫是君主該做的事”這個更大的原則,而不是糾結于“我的決定有沒有被完全認同”這個小面子。
那個轉(zhuǎn)身的難度
我們別小看這個轉(zhuǎn)身。
從怒到不怒,從趕走到迎回,這中間的心理路程,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長得多。
首先,他得承認自己剛才失態(tài)了。一個君主,當著群臣的面發(fā)怒,還把大臣氣走了,這本身就不太好看。
其次,他得放下“我是君主我永遠對”的執(zhí)念。親自下堂去迎,等于是當眾承認:我剛才錯了,我現(xiàn)在改。
最后,他還得真的不記恨。奉為上客,不是做做樣子,是真的要繼續(xù)用這個人,聽這個人的話。
我們可以從中學到什么?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魏文侯,也都有任座時刻。
別人批評我們的時候,我們的第一反應都是防御,都是不舒服。區(qū)別在于,我們能不能完成那個轉(zhuǎn)身。
那個轉(zhuǎn)身需要幾個條件:
第一,內(nèi)心要有一個比“證明自己正確”更重要的東西。對魏文侯來說,是“做仁君”;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把事情做好”,是“團隊和諧”,是“個人成長”。
第二,要能聽到那個提醒的聲音。翟璜就是那個提醒的聲音。我們身邊也需要這樣的人,或者我們自己心里要有這樣一個聲音:等等,換個角度想想。
第三,要有行動的勇氣。知道該轉(zhuǎn)身,和真的轉(zhuǎn)身,是兩回事。魏文侯如果只是心里想“嗯,翟璜說得對”,但沒有實際行動去迎回任座,那這個轉(zhuǎn)變就不完整。
任座打臉魏文王的故事很短,但里面的心理戲很足。
一個憤怒的君主,一個溜走的大臣,一個提醒的智者,一個轉(zhuǎn)身的瞬間。
這個瞬間,決定了魏文侯能成為魏文侯。
我們的人生里,也有無數(shù)這樣的瞬間。別人批評我們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從怒到迎?能不能從防御到開放?能不能從維護面子到追求對的事?
每一次轉(zhuǎn)身,都是一次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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