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碼大國持久勝出之道：2025澄海報告聚焦組織化程度與國家興衰

2025年12月2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主辦的2025澄海全球發展報告《世界領導型國家的鍛造與持久勝出——國家興衰的組織化程度研究》報告發布暨專題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明德國際樓408會議室成功舉辦。

會議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呂杰主持，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吉林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杜克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的相關學者，就“國家興衰的組織化程度”進行了交流和研討。

大國興衰與組織化程度密切相關

楊光斌（2025澄海全球發展報告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報告具有現實與學術的雙重意義。現實意義上，報告試圖回答作為大國的中國最為關心的“大國興衰”問題，邀請全球政治經濟學、世界史、國際關系、比較政治等多學科專家，圍繞“如何成為領導型國家”這一主題撰寫報告。

學術發展意義上，報告采取組織社會學研究路徑，超越了以往學界主流的文化主義和制度主義解釋，即韋伯開創的文化主義路徑和諾思開創的新制度經濟學路徑，它們分別代表文化優越論傳統和“政權改變”傳統。制度主義不能解釋同一制度在不同時期的不同命運，而組織化程度則能夠有效解決制度主義的困境。同時，組織化程度是一個探索國家治理的研究單元，具有客觀性和中立性，更有助于國際學術對話。

報告的主要貢獻在于，通過對中國和西方國家發展的長歷史時段考察，發現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既有組織化紅利，也有組織化陷阱，即組織化悖論現象。基于歷史經驗，報告得出結論，認為大國興衰與組織化程度密切相關，平衡組織化程度以適應社會發展，協調秩序與活力，是大國興衰過程中亟需研究的問題。

澄海高研院聚焦于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與戰略議程研究。剛發布的《經濟脫實向虛與帝國的衰落》總結了大國不能干什么；在2024年年度報告發現的價格革命與全球化新范式的關系，發現了大國如何強起來，必須干什么；2025年年度報告則發現了組織化程度與大國興衰的關系，即大國如何保障大國的持久勝出。這些構成了解釋中國崛起的戰略路線圖，也為學科知識體系的建構做出了基礎性貢獻，是研究大國競爭的戰略理論。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院長楊光斌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呂杰作主持

李歡（2025澄海全球發展報告參寫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報告試圖回答困擾古往今來無數思想家的問題——“國家因何而興，又因何而衰”？學界以往流行的新制度主義解釋存在歷史困境和比較困境，而組織化程度則提供了分析“大國興衰”的新視角。

組織化程度是歷史化的概念，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組織化進程中既存在組織化紅利——更早實現組織化國家，更容易調動資源，實現發展和繁榮。也存在組織化陷阱——制度變遷中因路徑依賴帶來過分組織化。

報告基于組織化邏輯重新分析歷史上的中國與歐洲，發現了國家興衰與組織化程度的關聯。前現代時期，中國長期擁有組織化紅利。中國在秦漢時期，從春秋戰國的非組織化走向了組織化國家，建立起較為穩固的中央集權政權，較早實現了組織化國家的建構。前現代的西方則沒能產生一個完善的組織化秩序，國家的衰弱與封建主義橫行互為因果。較早實現組織化國家建構的中國獲得了組織化紅利，在世界歷史上長期保持領先。

近代以來，歐洲在戰爭和資本的驅動下，構建起新型組織化國家，在國家競爭中獲取了新的組織化紅利。隨著軍事-財政型民族國家的興起，以中國為代表的禮治-集權型天下國家與以歐洲為代表的軍事-財政型民族國家發生了沖突和競爭。軍事-財政型民族國家擁有更強的資源汲取能力，故而傳統的禮治-集權型天下國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此外，報告還區分了有效組織化和無效組織化、集權式組織化和分權式組織化兩組概念。

在新一輪大國競爭中，中國要尋找持久的勝出之道，把握歷史主動性，超越“組織化悖論”。中國要為次級組織成長賦予制度空間，在保證高水平組織程度的同時，將不斷分化的異質性、特殊性因子納入國家組織化進程中，在歷史變遷中嘗試平衡一統與多元。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李歡

報告發布后，兩位與談人肯定報告的意義與貢獻，并就報告涉及的理論概念、國家如何實現更好發展展開對話。

將組織化程度作為中間變量，連接歷史環境和經濟發展

高柏（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從自主知識體系與世界學術交流的視角來看，基于經驗事實和案例分析，在反思現有制度主義解釋缺陷的基礎上提煉出“組織化程度”這一學術概念具有重要價值。組織化程度作為變量具有可操作性和中立性，使其具備較高的學術意義。利用這一變量考察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歷史階段，既會有組織化紅利，也會有組織化陷阱。

從方法論角度來看，歷史政治學在中國的發展具有深遠意義。西方社會科學過去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往往基于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是歸納法，如果西方治理不出問題，其理論依然會流行。但是，中國崛起對西方社會科學的方法和理論提出了挑戰，希望未來的中國社會科學能夠在歷史政治學的方法論支持下，提煉出既能夠概括西方崛起的現實，又能夠解釋中國乃至全球南方崛起新現實的新理論。

針對未來的研究，我提出兩條建議：一是拓展理論。不妨將國家的組織化程度作為中間變量，將影響組織化程度的歷史環境視為自變量，將經濟發展視為因變量，建立起更系統和更有邏輯的解釋框架。二是要考慮技術革命的影響。工業革命以來的大機器生產深刻影響了近代以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組織化程度。在當下人工智能迅速發展的時代，我們需要結合國際環境，研究何種組織化程度更加適應當下的經濟發展需求。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高柏

財富和權力的關系是國家能力建設的重要命題

黃靖（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國家發展可以從資本與權力的關系來解釋。財富和權力的關系是國家能力建設的重要命題。

長期以來，往往是權力控制財富，產生了集權體制。資本主義革命則顛倒了這種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掌控權力。資本為了管控權力，會采取分權、將權力非人格化和定期的換屆等手段。而權力管控資本的社會則是集權社會，需要將權力人格化以落實權力責任，通過道德紀律來約束權力者。

兩種社會面臨著不同的調整：在資本管控權力的社會中，以爭奪利益為目標，如果利益平衡失去，將陷入混亂；在權力管控資本的社會中，搶奪權力為首要目標，如果對權力過度敏感和壟斷，社會將失去流動性。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和高度流動性是中國社會的重要基礎。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結合全過程人民民主，中國可以走出國家和社會建設等新的道路。

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黃靖

在專題研討環節，各位專家圍繞組織化程度、大國興衰等話題展開討論，并對報告提出完善意見。

超越制度主義：大國興衰背后的多因素作用

黃嘉樹（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榮譽一級教授）：原有的制度主義解釋將國家發展歸于單一原因而忽視其他因素是不科學的。在我看來，報告仍然需要在多因素考量、概念界定和分析框架三方面進行完善。首先，從多因素考量角度看，國家興衰的原因是復雜的，我們必須充分考慮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乃至軍事等多種因素。

報告雖然否定了原有的單因素歸因，但似乎又提出了一個新的唯一因素，即組織化程度來解釋國家發展。其次，從概念角度看，報告提出了創新性很強的認識和“組織化過密”、“組織化紅利”、“組織化陷阱”等，但具體的判斷和劃分標準仍需進一步打磨與完善定義。最后，從分析框架看，報告提出的“分權式組織化”與“集權式組織化”為我們提供了更廣闊的視野，但兩者并非完全分立，可能是相互借鑒、相互融合的。

因此，我們要建立更為包容、而非純粹對立思維的分析框架。總體而言，組織化程度是一個智慧量很高的思考路徑，也是一次非常有價值的理論探索。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榮譽一級教授黃嘉樹

大國興衰問題研究需要考察更多區域以豐富認識

劉德斌（吉林大學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大國興衰研究仍需要補充更多的經驗事實，來增強理論的普適性。從空間角度來說，目前的考察主要對象是中國和歐洲國家，仍需要考察更多區域，如印度社會和伊斯蘭社會的組織程度。從時間角度來說，目前的選取主要是歷史案例，需要考慮當下信息化技術和全球化運動對于組織化程度的影響。

此外，從國家類型上來看，除了領導型國家，還需要考察被領導型國家，豐富我們對組織化程度和國家興衰的認識。

吉林大學歷史學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劉德斌

制度主義忽視了能動性的主體

姚中秋（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組織社會學視角具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制度主義存在顯著理論局限，其核心缺陷在于將制度視為自發運轉的存在，忽視了能動性的主體。我主張通過組織視角突破這一框架，將政治理解為能動性實踐的過程，把國家建構視為能動的過程。

從思想溯源來看，組織一直是中國思想的重要議題，可追溯至荀子“群”的思想。通過組織視角將政治能動性，即政治主體和政治行動者重新引入政治研究，能夠打開政治黑箱，為理解“如何組織起來”提供思路。目前的研究雖然主要聚焦于組織化程度，但組織社會學視角的引入還將進一步拓展研究領域，延伸至組織化行為、組織化機制等層面，探究組織化程度背后的原因。

此外，我們需要進一步思考組織化的目的，即為何要進行組織化。組織化的目的與組織化程度可能存在相互影響，研究中需充分考慮組織化的價值維度，避免對組織化的探討流于表層。從組織和組織化角度切入大國興衰與國家競爭問題，是對制度主義的有益反思與突破，能夠為相關領域研究提供動態分析視角。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澄海高研院歷史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姚中秋

公共產品與財政汲取：組織化悖論的數理模型

翟東升（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副院長）：組織化悖論與組織化程度需要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提供數理模型支撐。我認為認知這一悖論應聚焦三個核心維度：

第一，從歷史演變視角看，中國建國以來的組織化程度與“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發展階段深度契合，不同時期的組織化形態適應了當時的發展需求。

第二，從核心模型關聯來看，應結合公共產品供給與財政汲取的關系模型展開分析，有為政府需在盡可能提供更多公共產品的同時，著力降低組織化悖論的影響。

第三，從當下現實考量來看，判斷是否存在過度組織化、組織化過密問題，需立足不同時代的具體條件。我們當前需重點關注治理成本、組織成本的變化，以及外部環境與組織化程度的適配性。總體而言，組織化悖論是理解國家治理的重要視角。結合中國發展歷程與現實條件探索組織化程度的優化路徑，對提升治理效能具有重要價值。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國別研究院院長、澄海全球發展與安全高等研究院副院長翟東升

分權和集權的轉化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國家能力

張長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組織化程度視角為理解兩組傳統政治學議題——邁克爾·曼的專制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的組合、米格代爾的強社會與強國家等組合提供了可能性。我認為應從更豐富的維度理解組織化程度，除傳統的分權與集權維度外，還需納入不同組織間競爭與壟斷的維度。分權和集權的轉化本身就是一種重要的國家能力，關鍵在于尋找二者的平衡點，兼顧社會活力與組織化程度。國家發展可以借鑒企業管理和創新中的集權、分權經驗，動態化地理解集權與分權的關系。此外，還要關注歷史上重建組織化失敗的歷史案例，如晚清洋務運動與同治中興的嘗試，均可為當下研究提供借鑒。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張長東

領導人的出現具有隨機性，其作用的發揮實則與組織化程度緊密相關

徐進（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關于研究報告提出的關鍵詞“大國競爭于全球，決勝于國內”的觀點，我認為當前大國競爭屬于長歷史時段的和平競爭，迥異于以往的軍事競爭，在此背景下，組織化程度的重要性愈發凸顯。關于領導人與組織化程度的關系，我認為領導人的出現具有隨機性，其作用的發揮實則與組織化程度緊密相關，不能脫離組織化基礎孤立看待領導人的影響。

相比于將領導人視為關鍵因素，我認為組織化程度才是核心關鍵。從“組織化紅利”與“組織化陷阱”的概念出發，這兩組范疇清晰說明并不存在非歷史性的、最優化的組織化原則，僅存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比較優勢。此外，報告中關于組織化程度的細化標準以及相關概念的界定仍需進一步打磨完善。總體而言，以組織化程度視角探索大國興衰與競爭的內在邏輯，是極具價值的研究方向。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徐進

歷史政治學推進構建自主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

黃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報告充分發揮了歷史政治學研究的優勢，通過歷史案例考察，發展出了組織化程度概念。報告充分體現出歷史政治學的特點，即案例研究的積累程度直接決定理論的成熟度，報告通過大量案例考察，發展出了組織化程度。組織化程度概念具有“雙向敘事”特征。組織化發展有利有弊，既存在組織化紅利，也伴隨著組織化陷阱。

我認為這一概念有效超越了當前中國社會科學領域流行的單向敘事邏輯，歷史政治學應當致力于提出更多此類雙向敘事概念。針對歷史政治學的未來研究：在經驗研究層面，我們需要團結更多中青年學者開展扎實的中觀案例研究，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系統梳理與總結來更新理論體系；在研究方法層面，應積極開創新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新的數據與史料。

此外，報告的核心概念及組織化程度的衡量指標仍需進一步細化，應通過定性與定量方法的結合，構建原創的概念與方法體系，以此推動歷史政治學研究的持續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黃晨

報告首席專家、參寫者就專家學者的觀點作出回應。

楊光斌：對于如何區分制度與組織這一核心問題，應從政治的核心概念出發，厘清政治制度與組織的區別。政治存在核心層次的政治觀念，國家形態為第二層次，政體（政治制度）是第三層次，它們高度穩定和具有彈性，而第四層次的行政組織則具有多變性。制度主義路徑的國家興衰研究，其實質是要“政權改變”，而組織化程度研究單元則旨在尋求好的治理，這是二者的根本性差異。在此基礎上，研究需秉持大歷史、大結構、大比較的視野，重點把握社會活力與組織化程度的關系，最終實現秩序與活力的平衡，實現良政善治。

李歡：大國“興衰”相關議題需要探討強國家和強社會的共存問題，提出現代中國能夠實現集權和分權同步加強的觀點。相較于古代，現代中國的政治集權和政治團結均有所提升，而秩序與活力兩大維度均可同步強化。這一認知提示我們可期待并建設一個秩序與活力兼具的強大國家。

楊光斌在會議總結中表示，此次報告會旨在拋磚引玉，已引發諸多精彩的見解與深度探討，并對與會專家的真知灼見表示衷心感謝。“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在中國日益走向世界舞臺中央的當下，中國如何持續成為勝出的“領導型國家”，既是本報告的核心關切，也是此次研討的主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