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我們在抗戰故事現場尋訪

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瀟瀟細雨中，位于佟麟閣墓園的將軍胸像。

9月6日，在上海，嘉蘭蕙（右）展示人民日報海外版關于她的報道。

二戰老戰士亞歷山大·安德烈耶維奇·特倫科夫在位于莫斯科的家中接受采訪。

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圖為海上無人作戰方隊在行進中。新華社特約記者 李迎新攝

銘記歷史勇毅前行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如何講好抗戰故事，讓偉大抗戰精神直抵人心？關鍵在于，能以有血有肉的敘事，喚醒共同的情感記憶，努力做一個堂堂正正、光榮自豪的中國人，這就是對歷史最深沉的致敬，對先烈最深情的告慰。

“營長見戰局危在千鈞一發，乃命一連人用繩梯爬出城外，出了城的人，一部經盧溝橋繞至河西，一部則偷行至鐵橋東端，這樣兩頭夾攻，把敵人打退。士氣之壯，真是聞所未聞……”這是戰地記者方大曾在《盧溝橋抗戰記》里的報道。

方大曾，七七事變報道第一人。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稱他為盧溝橋事變現場報道第一人；中國攝影家協會認定他為中國全面抗戰“第一照”的拍攝者；《中國大百科全書》稱贊他“關注國家命運和民生疾苦，思想進步、目光敏銳、采訪深入、見解獨到”；中國新聞史學泰斗方漢奇先生曾這樣評價：“方大曾寫出的有關抗日軍事活動的一大批新聞作品，是對偉大的全面抗戰的忠實記錄，具有重要的歷史文獻價值。”

方大曾出生地——北京市東城區協和胡同10號院，戰斗地——北京市豐臺區盧溝橋，失蹤地——河北省保定市，報道方大曾的第一人——現任中央廣播電視總臺黑龍江總站站長馮雪松……今年3月開始，我們就開始一站一站地尋訪，一個人一個人地追問。歷經4個月的追尋，方大曾這位前輩新聞同行的英雄形象日益清晰高大，我們采寫了報道《尋訪抗戰記者方大曾的足跡》。

7月7日，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8周年儀式暨《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開幕式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行。走進“緬懷英烈”的展區，站在巨幅電子屏前，我們深鞠一躬，通過電子屏的動作捕捉和交互反饋技術，獻上一束潔白的電子菊花——成為第49725名為中國抗戰烈士獻花的參觀者。

走進展廳，從“奮起抵抗 中國人民打響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第一槍”到“砥柱中流 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站在抗戰最前線”再到“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 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仔細記錄，采寫了報道《銘記烽火歲月 傳承抗戰精神——“為了民族解放與世界和平”主題展覽參觀側記》。

8月，北京香山腳下，小徑深處。在北京抗戰名將紀念館里，坐落著國民革命軍陸軍第29軍副軍長佟麟閣之墓。瀟瀟細雨中，我們向佟麟閣之墓深深鞠躬，向英雄表達深深的敬意。佟麟閣將軍之孫佟曉冬在接受本報采訪時，向記者深情吟誦了祖父犧牲前留下的絕命詩：“蒼天問我何所求，星河慘淡大江流。不求玉帝多封賞，但求直取強賊頭。半生熱血灑疆場，一路高歌唱自由。蓋世何足九萬里，天縱奇才報國仇。”聲音哽咽，聽者無不感動落淚。我們懷著對英雄的崇敬，采寫了報道《北京抗戰名將紀念館：讓抗戰故事永流傳》。

同樣在驕陽似火的8月，我們走進北京的街頭巷尾，從莊嚴肅穆的張自忠將軍像，到承載歷史記憶的佟麟閣銅質懷表雕塑，循著英雄之名，找尋大街小巷中的歷史印記，一個個閃耀著英雄光輝的名字，被寫在祖國的廣闊山河，刻進城市的街巷，融入人們的生活。我們懷著深深敬意，采寫了報道《走進以抗戰先烈名字命名的街道：以英雄之名守護萬里山河》。

在尋訪中，我讀到一首詩人柳倩作于1940年的詩歌《假如我戰死了》：“假如我戰死了，請把我埋在那險峻的高山，讓我聽江風呼嘯，挾著民族的怒吼，讓戰友們唱著凱歌回來，踐踏過我的白骨。我像高山，像高山一樣莊嚴、雄渾。我像大星瞪著國土，再不許敵寇侵入。讓我整日在山崗上瞭望，看著我們年輕的后代，在歡笑中過活，在自由中生長……”詩中充滿了慷慨赴死的豪情和對祖國光明未來的憧憬，格調高昂悲壯，感情豪邁，今日讀來，仍令人震撼！

這一年，我們在現場尋訪抗戰故事，正是為了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如今烽煙散盡，山河重光。從抗戰故事中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從何而來，民族復興的重任應當如何扛起。銘記歷史，勇毅前行，我輩當自強！這就是我們對歷史最深切的感悟和最堅定的回答。（本報記者嚴冰文/圖）

感受和平的重量與正義的力量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作為黨報記者，我在新聞報道一線參與了對紀念活動的報道。

關于這個宏大的歷史主題，我報道了欣喜與沉重兩個情緒基調反差很大的故事。

第一個關于勇氣和友誼。

紀念活動期間，本報獨家專訪了“中國空軍美國志愿援華航空隊”（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將軍的外孫女——嘉蘭蕙。這是這位75歲老人時隔10年后第二次受中方邀請參加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大會并在天安門廣場閱兵現場觀禮。后來我還去了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與中美社會各界人士一起在柳州市軍事博物園參加了飛虎隊常設展覽的開展儀式。

第二個關于國殤的悲痛。

今年8月，我第一次走進江蘇省南京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與人民日報江蘇分社記者尹曉宇一起為揭露日軍暴行的唯一動態影像——《馬吉影像》拍攝了一部微紀錄片。后來，這部名叫《南京大屠殺鐵證：馬吉影像揭開日寇獸行》的影片在香港展映，這是37分鐘版《馬吉影像》核心片段在香港的首次展映。

在這兩個故事的采訪中，一些人和事令我感動。

2023年11月，作為美國飛虎隊及后代訪華代表團成員，嘉蘭蕙曾在中國接受過本報的采訪，所以再次見面她一眼就認出了我。

嘉蘭蕙愉快地跟我交流，并把我介紹給自己的中國朋友——抗戰時期曾參與營救美軍飛行員的新四軍老戰友的后代們認識。觀禮結束后，她不僅第一時間給我發了她在現場的視頻和照片，還真誠地邀請我第一個跟她視頻連線采訪感受。

報道見報后，嘉蘭蕙已經動身前往上海，她將在那里結束對中國的訪問。為了讓她可以在回國前拿到這期有紀念意義的紙質版報道，我帶了20份新鮮“出爐”報紙連夜趕高鐵奔滬，終于在她離開之前送上了這份獨特的禮物。拿到報紙的嘉蘭蕙很開心，她舉著報紙合影并告訴我，這是自己這次中國行最珍貴的禮物之一，“因為它承載著歷史的記憶與我們的友誼。”

在報道《馬吉影像》的過程中，有一個人讓我印象深刻。她叫陳旻，是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江蘇記者站站長（本月退休）。2017年，當陳旻得知紐約曾有《馬吉影像》37分鐘“一吋盤”，是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更完整的證據時，她和她的同事們便開始了追尋。這一追就是8年。如今，《馬吉影像》被越來越多的人所熟知。陳旻更是撰寫了《從南京到紐約 追尋〈馬吉影像〉 揭秘〈拉貝日記〉尋獲與公開內幕》一書，記錄了社會各界接力追尋、推動《馬吉影像》從美國回歸中國的全過程。在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一個記者的使命和責任，也感受到了一個中國人的家國情懷。

從飛虎隊的故事到追尋《馬吉影像》，我一直在思考其中的關聯。

一面是肝膽相照，展現人性之光；一面是山河泣血，控訴侵略者之惡。一個以友誼鑄光，一個以國殤為鑒——兩個抗戰故事，光與影，一明一暗兩種基調，卻都讓我感受到了和平的重量與正義的力量。

就像醒目地刻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出口墻壁上、時刻警醒我們銘記歷史的八個大字一樣——前事不忘，后事之師，這兩個故事傳遞出的同一種信念——守護和平，不忘來路，便是我在這次采訪中的最大收獲。（本報記者楊俊峰文/圖）

“這篇報道我館存檔！”

年初展望時，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就是我最想做的選題之一。最終，我在國內外去了4個地方、做了5篇報道，其中一篇頭版、4個整版。

先說國外采訪。

今年5月赴俄羅斯采訪前，我一直在聯系當地華僑華人，希望找到一位參加過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俄羅斯老兵，但前后一個月毫無進展。我跟同事姜忠奇感慨，這也可以理解——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是80周年，即便當年20歲的小伙子，也已經百歲高齡了。

事情就這么巧，還真找到了一位當年20歲的小伙子。5月6日，莫斯科當地時間上午10點，俄羅斯華僑華人青年聯合會會長吳昊突然發來微信：“二戰老戰士亞歷山大·安德烈耶維奇·特倫科夫今天13點可以在家接受您的采訪！”

在吳昊翻譯、幫助下采訪的一個半小時，將在我的記憶中永不褪色。這是人民日報海外版記者與華僑華人共同完成的采訪。

“我的一生如此漫長，要我從哪里說起呢？”特倫科夫一開口，甚至讓人想起讀過的俄羅斯文學，他描述的戰前歲月像詩歌一樣平靜優美，戰爭的歲月則歷盡艱辛，但“沒有人灰心喪氣，我們靠自己的雙手挖壕溝”。

他深情回憶起幫助中國人民取得抗戰勝利的經歷。他至今記得，中國老百姓成群結隊涌上街頭歡迎他們到來，“我們最溫暖的記憶是中國人民友好相迎”。

他聊起中俄關系，聊起勤奮的中國人民，聊起和平之珍貴。最后一幕讓人動容——采訪結束時，他起身向屋子里每個人提議：“為中國的發展鼓掌。”

再說國內采訪。

今年6月，人民日報海外版副總編輯衛庶帶著我們采訪小分隊沿著太行山一路南下。主要任務，是為人民日報“銘記歷史 緬懷先烈”欄目采寫報道。經過4天馬不停蹄的采訪，又歷經多輪精細打磨，《英雄的土地上，奮斗譜新篇》在人民日報頭版見報。

驚喜永遠在路上，采訪中還“撿”了兩個獨家且珍貴的題目。

先是，在河北阜平參觀晉察冀邊區革命紀念館時，講解員問，第三展廳很少有人去看，需不需要看一眼？沒想到，多看一眼時，眼前的一幕幕讓我震驚——從上世紀40年代起，一位叫顧棣的紅色攝影師，用大半生遵循著中國革命攝影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沙飛的教導，守護了8萬多張底片。今天，這些都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的鐵證。同樣讓我驚訝的，還有擺在展柜中的近500本日記，像是一幅長卷在眼前鋪展。

可惜，顧棣今年剛剛去世。我用1個多月時間，采訪到了盡可能多的人——他女兒、兒子、學生、合作者，還有最終接收他一生檔案的博物館工作人員。讓我感動的是，《抗日戰場上，他的武器是底片》見報后，他兒子顧小棣發來微信：“這篇文章可以告慰老爹在天之靈。”

然后，在八路軍一二九師司令部舊址采訪時，紀念館副館長申利芳聊到，她遇到過一個很特殊的事情：當年一位作戰科科長安懷在繼續上前線時，給部下張明倫留下三箱重要資料，囑咐他日后歸還，沒想到為了這句口頭承諾，張家人用了三代人、近70年。

又是一個當事人都不在了的故事。而且，很多信息在親歷者口中傳來傳去，但彼此之間有出入，不符合新聞報道嚴肅的事實核查要求。

不過，一個好故事值得付出時間與真心。我用近3個月時間，在安家、張家與紀念館中，通過書信往來和文物檔案，最終描出了故事的全貌。甚至，1969年的一篇人民日報報道，都成了很關鍵的證據。最終，我把這漫長時間里的故事，核實到了自己能力的極限。

同樣讓我覺得感動的是，《為了戰場上的一句承諾》出來后，申利芳特地收藏了報紙。她說：“這篇報道我館存檔！”

做記者，總有一些特別幸福的時刻。（本報記者劉少華文/圖）

《人民日報海外版》（2025年12月25日第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