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船專訪丨梁思禮之女梁旋：父親錯過我們三兄妹的出生時刻

有一位父親，不僅用一千多萬字的著述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把9位兒女悉數培養為人才，留下了“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話。

這位父親，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梁啟超。他的三位院士后代，分別是建筑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

2025年7月31日，紅船融媒采訪了梁啟超最小的孫女、梁思禮與趙菁（原名麥秀瓊）次女梁旋，聽她講述了自己前輩鮮為人知的故事——特別是父親作為新中國航天事業拓荒者之一的故事。

▲梁旋

梁啟超深愛的“老白鼻”

1924年，梁思禮出生于北京的協和醫院。作為梁啟超最小的兒子，他得名“思禮”，取“以禮修身”之意。

▲小時候的梁思禮

雖然出生在北京，但梁思禮的童年時光是在天津度過的。

“我的人生和所有的幸福就是從天津飲冰室開始的，看著修葺一新的這個家，自己仿佛又回到了那個父親把著自己的小手，給海外的哥哥姐姐們寫信的年代。”梁思禮曾如是說。

在問及其父親和祖父之間的故事時，梁旋坦言自己知道的并不多。她說：“父親也講過一些和爺爺相關的事情，但父親在爺爺去世時年紀尚小，應該是在看爺爺留下的一些書信時回憶起來的。”

在梁家9個兄弟姐妹中，梁思禮是最小的孩子。梁啟超因病去世時，他尚不滿5歲。他關于童年的記憶，離不開“飲冰室”。

“飲冰室”位于天津梁啟超紀念館內。紀念館院內有兩棟小樓，一棟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場所，另一棟就是“飲冰室”。“飲冰室”其實是梁啟超的書房。自1915年舉家遷居天津，直至 1929年去世，梁啟超在天津度過了生命中最后14年。

在那14年里，梁啟超在“飲冰室”著書立說，會見客人，與學生進行交流。

為了安心工作，除了夫人外，梁啟超一般不讓家人去“飲冰室”。梁思禮卻是個例外，可以自由出入“飲冰室”。“除了奶奶，祖父唯一允許去飲冰室的人就是我爸。”梁旋說。

按梁旋的理解，其祖父五十多歲才有了其父梁思禮，所以“特別愛他”。梁思禮也格外惹人喜愛，他在書房中不哭不鬧，自己玩自己的，在梁啟超需要他的時候，他會“出現”。

每當梁啟超有重要客人來訪時，梁思禮就會“躲得遠遠的”。當學生來訪時，他就會出現，參與在其中。

對小兒子的靈性，梁啟超也很驚奇。他親昵地稱梁思禮“老白鼻”（老是“小”的意思，“白鼻”是英語baby的意思）。

梁旋講了一些祖父與父親之間的小故事——

爺爺有抽煙的習慣，寫作累了，就會說“老白鼻，我要抽煙，幫我把煙拿來”。我爸拿煙卷的時候，還會把煙灰缸一起拿過來。爺爺就會很開心，也會想“他這么小，怎么會知道把一套東西都拿來”。
爺爺會教我爸念詩，我爸學會了就會去教保姆。不知道保姆是故意逗他，還是真的念錯了，反正是念錯了，他就會過來跟我爺爺學保姆念錯的樣子，把我爺爺逗得特別開心。
那個時候，我爺爺也經常去清華講課，去北京講課的時候，就會帶著我爸。沒事的時候，就會帶著我爸去東安市場，給我爸買好吃的。

梁旋坦誠地說，由于其祖父去世時，其父親梁思禮尚不滿5歲，所以他對于世界的認知及價值觀、人生觀的形成，更多地受到了奶奶的影響。

梁旋的奶奶王桂荃是一位很有遠見的女子，在梁家“一門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成就中，她功不可沒。

“奶奶會給爸爸講爺爺為國家做了很多大事，期待他要學做我爺爺那樣的人。我爸爸也會看到我的姑姑和伯伯是怎么做的。”梁旋說。這一切，都對梁思禮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

歸國途中，新中國成立

梁啟超是一位新思想的播火者，一生致力于中國社會的改革與進步。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教會了后代“愛國”這個道理，愛國后來作為家風被后代傳承下來。

“梁家人從小就有一個概念，要努力為社會做貢獻，讓我們的祖國更強大。包括我自己，從很小的時候就有一種責任感，認為要對中國社會的發展做更多的努力和貢獻。”梁旋在接受紅船融媒采訪時說。

眾所周知，梁啟超教子有方。他的子女在外讀書或在海外留學時，他會經常把想說的話寫進書信里。

“我父親年紀小，沒有像他的哥哥姐姐們一樣，每逢生日等特殊日子，總會得到我祖父親手寫的書信或寄語。但我爺爺的信中有很多與我爸爸相關的內容。”梁旋說。

據了解，梁啟超曾常常把著梁思禮的手給大女兒梁思順寫信。這一溫暖之舉，既把父愛傳給了遠方的女兒和懷抱里的幼子，也在子女之間搭起了親情聯絡的橋梁。

“爺爺把著爸爸的手給我大姑寫信時，我爸握著毛筆，爺爺順著爸爸的力量走，字的筆畫有的粗有的細，信上的字不精美。但對爸爸來說，很珍貴。”梁旋說。

梁思禮沒能像哥哥姐姐一樣擁有父親題寫的書信或書法作品。后來，他保留了父親把著自己的手給姐姐寫的那些信的復制品。

1941年11月，王桂荃拿出省吃儉用積攢的400美元，把梁思禮送上了赴美留學的航船。

據梁旋介紹，梁思禮乘坐的航船剛到美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從此，隨著戰爭導致航船及通信中斷，他與家庭失去聯系。到達美國之初，梁思禮入讀明尼蘇達州嘉爾頓學院。后來，出于“實業救國”——通過讓祖國強大起來從而擊敗侵略者的理想，他去了有“工程師搖籃”之稱的普渡大學。

為了去普渡大學讀書，梁思禮失去了嘉爾頓學院提供的獎學金和生活費，只能靠勤工儉學完成學業。 “期間，他曾在罐頭廠打工，還在餐廳端過盤子、在游泳場當過救生員”。

在普渡大學本科畢業后，梁思禮去了辛辛那提大學繼續深造，并于1949年獲得自動控制博士學位。

▲在美國普渡大學留學時期的梁思禮

“那時，他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國內的情況，一心想著救國救民。完成學業后，立刻就回國。”梁旋說。

那時，不少實驗室向梁思禮伸出橄欖枝，希望他去工作。但在取得博士學位不久，他便踏上了歸國之路。

1949年9月，梁思禮乘坐“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踏上了歸國的航程。正當他乘坐的航船行駛在太平洋上時，新中國成立了，他懷著報國理想和一身學識回到了祖國懷抱。

▲1949年，梁思禮和好友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回國

“洋博士”遇到“小八路”

1945年，正當梁思禮在大洋彼岸艱苦求學時，中國粵北山區一個名叫麥秀瓊的女孩參加了抗日游擊隊。

麥秀瓊于1928年出生在廣東南雄一個書香世家，其祖父為清末秀才，父親以筆為劍辦報發表抗日文章。以她的才學，本可以繼續上大學深造，但在17歲的年紀便加入了南雄抗日自衛十二隊。

參加革命一年后，年僅18歲的麥秀瓊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革命后更名為趙菁）。1947年，她在東江縱隊北二支游擊隊工作時，在司令部電臺擔任譯電員。新中國成立不久，趙菁從廣州軍區調到郵電部工作。

▲趙菁

回國之后，具有無線電專業背景的梁思禮也進入郵電部工作。

就這樣，洋博士梁思禮與“小八路”出身的趙菁成了同事。

1956年，航天工業部的前身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開始組建時，梁思禮和趙菁雙雙被選中，成為新中國航天事業的創始者。也是在這一年，他們結為終身伴侶。

“當時，航天部初創，他們為了共同的事業一起奮斗。事業上有了美好的開始，他們又成了家。”梁旋介紹道。

從今天的視角看，身為洋博士的梁思禮似乎條件更為優越。但在當時，情況并非如此。

梁旋在接受紅船融媒采訪時說，當初，其母親作為“老革命”和“老黨員”的資歷都讓其父親很羨慕。“爸爸雖然是技術領域的負責人，但他覺得媽媽在政治上更進步，他去追求我媽媽，還有點壓力。”

梁思禮與趙菁的結合，可謂兩種報國路徑的奇妙交匯：一位是歷經艱辛歸國的“洋博士”，在戈壁灘上為導彈安上“中國芯”；一位是年少投身革命的“小八路”，從游擊戰場到航天幕后，以忠誠護航征程。

兩人雖然經歷不同，但在性格互補。婚后，彼此在生活上互相理解，在工作中各自綻放。

“那時，航天事業是一張白紙，大家對火箭的認識是‘零’，只有錢學森能給他們進行指導。”梁旋如是說。

正是因此，梁思禮與趙菁結婚后，一心撲在工作上。

他們的家庭生活，將嚴謹的科學精神與溫潤的人文關懷相融，讓子女在歷史的回響與現實的奮斗中，讀懂“家國”二字的分量。

▲梁思禮與趙菁

三次錯過子女出生時刻

梁旋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他們出生時，身為父親的梁思禮都為開展導彈研制工作出差在外地，身為母親的趙菁獨自度過了生育子女的艱難時刻。

到了梁旋出生時，中國首枚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導彈“東風二號”恰逢試射的關鍵時刻。那是1962年初春時節，妻子趙菁即將臨盆時，身為控制系統負責人的梁思禮卻要趕赴2000公里之外的酒泉完成試射任務。

梁思禮去了發射基地不久，趙菁在北京誕下一名女孩。她按照丈夫的囑咐給小女兒取名叫梁旋，在西北大漠，傳來的卻是“東風二號”試射失敗的消息。

在美國留學時，梁思禮學的是自動控制專業。用梁旋的話說，在航天部初創之時，他和其他科學家一樣，完全不知道火箭的運行原理，對導彈的認識“等于零”。在錢學森的指導下，他們從零起步開始摸索。

“錢學森會給他們講課，也會安排我爸爸，還有其他科學家講課。大家從不同的專業角度分享，誰在哪個方面有專長，就給大家講課。我爸爸講自動控制，其他科學家講材料、發動機等專業的課。年輕的研發團隊就這樣開始慢慢地去認識自己將來要做的事業是什么、要完成的是什么任務。”梁旋介紹道。

當時，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也發揮了一定作用，其中包括“拉來一個導彈”。雖然提供了一個成品導彈，但對方不可能傾囊相助。最關鍵的東西，還得靠自己去摸索。比如，如何設計出導彈。

作為導彈設計團隊中的一員，梁思禮最初的工作是下到制造普通機械設備的工廠，和工人一起摸索導彈的制造技術。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1960年，新中國第一枚導彈發射成功。這枚導彈，就是“東風一號”。

▲1960年11月5日，我國仿制導彈代號“1059”豎立在發射架上

“東風一號”試射成功后，梁思禮等科學家投入了“東風二號”的研制工作中。這枚被命名為“東風二號”的導彈，是中國科學家自己設計的第一枚導彈。

“我們家三個孩子出生時，爸爸都不在媽媽身邊。”梁旋說。

在講到自己出生及取名為“旋”的故事時，梁旋自然而然地提到了“東風二號”試射失敗的往事——

在研制“東風一號”時，蘇聯撤走專家，專家把圖紙也帶走了，等于把我們撂在半道上了。他們認為，我們肯定做不出來。但我爸他們想了很多辦法，包括“反向設計”（對照蘇聯提供的導彈反推設計方法），最終把“東風一號”研制成功了。
我爸他們這批研制導彈的科研人員都很年輕，“東風一號”的成功，讓他們的信心都爆棚了。在研制“東風二號”的時候，他們就根據改進需要，修改了 “東風一號”的很多設計參數。比如，彈道變長了，發動機的位置也挪了。
1962年3月份，他們信心滿滿地帶著“東風二號”去了靶場。
我的預產期就在“東風二號”試射那幾天。我爸也掛念我媽，他意氣風發地要去靶場，一心想的是試驗能成功，就跟我媽說：“生男孩就叫梁凱，生女孩就叫梁旋。你就等著我們凱旋而歸吧。”
結果，這次發射失敗了。
在發射的時候，其他人都按規定在掩體里觀看發射。我爸是控制系統的負責人，他和負責另外一個系統的同事，跑到離發射點更近的位置去觀看——想近距離更清楚地觀察“東風二號”的技術表現。
結果，他們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火箭先升起，到一定高度，就不對勁了。我爸后來描述當時的場景時說：“看到它像喝醉酒似的，搖搖晃晃地在天空中畫了一個大鞋底，然后就一頭栽下來了。”
因為每個人都太希望成功了，這個結果，對他們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

雖然這是一場失敗的試射，但這次試射為后來的東風系列、長征系列導彈火箭的成功搭起了成功的階梯。

“我爸也說，要是當時很輕易就成功了，很可能是碰巧了。其實，失敗是更好的老師。正是這次失敗，讓他們總結出了必須重視總體和分系統的綜合設計、必須重視加強地面試驗、必須嚴格遵循研制程序等一系列保障后續成功的經驗。”梁旋說。

后來，為破解控制系統方面的難題，梁思禮等人按照錢學森“一定要殺出一條血路來”的要求，成立了 “殺血路小組”。研制團隊經過兩年奮戰，在1964年，“東風二號”試射成功。之后，隨著連續7次試射成功，宣告中國科學家真正學會了制造導彈。

太平洋上，盛放最美“花朵”

2024年9月，中國向太平洋預定海域成功發射了一枚洲際彈道導彈（東風-41）。這是時隔44年之后，我國再次向太平洋發射洲際導彈。

45年前的1980年，我國向太平洋發射的第一枚導彈名叫“東風五號”。對當時的發射場景，梁旋記憶猶新——

1980年，我們第一次向太平洋發射“東風五號”時，我爸和中央首長在指揮大廳里。他通過大屏幕看到，導彈打到預定區域，濺落物（彈頭數據艙）釋放的染色劑把海水染成綠色，他的心情非常激動。
彈頭落到預定位置后，在遠望號（船隊）上待命的直升機就開到有染色劑的地方，把彈頭撈出來了。
后來，在電視里多次播放打撈數據艙的視頻畫面。因為直升機螺旋槳的旋轉擾動，藍色的海水里就有了染色劑綠色的波紋。我爸就說，“那是我這一生看到的最美的畫面”。
電視里每次播直升機撈彈頭的畫面，我爸都會跑過去，特別認真地看。我當時不太理解，心想“不就是撈個彈頭嗎”？實際上，導彈試射包括發射準備、點火發射、按預定彈道預定速度飛行、命中目標區域、回收彈頭數據艙等關鍵階段。在各個階段表現正常的情況下，成功回收彈頭數據艙是導彈發射試驗最終成功的重要標志。這次試射成功，里面凝結了包括我爸爸在內的航天人十多年的心血。
后來，我才知道，這次“東五”發射的精度非常高。它是以20倍的音速飛了8000多公里之后，精準地落在預定海域。命中精度之高，相當于用手槍打中了100米之外的一只蚊子。

▲1980年5月，“東風五號”導彈發射升空

據梁旋介紹，當時，在太平洋上那個“最美的畫面”周圍，還發生了驚心動魄的一幕。

“當時，我爸說，外國人都去船了。我當時也不能理解。”梁旋說。

后來，梁旋才知道“我們的測量船先去了預定海域，外國的船也在周邊等著”。我們的船跟他們喊話說“我們在執行任務”，他們回話說“我們也在執行任務，我們不影響你們”。

公開資料顯示，出現在“最美的畫面”周圍的外國船只的目標一是等著看我們失敗的笑話，同時也覬覦“東風五號”的彈頭數據艙。

如今，在講述這一切時，梁旋對自己的父親有了深切理解。

原來，在“東風二號”試射成功的第二年，即1965年，“東風五號”就立項了。在從立項到向太平洋成功發射的15年間，有10年是“文革”動蕩期。

在特殊時期，主管航天工業的七機部內部的工作需接受“軍管會”的領導。一開始，“軍管會”急于求成，經常搞“大會戰”。

“一個100天會戰接著一個100天會戰。我爸都累得尿血了。”梁旋說。

由于在“會戰”中過度“求快”，技術方面出了很多問題。沒有決策權的梁思禮等科學家，只好竭盡全力解決這些問題。

當歷經重重磨難的“東風五號”進入發射場準備第一次發射時，“軍管會”領導卻決定放棄，說：“已經拖了這么長時間了，就讓它老死在地面上吧。”

那時，“東風五號”的總設計師是屠守鍔，梁思禮是“東風五號”控制系統的負責人。只有他們知道，這第一次發射的意義是什么、“東風五號”對國家意味著什么，讓他們“放棄”談何容易。

因此，針對“東風五號”何去何從，形成了兩派意見。

“這個架，一直打到了周總理那里。周總理要聽科研人員匯報，我爸也參加了匯報。最終，是周總理拍板，‘東風五號’按計劃進行第一次發射實驗。”梁旋介紹道。

▲梁旋

梁旋清晰地記得，那次向周總理匯報工作回家后，梁思禮特別高興。她如是回憶當時的情景——

我爸把我們幾個孩子叫過去，跟我們說：“我們今天向周總理匯報工作去了。總理看了人員名單后問我：‘梁思成是你哥哥？’我說：‘是。’總理又問：‘你是梁啟超的兒子？’我說：‘是。’總理就說：‘我聽過你父親的演講，他在中國歷史上起了積極作用。你還有一個姐，在外事部門工作……’總理跟我說話，就跟嘮家常一樣。”

在講述這個故事時，梁旋特別提及其父親對周總理的感激之情：“在‘文革’初期武斗特別厲害的時候，周總理列了一個名單，說這些人必須保護起來。當時，我爸在被保護的名單之內。”

當年，周總理拍板繼續研制“東風五號”之后，梁思禮等科學家受到極大鼓舞。經過他們的不懈努力，“東風五號”在1971年9月第一次發射。

2025年6月，有關部門披露了“東風五號”的參數：全長32.6米、彈徑3.35米、最大起飛重量183噸、最大射程1.2萬公里、命中精度500米。

在這組數據背后，還有另一組數據：1971年9月10日，“東風5號”首次試射，基本成功。導彈完成了全部飛行過程，總統方案經過考驗得到驗證；接下來的兩次試驗均失敗；1973年10月，周總理批準“東風五號”的研發計劃推遲，先解決問題再試驗；1978年10月5日，在解決問題之后，“東風五號”再次試驗，獲得成功。

1980年，“東風五號”第一次向太平洋預定海域發射并取得成功。

“東風五號”的發射成功，代表著梁思禮等航天科學家用十五年心血，最終鑄成打破超級大國核壟斷的大國重器。

梁思禮簡介：

梁思禮(1924-2016)，生于北京，梁啟超之子，我國航天事業的開拓者之一，著名導彈火箭控制系統專家，中國導彈火箭控制系統研制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中國航天質量可靠性工程理論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中國航天CAD/CAM、軟件工程化技術的倡導者和奠基人，為中國航天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

梁思禮1941年赴美留學，在普渡大學獲無線電專業學士學位，在辛辛那提大學獲自動控制碩士和博士學位。1949年回國。1956年調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控制系統研究室副主任。之后歷任第七機械工業部一院12所所長、一院副院長、七機部、航天部總工程師、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職務。在火箭、導彈制導控制技術的理論和實踐上，他具有很高的造詣和豐富的經驗。作為控制系統的主要技術負責人，他在遠程導彈“東風五號”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控制系統研制中，開創性地采用“平臺一計算機”方案，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彈上計算機集成電路化等許多科學技術難題。大大提高了制導精度，使洲際導彈準確命中目標。為此，他曾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為我國火箭、導彈制導控制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作出巨大貢獻。梁思禮1993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

2016年4月14日，梁思禮在北京逝世。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唁電，對梁思禮同志逝世深表哀悼。習近平總書記在唁電中說：新中國成立之初，梁思禮同志毅然歸國，為發展我國航天事業鞠躬盡瘁，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愛國情懷、奉獻精神和嚴謹作風令人敬仰。

撰稿：王偉鑫

視覺：王學民

統籌：李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