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擁聽簫樓：從隋煬帝到《花間集》

《坐擁聽簫樓——隋唐五代文苑雜譚》是揚州大學顧農教授的一部文學史隨筆集，從隋煬帝談到《花間集》。而以唐詩為重點，涉及王績、上官婉兒、駱賓王、王昌齡、孟浩然、王維、王之渙、高適、杜甫、劉禹錫、白居易、柳宗元、李賀、李商隱以及若干知名度不甚高的詩人，談他們生平作品中有疑點有趣味的問題，多有新見。文字通俗流暢。書中涉及一些唐人文章的名篇和傳奇小說，也保持其要言不煩、講究興味的風格。

《坐擁聽簫樓——隋唐五代文苑雜譚》，顧 農 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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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記

中國古代詩歌一向有四大題材：民生政治、風景靜物、歷史人物、友情愛情，唐詩中這四個方面都有大量的作品，名篇很多，杜甫道德高尚，憂國憂民，關于民生政治的杰作尤多，于是成了“詩圣”，只寫后三項，水平再高，也成不了“圣”。其他幾種題材杜甫也寫，水平同樣很高。主流搞好了，又能兼及其余，這是“大家”氣象；如果主旋律不強，其他方面再好，最多也只能稱為“名家”；而如果僅以大寫愛情著稱，則可能被正人君子瞧不起，甚至要挨批評。此前在蕭梁時代，以太子蕭綱為首的一批宮體詩人雖然在藝術上多有探索和貢獻，但后來的評價始終不佳，根子就在這里。

隋煬帝楊廣中年以后也多寫宮體詩，同樣挨批，可是晚唐五代的詞人幾乎全是大寫愛情以至于艷情的，倒并不怎么挨批，他們的社會地位沒有蕭綱、楊廣那么高，他們的那些小詞原是為應歌而作，安排歌女們在酒會上唱唱的。家妓或商業性歌妓們的演出無非是提供娛樂，本無所謂大雅，如果讓她們忽然大唱憂國憂民的高調，倒反而顯得有點怪怪的。

所以后來就把曲子詞稱為“詩余”，安排這種樣式老老實實地呆在文學和音樂的邊緣；古人又一再強調“詩莊詞媚”，不讓小詞有什么力度。美國漢學家艾朗諾說：“無論關注何種主題，詞往往偏重于情感方面，或是偏重于感知身邊事物。詞中常用的語言，通常被描述為‘女性化’或曰‘陰柔’，相應地，其呈現模式也以幽微、精致的美學風格為中心。這樣一來，在思考詞、詩之間的異同時，‘詩莊詞媚’成了習慣性的說法。”“甚至當詞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文人形式之后，它還一直以自己的商人階級出身、因精英對它的‘市井氣’的認知而苦苦掙扎。當時常用來指稱這一形式的幾種貶義詞，如‘小詞’、‘詩余’，也證明了這一揮之不去的偏見。”（《劍橋中國文學史》上冊，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486-487頁）。歷來的偏見一方面使得詞的地位不甚高，同時也讓它無須承擔多少社會責任。人們常常看到，同一位作者寫詞時的心理狀態同寫詩時往往不同，典型的例子如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他的詩文都是比較嚴肅的，而小詞則相當風流瀟灑，不大像個大雅君子的樣子，以致曾經被誤以為不是他的作品。曾慥《樂府雅詞·序》說，歐公不可能寫那種低俗的小曲，“乃小人或作艷曲，謬為公詞”；至今也還有學者采信諸如此類的看法。這其實乃是隔膜之論，浦江清先生說得好：“在歐陽修當時，晏殊以剛峻見稱，但詞極柔弱纖媚；司馬光和寇準那么耿介，他們的詞也婉約而澹遠。歐陽修寫作這樣的詞自是不足為怪的。”（《浦江清中國文學史講義（宋元部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頁）。北宋文壇上這種帶有規律性的差別大可注意。當時《花間集》的影響如日中天，詞壇上的氣氛非常輕松。

最近收拾隋唐五代這一段文學的舊時雜稿，始于楊廣，終于《花間》，文章和小說方面的札記隨筆也有一點，而其大宗則是談論詩詞的，其間不禁浮想聯翩，有些小感慨就順手記在這里。后記的寫法可以自由一點。《西游記》里的孫悟空搖身一變，化為一座廟宇，把尾巴變作一根旗桿安插于廟后，形成一道別致的風景——正規的廟從來未見有這樣來安排的。

我初步將手頭這些舊稿選編為一疊的時候，恰逢河南人民出版社的老朋友前來約稿，于是將這些存稿進一步收拾一番，且驚且喜地捧出來請他們并通過他們轉請讀者批評指教。唐朝的詩人大約有一小半是河南人，杜甫、韓愈、李賀、李商隱等一流人物更全都是河南老鄉，拙著榮幸地能在河南面世，這是何等的緣分和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