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公益從“祭壇”回歸任重道遠，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現實與未來——對話北師大中國公益研究院創始院長王振耀

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周南 北京報道

“‘十五五’將是人均GDP由1.2萬美元向2萬美元發展的增長期，也是善經濟發展的爆發期，醫療慈善大有可為！”

2025年11月12日，是白求恩同志逝世86周年紀念日，也是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的特別時刻，“薪火十年，益心同行——賡續白求恩精神暨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十周年紀念活動”在京舉辦，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公益研究院創始院長王振耀正在舞臺上發表演講，擲地有聲。

在這篇題為《健康中國 2030：醫療慈善的使命與創新》的主旨演講中，王振耀指出，中國醫療慈善事業正處在從“彌補缺口”向“系統引領”轉型的關鍵躍升期。應正視當前醫療衛生服務體系中的不平衡問題與社會復雜需求，同時把握國家戰略與“善經濟”發展機遇，通過打造專業化公益平臺、深化跨界融合，在服務重點人群、提升公共健康體系方面發揮不可替代的戰略作用，推動行業邁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

同時，王振耀還對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的十年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在他看來，十年間，基金會將高深的醫學專業壁壘，化為了惠及超過5637萬人次的公益暖流，頗為不易。也因此，他對基金會的下一個十年寄予厚望。

而在活動后臺的會客廳，王振耀與《華夏時報》記者展開了一場更為深刻，甚至略顯“銳利”的對話：從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的公益實踐中能汲取怎樣的智慧與經驗？當前制約中國醫療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的瓶頸是什么？“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白求恩精神和志愿者精神，在今天是否依然鏗鏘有力？

更為珍貴的是，采訪期間，王振耀與記者的對話一度“跑題”，話題投向了整個中國公益慈善界的“暗傷”——過度“問責”導致的內卷、不合理薪酬造成的專業人才流失、“埋著頭說奉獻會造成虛偽”的警示，以及將公益人架上“祭壇”的不當“綁架”等等——他的批評毫不客氣。

事實上，在這場一個多小時的對話中，王振耀多次提高聲量、加重語氣，一如2008年汶川地震時，時任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的他“痛批”災區醫護人員一般，嚴厲的言辭與背后的迫切之心形成呼應。

當記者感慨其“為公益圈的人發聲”時，王振耀再次加重語氣說道：“我發聲，你可以寫出來，你一定寫出來這種聲音！”

如此，記者盡可能將對話完整呈現，以期更多讀者看到：王振耀所呼吁的，是直面這些被反復言說的行業沉疴，讓公益從追求“問責”的焦慮中解脫，回歸專業、“責信”的品格，完成一場從“祭壇”到“圣壇”的理性重建。

以下為采訪實錄：

《華夏時報》：今天是白求恩同志的逝辰，今年也是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成立10周年，回顧這十年，您認為基金會最核心的發展成果是什么？它為我們中國民間的醫療慈善組織提供了哪些寶貴經驗和智慧？

王振耀：那（成果）太大了。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這十年，為醫療和慈善的鏈接，搭建了一個最為堅實的或者說影響力最大的樞紐和平臺。

數據說得很清楚：2015年7月至2025年6月十年期間，累計公益規模超過33億元人民幣，項目覆蓋全國31個省份、千余家醫院，開展數萬場醫生培訓和患者教育活動，幫扶基層醫生近10萬人次，累計受益人群近5637.2萬人次。涵蓋了從社會公益、公益捐助，到醫生教育、醫學研究、知識傳播等多個領域。十年間，能將醫療這么專業的問題化為普惠的社會公益項目，做出這么大成效，這是它最大的貢獻。還有太多的專家、院士、名醫，包括基層醫務工作人員投入進來，一個基金會能動員數十萬醫務工作者投入這么一個廣闊的公益領域，它的貢獻應該說是罕見的。

如果說對其他公益組織有什么很好的啟發，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學學，如何讓專業與公益結合，建立一個高效的轉化樞紐——這是現在公益界特別需要的。不然好像專業是專業，公益是公益，好像公益只能做一些簡單的救苦救難。現在很多專業人士想做公益，但渠道不通；公益界也需要專業人士，但更突出的是“其他”，而非“專業”。專業的公益就像“原子彈”，可以爆發出巨大的社會影響力，它可能快速提升社會的發展水平、擴大受益人群范圍，或對公共政策產生影響。從更實際的角度說，專業力量的參與本身就自帶公信力——有幾位院士參加一個項目，全社會很快就會了解并信任這個項目。

當然，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值得學習的還有很多，比如志愿服務、對醫務人員的培養、對大病患者的救助，乃至對公眾醫療知識的教育普及。還有白求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奉獻精神，這是我們特別需要繼承和學習的。

《華夏時報》：這里有一個細節，您剛才提到醫療慈善具有很強的專業性和社會性，且二者需要貫通。那么在我們理想的模式中，您覺得基金會應該自主培養一支隊伍嗎？還是說它就是成為一個鏈接專業機構和醫療系統的“行業催化劑”就可以了。

王振耀：你說得太對了，這就是我要特別向大家解釋的——一定是當樞紐和平臺，而不要替代?，F在中國恰恰缺少這樣的樞紐和平臺。過去大家把樞紐和平臺的作用看簡單了，以為就像市場上的經紀人一樣，介紹雙方認識，見面談談就行了。不是這樣。它是需要規劃、設計、加工、分類、再傳播、再創造的。

比如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這么多項目，都進行了再開發和再加工。如何把這么多有白求恩精神的醫務工作者凝聚起來？凝聚起來的資源怎么轉化？這其實是一個再造的過程，我稱之為形成一種平臺所特有的“勢”，把各類專家和專業力量匯聚起來形成合力，可以集中解決某一類特別困難的問題。

樞紐和平臺不是替代各個行業，而是發揮轉化器和凝聚器的特殊價值，讓它自己去組建一個龐大的隊伍，反而突出不了特殊性。用白求恩精神去凝結就是它的特殊價值，把這個特有價值充分發揮出來，能做的事就特別多了。

《華夏時報》：還是“專業的人干專業的事”。

王振耀：對。尤其在數字化時代，這種樞紐功能極為重要。

《華夏時報》：您剛才提到了白求恩精神，包括您演講時也說“白求恩精神是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最大的公益資源”，我很受觸動。您覺得白求恩精神對于當代中國的醫療慈善而言，最核心的價值是什么？我們如何將它從一種所謂的“歷史記憶”或者“精神圖騰”，轉化成可持續的公益驅動力？

王振耀：你問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其實你們還年輕，你們可能不知道，像我們這一代人，可不是只有醫務工作人員和慈善工作人員學習《紀念白求恩》，是全中國人民都在學習《紀念白求恩》。我們小時候叫“老三篇”：《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和《紀念白求恩》，我們都會背。

首先大家都要知道，白求恩精神已經融入我們民族精神中了，這是中華民族獨有的寬廣胸懷。再一個，白求恩精神也是共產黨人的精神、紅色精神，是公益界最寶貴的禮物。它的核心價值在于，它是一種全社會乃至國際都能聽得懂的語言——一種重要的“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利他精神與志愿服務精神。

我們公益慈善界應該自覺地、有意識地善于學習、傳承和開發白求恩精神，將它內化為各種項目的精神內核。

《華夏時報》：從行業角度看，在現有的醫療保障體系外，醫療慈善如何找準自己的定位，形成有效補充？尤其是在“健康中國2030”這一大的戰略背景之下。

王振耀：這個定位很重要。醫療慈善正迎來一個大有可為的時期。

首先，是補齊大病醫療救助的“最后一公里”。在現行制度下，全國大病報銷完后，真正自付醫療費用超過5萬塊錢的人群規模大約幾百萬人，（資金缺口）不到2000億元；其中花費數十萬的患者，全國就幾萬人。這意味著，如果患者本身條件尚可，公益慈善力量再幫扶一把，政府或其他保險制度再支持一下，大病醫療救助在有些省份就已經不成問題了。海南的“海惠幫”就是一個成功范例（注：“?；輲汀笔怯珊Ｄ鲜♂t療保障局牽頭，聯合民政廳、殘聯等15家單位共建的多層次醫療救助信息平臺，2023年8月正式上線，覆蓋特困人員、低保對象等18類困難群眾），救助了幾十位花費幾十萬元的人。我問過好多海南的人，說有“花幾十萬的也不怕”，為什么不怕？因為人家把社會慈善和整個醫療保障都聯合起來，形成了多層次醫療救助疊加，整合了基本醫保、大病保險、醫療救助及慈善資源，包括我們公益研究院、水滴籌等等，全部介入了。所以醫療慈善的力量，現在非常需要和政府保障形成密切互補：政府挑大頭，動員各類資源，公益慈善給患者提供資金支持，這非常重要。

第二類是非醫療的救助，好多患者及家庭其實需要的是服務，他們面臨的困境在醫療報銷之外，比如異地就醫的住宿、用車、做飯、子女照料等。醫療慈善可以在這些方面提供關鍵的支持性服務，給予患者家庭實質性的幫助與人文關懷。

更不要說在醫療大健康領域，面對老齡化、殘疾人康復、婦女兒童健康等多樣化的需求，公益慈善大有用武之地。國家醫療保障制度發展得越健全，恰恰公益慈善的發力點越多，過去我們需要集中應對大病負擔，現在政府投入越來越多，衛生事業總費用已經超過9萬億元，醫療慈善要做得更有社會性，關注那些帶有常識性、心理撫慰等特征的公共服務需求。公益慈善界要特別關注大健康這個行業。

《華夏時報》：您覺得當前制約我們整個中國醫療慈善事業高質量發展，最棘手的瓶頸是什么？

王振耀：我認為大家的合力不夠，最棘手的是大家常常沒意識到要互補，沒重視樞紐和平臺。好多慈善組織各自為戰，信息還不太通，資源分散，難以形成整體效應。對于政府部門而言，面對分散的個體也很難進行系統性的對接與合作。

海南的實踐已經證明，一旦體制內外的力量實現“會師”，迸發的能量是巨大的。中國社會注重實踐成效，如果醫療慈善界能展現出強大的聯合力量，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都會給予更多支持。

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能有這樣的貢獻，也正是因為它已經初步形成了這種合力。社會力量具有“春江水暖鴨先知”的敏銳，能靈活承擔那些政府不便直接操作、但社會又迫切需要的服務與試點。如果大家能真正聯合起來，集中力量打造更多更有影響力的項目，將對公共政策的促進和升華產生很大作用。

《華夏時報》：從宏觀上來說，我們當然是這么期待的。但是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形成合力？是不是現實上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堵點，也許是理念不同，也許是經濟的掣肘等等，難以讓它們形成合力？

王振耀：過去這些年我們確實有一些堵點。我坦率地說，這其中我們知識界也有責任。一個很典型的例子，有一個英文詞叫accountability，香港和內地普遍翻譯成“問責”，臺灣地區翻譯的叫“責信”。“問責”的結果是大家只強調“非常公開透明”，“責信”則強調責任和信譽很重要。

我們公益界這些年傳遍了“問責之風”，毫無疑問，公益界使用的是公共屬性的捐款，所以公眾對你的監督可能比其他主體更嚴苛，但是到處在競賽展示“我如何公開透明、如何不計成本”，標榜“我的項目好，我不收你的成本”，這其實是在過度地把慈善引向一個不是現代慈善（的方向）?，F代慈善是你如何理解和解決老百姓的困難，你如何有服務能力，如何研究老百姓的需求。同時，現代慈善承認公益需要合理的成本——你在服務過程中，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你也得吃喝、你也得發工資、你也要養家糊口。

所以，我們的堵點往往與我們的理念有關系，并且有時候“程序至上”，而忽略了本質。另一個表現就是，現在老是分“你是公辦的，我是民辦的”“你有政府背景，我是草根”——我已經在公益界呼吁多少次，不要說自己是“草根”，說自己是“專業服務組織”行嗎？

我認為公益界如果要走向更廣闊的社會服務，就要有更大的胸懷，這種胸懷體現在行業的自我約束上——公益界真正的品格是自我約束，是責任和信譽，大家都在追究問責，那成了啥了？要想明白公益界是干什么的。

《華夏時報》：“問責”這個詞現在改過來了沒有？

王振耀：沒有，現在還到處流行，到處都是“問責”，社會也在“問責”，好像已經成為一個社會的“堵點”，這就不好辦了。大家討論起來還覺得得意洋洋呢，實際是翻譯錯了。為什么一個錯的東西這么流行？資訊這么發達，怎么回事？這要大家警惕，要反思啊。這就是“堵點”。

公益本質上是基于奉獻和自覺，對品德要求很高，但系統也需要容錯和修復的韌性。所以咱們中國公益界將來往前走，尤其是在承擔更大的服務奉獻時，必須敞開胸懷看世界，聚焦老百姓的真實需求，要拿我們的專業能力和奉獻精神去創建各種各樣的連接，不能過度地標榜起我們的廉潔來了——公益界當然不能鋪張浪費，這是一種自然的（要求），要是拿這個標榜，那就本末倒置了。

我在公益界做了15年，深知這個行業的道德品格很高，口碑非常重要。但如果把公益界弄得像在放大鏡下，一做不好就立即傳開、全盤否定，那就完了。我們要突出公益界的責任信譽、服務能力和專業奉獻。這樣大家才能合作，而不是比賽：先查身份是公辦還是民辦，接著比透明，比誰成本更低，這不是內卷嗎？

為什么我不輕易表揚慈善家“裸捐”？我總是先問他們：家里的事都辦好了沒有？孩子們安排得都怎么樣？我會勸他們一定要先安頓好家庭，辦好身邊的事，再說捐贈。我們公益慈善界將來也要樹立一種健康的風氣：把責任信譽作為我們最重要的一個立足點，突出專業奉獻。而不是鼓吹低收入、不拿工資等，我們老人千萬不要倡導這種“精神公益”——我是強烈呼吁這個。

《華夏時報》：謝謝院長為公益圈的人發聲（笑）。

王振耀：我發聲，你可以寫出來，你一定寫出來這種聲音！不要養成這種“我不吃不喝，我一定要干什么什么”的風氣。我不同意。你也是人。大家老對我提意見，包括國外公益界說我“你好問我們的工資”，我說了為什么，他說：公益界（的人）也是人，最多限制并公示公益界領導人的工資，因為他們的薪酬確實比企業高管低，至于普通員工，他們會覺得“這還用問嗎？一定是和別的行業差不多”。

你們可以做個全世界公益界的掃描，到底工資水平是多少，要問一問，不要在這咱們老是埋著頭說奉獻——我討厭這個，埋著頭說奉獻會造成虛偽。一個人家里好多事沒解決，然后標榜這個（奉獻）——不行，這也是堵點。

我們一定要把公益慈善界變成一座“圣壇”，來了之后讓大家的精神價值得以安放發揮，而不是變成“祭壇”，來了之后啥也不能干，工資都很低，然后孩子、家屬都顧不上。他休閑娛樂，他用自己的錢吃吃喝喝，有啥？一沾上了慈善，他好像就不能吃喝玩樂了。他們帶家里人為什么不可以旅游？為什么不可以？他有什么不行？

但是咱們現在工資水平太低，對年輕人的成長不利，行業還沒有形成良性生態。我坦率地說，這工資水平養不了人，所以我是特別呼吁（加強保障），當前這個時候尤其應該這樣。

《華夏時報》：這對醫療慈善領域的人才同樣是（制約）。

王振耀：更是這樣。我最近在關注香港，香港每年有幾百億（港元）的財政預算以固定撥款的形式撥給公益慈善組織，支持其運作。有五六家大型慈善組織的工作人員規模超過萬人，一年從政府福利署得到的固定撥款就達十幾億（港元）。如果我們內地的慈善組織能從政府得到十幾個億的撥款，你敢想象嗎？這說明我們的社會組織發育程度、系統性的支持力度，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這反映的是宏觀理念上的堵點，所以社會輿論界一定要培育新風氣，才能把中國公益慈善做起來。尤其是醫療慈善，不要空談奉獻，而要表彰專業精神，保障方面也要講究，如果工資、服務設施等基礎保障都不夠，那不行。要大發展，就要考慮生活條件、勞動條件，不然就會發生有的企業說“我的企業多好”，結果自己的工人睡覺沒地方、吃飯蹲在地下。我看到照片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種理念。尤其醫療慈善是做醫療的??！你條件保障不好（怎么行）。

你們可能不知道，我在汶川地震的時候，最嚴肅批評的是衛生部帶領的60多個醫生的醫療隊，但是到現在我們都很高興當時這個嚴肅的批評。因為這些醫生非常有奉獻精神，他們不要帳篷，他們覺得災區老百姓都需要帳篷，自己不需要，一星期了，醫生們最后累得都……最后實在受不了了，當時我在指揮部，找我說“能不能解決一兩頂帳篷”，我聽完大吃一驚！我把帶隊的人狠狠地批評一通，我說“你以為這些醫生是你們衛生部門的？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整個災區救助的！這60個人是要協助全災區，是由災區來指揮的，他們是我們災區寶貴的醫療財富！他的身體健康不是他私人的！立即撥幾十頂！你還要多少？”哎呀，后來他受批評了，當然他也很感動。醫生們的條件要（跟上），我們都做過（一線），有經驗的，這是一定要保證的。

將來醫療慈善越做，越要注重品位和質量，尤其高質量發展階段特別要注意。在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成立十周年之際，我們應進行系統性反思，不必說得多（高大上），而是以春風化雨的方式回歸常識：公益界需要調整理念，不要自己折磨自己，構建一個既能保障從業者尊嚴、又能激勵專業奉獻的健康生態。

《華夏時報》：今天的活動提到“推動醫學人文關懷行動”，醫學人文關懷其實是醫療工作非常重要的維度之一，但是有時候易流于形式。您認為當前醫療慈善行業在醫學人文關懷方面，最大的認知或者是實踐上的誤區有沒有？是什么？

王振耀：有，比如醫務社工，我現在參與了一些跟醫務社工相關的項目?？梢哉f全國普遍都做得不是太好，醫務社工本應該是一個專業的系統環節，是成為患者與醫生之間一個不以牟利為目的的專業樞紐。但結構性的問題在于大家有一些理念誤區，認為它是一個業余的或者一般的社會事務，沒有將其作為必備專業角色嵌入到體制當中。

你看美國、歐洲的醫務社工會參與治療，為什么他們醫患矛盾相對較少？因為醫務社工在機制前端就開始發揮作用——告訴患者可以從哪些慈善組織獲得籌款幫助，在手術前已完成了資源鏈接和心理疏導，把很多可能因經濟產生的矛盾化解了?，F在很多醫患沖突聚焦在是否費用過多、是否檢查過度上，如果有一個發達的醫務社工體系，提前做好解釋、協助和資源對接，就能把醫療的人文關懷同時給到各方，既能保護醫生、安撫患者、動員社會資源，并把共性問題反饋給公共政策。這是一種機制性的人文關懷，但我們現在還沒有有機地嵌入進來。

所以，我們醫療慈善中的醫務志愿精神恐怕還是要發展。比如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是不是可以探索發展一個叫“白求恩之友”志愿網絡，醫生、退休人員、專業社工都可以參與，發展出這樣一種醫務社工或者志愿服務，在醫院里形成一種普遍的支持氛圍。如果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能把觸角伸向全國，有這樣一套全國性的公共機制，那還得了。

《華夏時報》：所以其實醫學人文關懷方面的專業性跟社會性中間，還是沒有打通。

王振耀：沒有打通。我們整個醫療慈善不是要去替代各種專業，而是把“轉化”和“鏈接”消化下來。社會領域的建設規律好多是相通的，我們不一定照搬，但是我們得理解。比如可以查查香港的最低工資標準是多少，不一定馬上趕上，但是我們得知道香港是這樣的，大家討論一下，就知道我們將來要怎樣發展，心里就有數了。包括香港的醫務社工機制，我們多查查，尤其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給予了很重要的指導，這種交流互鑒很有意義。

所以我說，醫療救助過度強調透明，而不強調專業，會貽誤我們，會讓我們停留在內卷。并不是說簡單地追究一下基層干部的責任，就可以避免專業性的疾病，就可以不發生問題。

《華夏時報》：看著呈現出來的是個人問題，其實還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王振耀：是系統性問題，根源往往是我們的思維方式。這也是為什么我一定要說我們知識界也有責任，不要把詞翻譯得（讓人誤解）。醫療慈善作為樞紐，他的核心資產是公信力，不是“問責力”，這要求機構發自內心地堅守責任與信譽，發自內心地堅持白求恩精神。

《華夏時報》：面向“十五五”，如果請您為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設定一個必須在未來五年取得突破，并能為行業樹立標桿的戰略任務，會是什么？

王振耀：我認為它應該成為全國性、樞紐型的醫療慈善平臺，連接國際與國內、政府與社會、高校和醫院，憑借白求恩精神的號召力，聯動成百上萬，甚至百萬級體量的醫生，遍布各省，促成資源與需求的高效對接。在“十五五”期間，它應該發揮獨特作用，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醫療慈善平臺之一，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它的人員可能幾十個不夠，需要成百上千，甚至上萬人，共同來服務這個國家。我特別建議北京白求恩公益基金會未來能發展出百萬規模的“白求恩之友”網絡，這不僅是志愿體系，更要形成一種專業共識，用開放、平和、人道的精神，動員各類公益資源，去解決人們日常遇到的各種挑戰，為實現“健康中國2030”發揮重要的樞紐和平臺作用。我對它的期望很高。

但大家要平和一點，不要過度對它要求，不允許它犯錯誤、有一點點問題。它會在探索中出現一些不足，我們要以寬廣的胸懷來鼓勵、支持、愛護它，幫助它成長。

《華夏時報》：綜合您對整個中國慈善醫療行業的觀察，如果對政策的制定者，發出一項最緊迫的呼吁，會是什么？

王振耀：最緊迫的呼吁是，大家一定要注意把醫療慈善納入我們的醫療保障體系之中，要借鑒國際經驗，我們的公共政策要能和社會力量形成友誼的伙伴關系。這樣，醫療慈善可以與政府及公共管理體系形成更有機的合作和對話，共同化解社會風險。這就需要大家熟悉并尊重社會力量獨特的運行規律，共同培育一種互相合作的機制和風氣，最終促成良性互動。

《華夏時報》：對于所有醫療慈善的同行者，在“健康中國”這種戰略縱深推進的背景之下，您覺得當下最不容錯過的機遇是什么？您有什么寄語？

王振耀：我們正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一個轉折點上，我常說的就是“善經濟”。對中國人來說，大家也一定要記住，經濟體量發展的重心已經轉向亞洲了，全球GDP已經有48%在亞洲，“亞洲時代”來臨了。

在這個重大的歷史機遇面前，我們的醫療慈善者如何立足中華文明特有的價值，為亞洲，也為世界，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慈善方案或模式——這是咱們應該做的。這要求我們學習借鑒國際國內經驗，開發和傳承自身的優良傳統，真正結合當下的實踐需要進行創新。

“十五五”時期，特別需要公益慈善界以更大的胸懷、更寬廣更長遠的眼光來進行創新、發現、發明，我們要擔當起這樣的時代責任。

責任編輯：方鳳嬌 主編：文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