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一個月退休金五六千,然后雷打不動,每月拿出1000塊捐給一所特教學校。誰都知道北京的物價,剩下四千多要扛下吃喝拉撒、人情往來,難怪牛群老師逛超市專挑打折菜,住天通苑的老小區里。可別再說什么晚景凄涼了,這哪是落魄,分明是見過大世面后的清醒
在美國加州,一位億萬富翁因不繳子女撫養費被法院傳喚;在法國巴黎,退休金改革引發百萬人上街抗議;而在北京天通苑,一位76歲的老人,每月從五六千元退休金中,雷打不動地拿出1000塊捐給遠在安徽的特殊教育學校。
沒人逼他,沒人拍攝,他只是默默堅持了二十多年。
這個人叫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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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相聲界的頂流,春晚的常客,馮鞏的黃金搭檔。如今卻在超市門口挑打折菜,住在沒有電梯的老舊小區,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衣服,擠地鐵上下班。
不少人看到他現在的樣子,第一反應是“晚景凄涼”。
但從國際視角看,這不是衰落,而是某種意義上的“逆流而上”。
他曾站在舞臺中心,也曾被輿論推上風口浪尖。
可他選擇的是,離開掌聲,走進一個幾乎被遺忘的縣城——安徽蒙城。
2001年,牛群第一次走進蒙城聾啞學校。他看到幾十個孩子擠在危房里,老師幾個月拿不到工資還在堅守,家長跪在地上感激學校收留孩子。
他什么都沒說,只留下了一句話:“我來幫你們解決。”
那一年,他從春晚舞臺退下,掛職副縣長。他沒帶團隊,也沒帶劇本,只帶了一腔熱血和一個承諾。
在國際上,很多政治人物做慈善,是為名;很多藝人搞公益,是為流量。
而牛群的選擇,像極了中國式的“認死理兒”——認準了,就干到底,干到身無分文也不后悔。
他掏出自己225萬積蓄,又四處“化緣”,拉來300多萬捐款,建起一座現代化特教學校。
還為學校搞了礦泉水廠,幫縣里發展養牛產業,拉動GDP增長。
這一切,沒有鏡頭,沒有紅毯,只有時間在做見證。
2004年,一場突如其來的輿論風暴把他推向深淵,說他貪污,說他“假慈善”。他沒有反駁,也沒逃避,用一紙“裸捐”公證,把名下所有資產、未來收入、甚至遺體,全數捐給慈善組織。
審計結果證明他分文未動,甚至學校賬戶還結余九百多萬。
可清白來得太慢,代價太沉重。他失去了婚姻,失去了舞臺,失去了曾經的名利,但他沒失去初心。
國際上很多國家在慈善領域長期存在信任危機,比如在美國,慈善機構頻被爆出管理混亂、善款流向不明;在歐洲,很多“基金會”實為“避稅天堂”。
而牛群的“裸捐”,是中國社會對公益透明度最高要求的一次自我示范。
他沒有等制度完善,而是用個人去補上制度的缺口。
2025年,蒙城縣政府終于在官方文件中寫下:“牛群同志奠定了我縣特殊教育發展的基礎。”
這句話,遲到了二十年,但分量極重。
我們習慣用物質尺度去衡量成功:住哪兒、開什么車、銀行卡里有幾個零。
但牛群的故事反過來告訴我們:一個人真正的“富足”,可能藏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
他生活艱難,卻每月捐款;他身處陋室,卻心無掛礙。
他種下的,是一所學校的根基,是三百多個孩子的未來,是一個縣城的希望。
很多國際社會學家在研究中國慈善時,經常忽略一個現象:中國普通人對“善”的堅持,往往不是靠制度激勵,而是靠責任感、靠承諾、靠“不能讓人失望”的那股勁兒。牛群就是這一類人的代表。
他經歷了最熱的聚光燈,也走過最黑的低谷。
他的選擇看似“反常”,但正是這種“反常”,在動蕩的時代里顯得格外珍貴。
和他相比,國際上那些穿得光鮮、坐在會所談“公益”的名人,反倒像在表演。
在北京,他用五千多塊錢過生活;在安徽,他用二十年時間種下一片光明。
這不是落魄,是清醒;不是退場,是升華。
牛群的選擇也給今天的國際慈善模式提了個問題:當制度還在完善、規則還在補課時,誰來先邁出那第一步?他用自己做了答復。
這幾年全球局勢動蕩,經濟下行、通脹高企、社會撕裂,各國都在講“信任危機”。
而牛群的故事,恰恰是信任最好的注腳。
他信孩子,孩子信他;他信承諾,承諾信他。
如今,他住在天通苑,吃著打折菜,穿著舊衣服,依然每月捐款,從不間斷。
這不是“凄涼”,這是“有底氣”的簡樸。他見過大世面,所以知道什么才值得守住。
這也許正是中國式價值觀的獨特之處:不追求一時的風光,堅持一生的善意。
牛群的故事沒有聲嘶力竭,沒有豪言壯語,只有一句話:點一盞燈,照亮別人,也照亮自己。
如果你是他,你會怎么選?
參考來源:樂此不疲的牛副縣長——央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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