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開禁煙花爆竹后：為啥老百姓吐槽環保“大的松，小的嚴”？

這個消息讓沉寂已久的民間輿論場沸騰起來，有人歡呼那個只有在記憶里才有的熱鬧年味終于要回來了，也有人擔憂好不容易變藍的天空又要蒙上灰塵。

山西這次“自我松綁”，其實還是在“大的松，小的嚴”這個長期存在的怪圈里博弈。

那么，究竟誰該為我們的環境買單？

過去這幾年，只要年關將至，山西乃至全國很多縣城的夜晚都是靜悄悄的。

為了保衛藍天，那道沒有上位法支撐、純粹靠行政命令堆砌起來的“全域全時段禁放”，既切斷了民俗，也切傷了生計。

光是忻州和呂梁這兩個傳統的花炮產銷區，背后就系著3萬多人的飯碗，一紙禁令讓紅紅火火的廠房變成了積灰的倉庫，這種代價是不是太大了點？

2024年春節，山西忻州古城累計接待游客80.88萬人次，同比增長17.25%，經營收入2500.16萬元，同比增長55.93%，雖然數據亮眼，但網絡上全是游客的吐槽：“年味少了一半，除了冷清還是冷清。”

但老百姓心里的“刺”，不僅僅是一掛鞭炮那么簡單。這就不得不提到那個讓人如鯁在喉的治理怪相：“抓小放大”。

當山西的煙花禁令松動時，公眾的討論迅速蔓延到了更廣泛的環保痛點上。大家之所以對“禁放”反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

參考生態環境部歷年污染源分析的核心結論，在全國PM2.5的污染源構成里，工業生產和揚塵是主要貢獻源，兩者加起來占比超過65%，這些才是空氣質量的“頭號殺手”。

對于那些納稅大戶、重污染企業，因為牽扯到地方經濟指標，監管往往成了“雨過地皮濕”。

就拿2025年中央生態環保督察通報的典型案例來說，河北唐山首唐寶生、燕山鋼鐵等企業，長期違規排污，部分企業多次違法排污，只要交了罰款就能繼續開工。

這種“罰款—違規—再罰款”的循環，簡直成了企業的一種經營成本，而并非法律的紅線。

就因為他們大，所以他們有“整改緩沖期”，因為他們大，所以執法要“講究分寸”。

反觀那些民生里的“小事”，因為體量小、沒背景，反倒成了執法最嚴苛的領域。

更讓農民寒心的是秸稈問題。在河南、安徽這些農業大省，每到收割季，農民就像是在做賊。

燒吧，違法要被抓。不燒吧，地里堆積如山的秸稈根本沒處去。

不過皖北部分地區已建成較為完善的秸稈收儲運體系，淮北市就實現了秸稈收儲運網絡鎮、村全覆蓋，2024年秸稈綜合利用率達96.88%，但仍有部分縣域秸稈回收處理基礎設施有待提升，反映出農業產區秸稈處理的階段性短板。

明明基礎設施的欠賬那么大——截至2024年底，全國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率達到45%以上，集中式污水處理設施覆蓋率仍在提升過程中，部分行政村尚未實現全覆蓋，生活污水直排現象仍有存在，可治理的板子卻先打在了農民的生活習慣上。

這種“城鄉環保基建差距懸殊”的客觀事實，被“一刀切”的禁令粗暴掩蓋了。

這種“捏軟柿子”的治理邏輯，不僅撕裂了公平，更透支了政策的公信力。

當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因為一點環保瑕疵就動輒吃到罰單時，那種“大的松，小的嚴”的對比，比霧霾更讓人心里堵得慌。

好在，山西這次的“破冰”不僅是勇氣的體現，也是技術與數據給的底氣。

2024年山西全省PM2.5的平均濃度已經降到了36微克/立方米，這是歷史上首次優于全國平均水平（2024年全國PM2.5年均濃度為29.3微克/立方米）。

這意味著，環境容量已經不像幾年前那么脆弱不堪，那種“一點火星就爆表”的驚弓之鳥心態可以放一放了。

而且，現在的煙花技術早就不是以前那種冒黑煙的老黃歷了。

市場上成熟的微煙火藥、冷焰火技術，配合電子點火，能有效降低污染物排放，其PM2.5排放低于傳統煙花是行業共識。

把“環保”和“民俗”對立起來，在技術層面上已經站不住腳。

權力下放給市縣之后，地方政府就得動腦筋了：怎么劃定限放區？什么時段能放？離居民區多遠設置安全點？這需要的是科學論證，是聽證會，而不是拍腦門。

煙花爆竹燃放會短期影響空氣質量是常識，其導致的PM2.5濃度上升屬于“短時、局部、可控”的范疇。如果能借鑒部分城市“分時段、分區域”的彈性管控，這完全是可以消化的環境成本。

這就倒逼地方政府必須學會“走鋼絲”：既要保住老百姓的煙火氣，又要盯緊那些真正的污染大戶。

環保不是一道非黑即白的單選題，而是一道需要平衡兼顧的應用題。

畢竟，我們治理環境的最終目的，不就是為了讓人在這片藍天下，活得更舒心、更體面嗎？這才是最大的“環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