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幅《江南春》，誰不疑南博？

文丨崔桂忠

近日，南京博物院再度因文物流失疑云被推至輿論風口。

12月23日，江蘇省委、省政府宣布成立由多部門組成的調查組，對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問題展開全面調查，承諾將依據調查結果嚴肅處理、絕不姑息，并及時向社會公布。這回應了公眾積壓已久的追問，也折射出文物安全背后深層次的信任危機。

事件源于一名自稱南博退休員工的男子長期實名舉報，指原院長徐湖平涉嫌關聯文物流失，尤其指出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曾以8800萬元現身拍賣市場，而其最初被南博以“偽作”名義處置時僅作價6800元。自2010年起，舉報人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卻石沉大海，直至近日經媒體聚焦才重新引發廣泛關注。南博方面此前回應稱，該畫作于1960年代經專家鑒定為“偽作”，并1990年代依規處置，看似程序完備，卻在細節處疑點叢生，難以服眾。

文物鑒定，從來不是一錘定音的“玄學”，而是需要與時俱進的科學。上世紀60年代依靠目鑒得出的 “偽作” 結論，放在科技檢測手段日新月異的今天，本就該存一份“再審視”的審慎。書畫的顏料成分、紙張年代、裝裱工藝，如今皆可通過碳十四測年、高光譜成像等技術予以佐證，為何南博要將半個多世紀前的鑒定結論奉為圭臬？這背后，是對文物科學保護理念的漠視，還是對程序正義的輕慢？須知，博物館館藏文物，尤其是捐贈文物，承載的不僅是藝術價值，更是藏家對國家的托付。建立動態復核機制，讓“舊鑒”經得起“新證”的檢驗，是文博機構的基本職責，更是對歷史負責的應有態度。

程序合規，是文物處置不可逾越的紅線。根據《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即便是確認贗品或重復品，處置時也需“謹慎處理”，履行報批程序，優先告知捐贈人或后人。然而，龐氏家族后人對《江南春》圖卷的處置毫不知情，這種“繞過捐贈方”的操作，已然觸碰了制度的底線。從封存庫房封條被撕，到文物經關聯商店低價外流高價拍賣的疑似鏈條，種種疑點指向的，或許不是簡單的管理疏忽，而是系統性的權力尋租空間。當“鑒定”成為暗箱操作的幌子，當“程序”淪為掩蓋貓膩的遮羞布，文物保護的堤壩，便會從內部被蛀空。

比文物流失更可怕的，是監督機制的失靈與體制的沉默。十七年舉報路上，舉報人遭遇的“紀委讓找文旅廳，文旅廳電話無人接聽”的踢皮球式應對，堪稱對社會監督最沉重的打擊。文物保護不是一家機構的“私事”，而是關乎民族記憶存續的“公事”。每一次對舉報的漠視，都是對文化遺產的辜負；每一次“不了了之”的處理，都是在為下一場流失埋下伏筆。這種體制性的沉默，不僅挫傷了公民參與監督的熱忱，更侵蝕了文博系統賴以生存的公信力。

更深遠的影響，在于動搖了文物捐贈制度的根基。翁萬戈當年嘆息“中國保護不了它們”的話語，在今天聽來格外刺耳。藏家將世代珍藏捐給國家，憑的是一腔赤誠與一份信任。倘若捐贈文物可以被隨意定性、悄然處置，未來誰還愿意將家族瑰寶托付給公共機構？當信任的橋梁坍塌，受損的將是整個文博事業的根基。文化自信，從來不是喊出來的口號，而是植根于每一件文物被妥善守護、每一份托付被鄭重對待的實踐之中。

如今，調查組的成立讓公眾看到了破局的希望。但公眾期待的，從來不是“成立調查組”的姿態，而是一個徹底、透明、公正的調查過程，一個經得起歷史檢驗的結論。《江南春》圖卷的命運，將成為一塊標志性的試金石：檢驗我們守護文化遺產每個環節的決心，檢驗制度能否有效遏制文物領域的腐敗，檢驗監督機制能否讓正義不再遲到、讓舉報者不必再經歷十七年煎熬。

對歷史負責，就是對當下負責；守護文物，就是守護我們共同的精神家園。南博事件必須水落石出，無論涉及何人、時隔多久——這不僅關乎一幅古畫的市場價值，更關乎我們這代人能否肩負起歷史責任，向祖先與后代交出合格答卷：我們真正守住了民族的文化根脈。

公眾在等待，歷史在見證。終極答案，必須用陽光來書寫——讓正義永不缺席，讓信任得以重建。

☆ 本文作者簡介：崔桂忠，曾任某部隊政治委員，海軍上校軍銜。現任大連市旅順口區委辦公室一級調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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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易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