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參考來源：《中國共產黨梁平縣簡史（1921—1949）》《紅巖春秋》《軍統第一殺手回憶錄》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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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10日夜晚，上海看守所的死囚牢房里靜得可怕。
范紀曼坐在稻草鋪上，望著那盞搖曳的煤油燈。
明天黎明，就是他的行刑日。
這位表面上的國民黨國防部少將專員，實際上卻是一名潛伏了19年的中共地下黨員。
此時此刻，死亡的陰影正籠罩著這間不足十平方米的牢房。
凌晨時分，范紀曼緩緩起身，走向牢門。
他輕聲對看守說道："我要上趟廁所。"
看守抬起頭瞟了他一眼，竟然沒有跟著，只是漫不經心地揮了揮手："早去早回啊。"
范紀曼聽到這句話時心頭一震，迅速朝廁所方向走去。這個夜晚注定不會平靜，一場精心策劃的生死逃亡正在拉開帷幕......
【一】書香門第的革命選擇
1906年3月26日，范紀曼出生在四川省梁平縣和林鄉桂花溪畔的范家大院。
祖父范常瑄在當地頗有聲望，家族在十里八鄉都有名氣。
父親范益謙是讀書人，畢業于省法政學堂，為兒子取名范賢才，寄予厚望。
整個家庭生活無憂，按理說這樣的出身完全可以讓范紀曼安享富貴一生。
1916年至1917年，范紀曼啟蒙于和林鄉馬家場文昌宮國民小學，先后在云龍鄉沙埡場夏家觀小學、梁山縣立高小、梁山縣立中學讀書。
少年時期的范紀曼在私塾讀書時，經常聽到老師、同學們對外面革命運動的討論。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壯烈、林覺民《與妻書》的凄然、鑒湖女俠秋瑾的灑脫決然，這些革命先烈的事跡在其年幼的心中種下了革命的種子。
1923年，通過媒人介紹，在父母主持下，范紀曼與二十歲的同鄉姑娘冉正南結婚。
至1928年期間，范紀曼與冉正南共育有一子二女。
但這個年輕人并沒有選擇安享家庭生活，他和很多進步青年一樣，都想探索中國的進步之路。
1925年，19歲的范紀曼做出了改變命運的選擇。
他離開家鄉，遠赴武漢求學。
先是考入武昌漢陽兵工廠專門學校學習木工，這一年冬月十四日，在四川會館經杜儀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被編入武昌水陸街支部。
1926年，范紀曼考入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編入第一總隊第一大隊第一中隊第一隊學習。
這所學校是黃埔軍校的武漢分校，由國共兩黨合作建立。
在同期的學員里，既有羅瑞卿、趙一曼這樣的共產黨員，也有戴笠、廖耀湘這樣后來的國民黨要員。
在武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期間，范紀曼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思想。
學習期間，他思想進步，經倪玫皋、杜儀介紹，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
這一年，他剛滿20歲。
北伐戰爭爆發后，范紀曼懷著滿腔熱血參加了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葉挺獨立團，擔任排長，協助葉挺團長指揮部隊抵御進犯大革命中心武漢的叛軍夏斗寅和楊森部隊。
在著名的汀泗橋戰役中，范紀曼身先士卒，英勇沖鋒，不幸負傷退下前線。
【二】大革命失敗后的堅持
傷愈后，正值1927年四一二事變，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瘋狂搜捕屠殺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大革命宣告失敗，共產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
范紀曼接到由中央軍校政治總教官惲代英、軍校軍委書記陳毅轉交的黨中央介紹信，回到重慶報到。
經惲代英、陳毅介紹，范紀曼在涪陵與四川省委取得聯系。
到重慶后，見到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傅烈，7月省委派他回梁山縣建黨。
回到梁山，范紀曼迅速行動，首先建立了中共梁山縣特支，自己擔任書記。
到1927年底，正式成立中共梁山縣委員會，范紀曼被任命為梁山縣委書記。
他在任期間，積極開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動，提出了"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打倒帝國主義、打倒神像"等口號。
為了宣傳革命思想，范紀曼自籌資金，組織青年40余人成立"一六"劇社，自編自演"文明戲"，到梁山縣城、區鄉以及墊江等地巡回演出，極大地激發了群眾的革命熱情。
他積極發展組織，吸收曹敏之、劉洪基、王逐萍、王一貫等10多人入黨，并在縣城東門熊修五家設聯絡點，與曹敏之、鄧潔安、袁人杰在西門外魚塘附近租民房一間作為縣委辦公地點。
在鄉下，范紀曼以馬家場、沙埡場為據點，不分白天黑夜地組織"窮人會""農協會"，積極發展農民武裝力量，與當地土豪劣紳開展激烈斗爭。
范紀曼頻繁的革命活動很快引起了梁山軍閥蕭毅肅、石柱坪團總熊見如、馬家場大地主唐升初等人的注意，他們派人到處追捕。
四川省委得知情況后，將他調回重慶。
1928年春天，范紀曼到重慶。
他先協助省委秘書長牛大鳴工作，后被派到合川擔任川北軍委書記，發動農民組織武裝。
軍閥發現他的行蹤，下令追捕，省委又將他調回重慶。
不久，他又被派去敘府發展農民武裝，準備在川滇地區建立武裝根據地，后因未能接上頭而回重慶。
1929年，范紀曼在西南美專、重慶高中等校從事學生運動。
在革命斗爭中，他與西南美專女同志彭子壽相識，彭子壽后改名彭雅蘿。
1929年初秋，時任四川省委書記張秀熟派范紀曼去上海工作。
彭雅蘿同往上海，考入上海音專。
臨行前的那一晚，范紀曼專門返回梁山縣老家，告別了父母妻兒，還寫下一紙婚約解除書，他對父母說："革命未止，何來小家。"
【三】上海被捕與失去聯系
到上海后，黨組織將范紀曼的組織關系編在法租界法南區金神父路新新里支部，擔任交通聯絡員工作。
1930年5月，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
"五卅"運動紀念日那天，范紀曼帶領群眾，舉行游行集會。會后，因叛徒出賣，范紀曼被敵人逮捕，關押在蘇州監獄。
獄中三個月，范紀曼經受了各種酷刑折磨。
無論敵人采取糖衣炮彈還是嚴刑逼供，范紀曼都堅貞不屈，沒有暴露自己的共產黨員身份，也沒有泄露任何組織信息。
由于缺乏確鑿證據，經親友多方營救，范紀曼于同年8月交保釋放回上海。
出獄后的范紀曼發現，由于當時立三路線將黨、團組織撤銷與工會合并成立行動委員會，推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加上白色恐怖嚴重，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范紀曼從此失去了與黨的聯系。
這一失聯，就是整整七年時間。
范紀曼反復衡量，鑒于在上海一時無法接上黨的組織關系，決定北上北平。
1930年9月，范紀曼與彭雅蘿雙雙考入北平大學藝術學院戲劇系，彭雅蘿專修音樂。
范紀曼為了找黨，在平大先后就讀藝術學院、法學院和經濟系。
在北平求學期間，范紀曼一面找黨，一面學習。
他在戲劇專業學習中獲得了戲劇大師熊佛西的青睞。
在精通英語的基礎上，范紀曼又刻苦學習了日語、德語和俄語，并在《晨報副刊》發文，翻譯出版了海涅《還鄉集》，著有詩歌集《汐之螺》等。
九一八事變后，范紀曼積極參加各種抗日救亡活動，并被推舉為學院學生會會長。
他通過加入"左聯北平分盟"，與中共黨員產生了交集。
1932年12月9日，他帶領5000多名學生在北平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四】重新聯系組織與營救同志
1932年，范紀曼敏銳地察覺到同班同學薛迅表現得有些異常，應該和他是同道中人。
通過謹慎的交流，范紀曼發現薛迅就是共產黨員。
薛迅開始秘密和上海的地下黨成員聯系，但由于當時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薛迅的上級無法確認范紀曼的真實身份。
憑借直覺，上級認為范紀曼說的是屬實的，于是讓薛迅和范紀曼一起行動。
范紀曼雖然聯系上了組織，但組織暫時未能為他恢復黨員關系，只能以"黨外布爾什維克"的身份繼續工作。
范紀曼對此表示理解，以當時的嚴峻形勢來看，組織的謹慎是完全必要的。
這期間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范紀曼收到同鄉曹策的求救信，曹策曾擔任天津市委書記，現在被軍閥逮捕。
范紀曼與薛迅看完信后當場把信燒毀。
范紀曼很想營救曹策，可是自己在北平就是個學生，憑什么去救人。
薛迅給范紀曼出主意："你可以去找曾經在黃埔的同學幫忙啊。"
薛迅的這句話點醒了范紀曼，于是他想到了自己黃埔軍校的老同學陳恭澍。
陳恭澍當時在國民黨從事情報工作，在北平有一定的人脈關系。
范紀曼找到陳恭澍，以"老同學"的身份請求幫助營救曹策，聲稱曹策是自己的表兄弟。
陳恭澍一口答應了，但很長時間沒有動靜。
范紀曼知道，陳恭澍這是想提條件，于是就問自己能做什么。
陳恭澍知道范紀曼是個高材生，精通多門外語，而他此時已經成為國民黨特務機關的人，提出要范紀曼幫忙翻譯一些外文材料。
范紀曼明白這是要他當間諜，但為了營救曹策，也只能答應。
在翻譯過程中，范紀曼發現這些材料竟然是國民黨和日本的重要情報，包括蔣介石與日本秘密談判的內容。
范紀曼巧妙地將情報復制一份，通過薛迅傳給了中共北平市委書記冀丕揚。范紀曼翻譯出兩份，一份交給陳恭澍，一份交給自己的上級組織。
通過這次合作，范紀曼成功營救了曹策，同時也為黨組織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使黨組織對華北日軍和國民黨華北當局的軍事、外交等情況了如指掌。
這次成功讓組織對他更加信任。
半年后，冀丕揚被捕叛變，供出了范紀曼。
陳恭澍惱羞成怒，認為范紀曼吃里扒外，將他逮捕。
彭雅蘿多方奔走，找到黃埔實力派王某、黃杰和楊英出面，陳恭澍才網開一面，將范紀曼保釋出獄。這是范紀曼第二次入獄。
出獄后的范紀曼在北平的生活很不平靜。
他繼續在平大法學院俄文經濟系學習，為了生活，邊讀書邊去北平四川中學任教。
1933年，黨中央派劉逸樵主持北平黨的工作，劉逸樵的公開身份是上海《大晚報》特派記者，暗中為蘇聯紅軍總參情報部搜集情報，和共產國際駐上海的機關有直接聯系。
1934年春節，范紀曼帶著彭雅蘿回四川老鄉鄭大姐家拜年，通過她丈夫劉尊棋的關系，正式結識了劉逸樵。
隨著二人深入交往，范紀曼得知了劉逸樵的真實身份。
劉逸樵見范紀曼交往廣泛，就交給他搜集日軍和國民黨軍隊情報的任務。范紀曼還用外文為他翻譯了日本在東北軍政、經濟的資料，義勇軍與東北抗聯抗日斗爭的資料等。
范紀曼的出色工作得到了贊許。
然而，就在范紀曼憑借過人的智慧和膽識，在敵人心臟深處為黨組織傳遞著一份份至關重要的情報時，一場致命的危機正在悄然逼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