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身體做媒介的女藝術家：冒犯一下，怎么了？

這是一組會讓男性觀眾感到“不適”的作品。以女性生殖器官為原型的鍍金裝置上，蕾絲紋理纏繞其中，足夠直白、坦蕩。

展廳里，路過的男性大多轉移視線，或是繞道而行。藝術家柳溪在一旁觀察他們的反應，覺得有趣。這種“冒犯”，正是她想要的效果。

長久以來，女性的身體要么是被凝視的客體，要么是需要遮蔽的羞恥。而柳溪，偏要用最耀眼的金色，強迫大眾去正視它。

她將這組作品命名為《我們的神很了不起》，在她看來，女性身體是孕育生命的第一個國度，本該是值得驕傲的“神”，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要感到羞恥？

在初冬的景德鎮，我們見到了柳溪。她留著一頭利落的短發，有著旺盛的表達欲，聊起天來，毫不掩飾身上的鋒芒。

看似強硬的姿態背后，是一個山東女孩漫長的自我修復。

作為家中不被期待的女兒，她的過去在重男輕女的夾縫中被擠壓變形。這種生命的痛感，在她接觸陶瓷時找到了共鳴。

柳溪告訴我，陶瓷在燒制中會收縮17%，正如女性們被擠壓縮水的人生。

于是，制作陶瓷的泥土成了她反擊的武器。

在景德鎮，她用38塊陶瓷搓衣板紀念母親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經受的磨損；把“語言暴力”刻入瓷器，讓女性受到的隱形傷害顯形；用泥土制成哺乳后的乳頭元素，堆起像墳丘一樣的乳房，試圖把那些被忽略的女性，燒制成堅硬的實體，以此抵抗遺忘。

我們和她聊了出走與創作的故事。她告訴我們：女性要爭取的不僅僅是“上桌吃飯”的權利，更是坐在桌上發出真實聲音的自由。

以下是她的講述：

我們的神很了不起

《我們的神很了不起》是一組以女性生殖器官為原型的裝置，表面布滿蕾絲紋理，直白地掛在墻上或平躺在展臺上。

這組作品在上海展覽時，我觀察到，有很多男生會對它避而不見，徑直地繞開。

可能我的作品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冒犯，對于冒犯，他們感到不適了。

這種不適感，正是我想要的。

很多時候，大家對女性權利是忽視和避而不談的，發生沖突的時候，人們總習慣用性別把事情簡單化：“你是女生嘛，那就算了”，或者“你是女生才這樣。”

既然如此，我也要讓觀看的男性處于一個不舒適，甚至被冒犯的區域，也想讓他們進行自我反思：你（男性）都讓我感覺到不適了，我讓你感覺一下又怎么了？

對于這組作品，我沒有任何羞恥感。大家都說媽媽是我們的第一個國度，我們通過母親來到這個世界。既然如此，為什么要避諱女性的生殖器官呢？

這組作品像小火燉湯一樣，是慢慢熬出來的。

它的靈感來自于2018年，我在印尼巴厘島旅居、創作期間。

在那里，我看到很多來自歐洲的藝術家，她們出門創作，享受生活。而許多當地的女性，無法外出工作，只能待在家里日復一日地勞作，沒有自主權，連自我意識都很微弱。

2019年底我又去了趟印度，這種沖擊更強了。在餐廳里，服務員幾乎都是男性，我看不到女性的身影。

我意識到，如果只活在外界的眼光和標準里，女性是無法獲得力量的，只有把目光收回來，意識到女性自身就是一座寶藏，我們的價值才不會被這個世界忽略。

于是，我開始“造神”。

反復實驗后，我選擇了含鐵量豐富的泥土，又買來蕾絲，把它壓印在泥土上。在十六七世紀的歐洲，蕾絲是貴族用于領口袖口的裝飾，到了工業化時代，它變得隨處可見。

無論何時，蕾絲的編織最初都源于女性的勞作。我把這種代表女性勞作的肌理，壓進泥土里，作為裝飾的一部分。

最后，我給她們上色。

這些作品分為黑色和金色。黑色帶有金屬質感，像鋼鐵一樣堅硬；而金色，在過去只有皇帝才能使用。

但在今天，我把它鍍成金色，是因為當女性的力量成為歷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時，我們可以為自己賦權。

逃離

這種為女性賦權的力量并非天生就有，它源于我被打壓、忽視的童年經歷。

從剛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不一樣的，因為我不是那個被期待的男孩。

我出生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山東家庭里，有一個姐姐。在當時北方農村的刻板印象里，男孩可以養老送終，承擔更多的社會角色，但女孩不行。

既然頭胎是個女孩，在生第二個孩子的時候，所有人都期望會是個男孩。

結果生的又是個女孩。我媽看到生出來的是個女生，當場就哭了。

年幼時的柳溪和媽媽

我的成長過程中有很多類似的被忽視的經歷。小時候，我奶奶會給堂哥買豬頭肉吃，但只給我買油條，因為她覺得我不配吃更好的肉。堂哥可以隨意和奶奶要錢買冰糕，但我一定要幫奶奶干活，她才會給我錢，讓我去買雪糕吃。

那時我就有一種感覺，我想要得到什么東西，要更加努力才行。

除了家庭內被忽視外，還有來自外界的打壓。讀小學一二年級的時候，我爸破產了，我的很多同學是被欠薪工人的孩子，他們開始霸凌我，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債務還清。那時，我已經習慣了被霸凌。

被忽視、被打壓、被霸凌，未成年的我隱隱約約地意識到，好像只有出走，去接觸一個新的環境，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就特別努力地去考學。

上小學的時候，我別的事情沒怎么被認可，但是畫畫還挺好的，當時班里需要參加什么繪畫比賽，老師都會叫著我。

初二在朋友的建議下學畫畫，我是非常懵懂的，也不懂得什么叫藝術，畫畫只是我出走和逃離的路徑。

我像抓著根救命稻草一樣，希望能通過它脫離這一切，只要往外走，就可以不被霸凌，至少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鮮空氣了。

初中畢業后，我以第四的美術專業成績考到了全區最好的高中，并立志要考去最好的大學。

在我當時的認知里，中央美術學院就是最好的專業類學校。第一年高考時，專業課發揮得不太好，沒能去成，我后面又復讀了一年。

高考前的最后三四個月，我來北京參加畫畫集訓。我們十幾個女孩住在地下室，晚上一起去北京西站畫速寫，車站的人像會更生動嘛。

我們常常畫到凌晨一兩點再回去，雖然辛苦，但動力特別足。

結果出來的那一刻，像有顆星星突然砸到了我頭上，我考上央美了。

拿到錄取通知書后的那個暑假，我畫了一張插畫，我到現在還記得畫里的內容：是一個人站立著，特別偉岸，腰板挺得直直的。

看著那幅畫，我心里有一種小小的驕傲，覺得：誒，我好像可以，我能行，人生是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的。

盡管在那個階段，我還需要借用錄取通知書這樣一個權威的東西，來確定自己的價值，但那個“挺直腰板站立”的狀態，是我確立自我的第一步。

現在看來，那幅畫是一種女性意識的萌芽。我覺得女孩子值得擁有那一刻。

成為藝術家

我沒有因為考上大學，就徹底掙脫之前那種壓抑的狀態。

被霸凌的經歷和重男輕女的思想，像根線一樣，每當我想放飛的時候，它們都會往回牽著我，這種自卑感會隱隱作痛，不斷地反復。

我還記得，高三那年，我為了參加畫畫集訓，第一次來北京的場景。我和朋友臨時買了一張綠皮火車的夜車票，晃晃悠悠坐到了北京，當時我充滿了期待

但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高樓大廈和那么寬的馬路，我突然間就不敢說普通話了，總說家鄉話。

強烈的自卑感使我變得小心翼翼。北京太大了，我既覺得自己不屬于這里，又拼命想融入。我內心充滿了矛盾，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才慢慢調整過來。

上大學期間畫的畫

大二那年第二次選擇專業，我選擇了雕塑系，它是央美最好、也是最難的專業。我內心有種不服的感覺，想挑戰難度。

雕塑系是個男生多女生少的專業，在這里，做大雕塑需要大量的泥巴，泥巴是要搶的。男生不會因為你是女生就讓你，你想多要點泥巴，就得跟他們搶。

美院有很多常見的對女生的刻板印象，比如覺得女生搬不動東西，男生接活接得更好之類的，包括老師有些公共藝術的項目也都不怎么叫女生，都是叫男生做。

那種環境里，你必須要不服和硬剛。

年少時的柳溪

雖然進了最好的學校，但直到畢業后的好幾年，我都沒有真正地“成為”一個藝術家。

2010年從美院畢業后，我很迷茫，不知道是要考繼續考研究生還是當藝術家，只覺得大家都在做什么，那我也做什么。

為了謀生，創作之余，我開始做考前培訓，教高中生畫畫。

教書的時候，我總會特別照顧班里那些不愛說話的學生。我知道，那些不敢說話、不想說話的小孩，其實內心也渴望被關注。

就像初中時，有個因為身體異味被全班霸凌的同學，我很愿意和他交流。因為我曾經就是邊緣人。

那幾年，我也做了一些作品。

但那些作品，只是為了創作而創作。當然，畢竟在美院接受了五年的教育，作品的技術和審美是有的，但我知道，那些東西只是看起來“像”作品，不是我內心真實的聲音。

直到2013年，我和先生結婚，因為他工作調動，我們從北京搬去了上海。

生活環境的改變，讓我從那種緊繃的狀態中松了一口氣。我開始在景德鎮和上海之間穿梭，有了大量的時間去探索創作。

創作中的柳溪

當我不再只是為了創作而創作，而是真正尊重內心的需求去表達時，我才覺得自己真正成為了一名藝術家。

母女

當我放松下來，生命經歷中的許多痛苦、情感自然而然涌現。最先出現的是我的媽媽。

從小我就知道，我出生時，母親看到我是個女孩后哭了，那時我是失望的。

隨著長大，了解母親的生活狀態和面臨的困境后，我也理解了她。當時外界所有人對“我”的期待都是一個男孩，種種壓力最終只壓在了我媽媽一個人的身上。

但母愛本身是沒法變質的。我媽媽其實一直很愛我，可能她愛的方式不是我期待的那種方式，也不是現代社會認為的“健康”的方式，但那種愛非常濃厚。

我很疼惜她，我一直知道媽媽付出了很多，不管是家務還是別的，她吃了很多苦。

去北京上大學后，為了賺生活費，我常去全國各地兼職。我知道媽媽牽掛我，就送了她一張中國地圖。

每當我告訴她我在哪里，她就在地圖上找到那個點。好像看著那個點，她就跟我有了一種連接，仿佛她也去過那些地方。

后面，我往返于不同的國家參加展覽，又送給了媽媽一張世界地圖。我希望能通過這張地圖，和她建立起一種新的連接，讓她能知道這個世界上有那么多國家，我都去過。

作品在西班牙進行展覽

除了情感上的牽掛，媽媽的生活習慣也延續到了我身上。

那時候學校里沒有洗衣機，只能手洗衣服。我回憶起，從前在老家的時候，媽媽經常用搓衣板幫我洗衣服，洗得很有效率，所以洗衣服時我也自然地用了搓衣板。

于是，我開始創作一組名為《媽媽》的作品，它的主體是38塊陶瓷做的搓衣板。

有次回山東老家，我在院子的墻角看到了一塊老舊的搓衣板。我把它帶回了工作室，以此為模型，制作了第一塊陶瓷搓衣板。

后面，我在印度做駐地時坐火車從加爾各達到孟買，看到了一個媽媽送別女兒，哭得好傷心。看到她哭的那一刻，我決定要繼續擴張搓衣板系列的創作，要做更多。

回國后，我開始收集各地的搓衣板。有的是自己采購的，有的從農村收來，有的從二手市場淘來，還有的是朋友寄給我的。它們來自山東、山西，來自南方的河邊.....每一塊都有不同的肌理和圖案。

有的搓衣板上刻著“為了明天”，有的刻著“年年有余”，還有的刻著五角星和“福”字，這些是女性對未來的美好寄托，也蘊含著勞動人民的智慧。

在制作搓衣板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一個巧合：陶瓷在燒制的過程中會收縮。這些成熟的搓衣板作品，比最初的模型收縮了17%。

這種物理意義上的“縮水”，像極了女性隨著年齡的增長，慢慢衰老的過程。

我媽媽今年73歲了，我上學的時候她才50多歲。現在每隔一年回家，我都會發現她“收縮”了一圈。

媽媽的衰老讓我很心疼。一年多沒見媽媽，我心里面想的還是她一年前的樣子，一年之后再見她，看到她從年輕力壯變得衰老，會突然覺得：你怎么變成這樣了？

創作時，我把對于母親和女性的疼惜全放在了這組作品里。

隨著搓衣板數量的增加，我在想，這組作品什么時候才是個頭呢？數量太少不夠貼切，畢竟女性的群體如此龐大，做多了也沒意思，相當于在重復。

那就做38塊吧，對應“三八婦女節”。

這組作品完成后，被洛杉磯郡立藝術博物館（LACMA）和倫敦的V&A博物館收藏了。

這讓我特別高興。不是因為作品本身，而是因為這些曾經被視為邊緣的搓衣板，終于被放在了一個更大的平臺上展示。

我媽不懂藝術，但我告訴她這件事時，她很高興，也很欣慰，覺得女性的苦，終于被人看見了。

神是我們自己

現在，我也成為了一位母親。

為了照顧孩子，我有兩年的時間幾乎停止了創作。景德鎮沒有合適的托育機構，我只能親力親為。

當母親真的需要付出很多，母乳喂養、換尿布、哄睡……這些繁瑣、冗長、重復性的勞動，幾乎占據了我所有的時間。

孩子剛滿40多天時，我去奧地利參加展覽。布展中途，每隔兩個小時，我就得跑回住的地方給小孩喂奶。

柳溪和女兒

那是一種寂靜的消耗，沒人能代替。

從前我心疼女性、感恩母親，都是從一個女兒的角度出發的。但現在我置身其中，才真切地知道女性到底是在哪些具體的點上被徹底消耗掉的。

被消耗的切膚之痛，促使我創作了一組新作品，叫做《寂土》。

我翻制了自己哺乳期的乳頭，無數個小小的模型堆積起來，最后會形成兩座巨大的、像墳丘一樣的裝置。哺乳期的乳房，就像這兩座墳丘。

在我的老家山東，人去世后會埋在麥田里，堆起一個土包。過幾年，土包平了，土地也重回平靜了。

這很像女性哺乳的過程，對于她們的付出，大家過段時間就會遺忘了，其中有一種悲涼在。

除了身體上的消耗，我還想在作品中探討精神上的隱形傷害。

我正在進行的另一組作品是關于“語言暴力”的，叫做《瘢》。它的靈感始于我在墨西哥駐地時的一次田野調查。

作品《瘢》

當時我問當地一位五六十歲的陶瓷女工：“作為女性，你所經歷的語言暴力是什么？”她很困惑，聽不懂什么是“語言暴力”。

直到我舉了一些例子，比如“我這么做都是為了你好”、“你這個女生就是這樣”、“你的頭發今天怎么是這樣？”

聽著聽著，她的眼睛突然紅了。她悄悄跟我講了從丈夫那里經受的語言暴力，這么多年里，她一直以為都是她的問題，她現在才知道，其實并不是。

我特別心疼她。同樣地，有很多女孩，非常愿意跟我分享她作為女性所經受的不公、受到的規訓以及對這一切的感受。大家所經歷的痛是共通的。

我的另一組新作《爐姑神》，同樣和女性受到的歸訓有關。

它源于我家鄉的傳說。從小，奶奶就帶我去村里的爐姑廟祭拜“爐姑神”：為了煉化成精的鐵牛，鐵匠的女兒跳進了爐火，犧牲自己保全了村莊。

長大后回看，我才發現它是教導女性犧牲、順從的。我想用這個作品去解構神話，破除女性自我犧牲的敘事，祭拜“神”的時候，不要忘了自己。

從媽媽的勞作到母職，再到女性經受的歸訓，這些都是容易被忽略的東西。我的作品就是把這些被忽略的東西反復揉搓，讓別人看得到。

創作中的柳溪

我們這代人，在成長的過程中背負太多東西了，總覺得要做到這樣那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

我對女兒沒有任何功利性的期望。我未實現的愿望，不需要在她身上實現，但我成長過程中那些缺失的遺憾，可以在她身上彌補。

因為從小被打壓、被否定，我現在就會多夸夸她。我告訴自己，不要給她太多的干預：她想玩就去玩，想試錯就去試，摔倒了需要一個擁抱的時候，我就在一旁抱抱她。

她需要成為她自己，我也需要成為我自己，在生命的交集里，我們有一部分是相互支持的就夠了。

經常有人討論女性的處境，說現在的女性地位提高了，可以“上桌吃飯”了。

但我認為，我們現在追求的，不僅僅是“上桌”。如果上桌只是為了坐在旁邊聽男人們吹牛，那這個位置沒有意義。

我們要的是平等的對話。我能夠真實地表現我自己。

只要還有女性還存在，我們的表達就要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