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青團暗中操盤，炒作張莘夫事件，如何讓中共陷入空前輿論危機？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1946年通過的政協決議是由政協會議通過，但這招致國民黨及三青團反對人士的大肆攻擊。

這種根本質疑政協會議的說法，為后來國民黨徹底推翻政協決議提供了理由，也表明在政協會議背后始終存在著巨大的危機。

1、政協會議期間的隱患

憲法草案是當時政協會議爭論的焦點。當時從各自的利益出發，國民黨傾向于中央集權，主張五權制和總統制；而中共和其他黨派則傾向于權力制衡與地方分權，主張議會制、內閣制和地方自治。

經過反復爭論，政協會議最后通過了張君勱提出的方案，即用無形國民大會取代有形國民大會，在保留五院制的名義下，引入了英國式的內閣制和議會制。

這是對于原來憲法草案的重大修正，對國民黨是相當不利的。因此也引起了國民黨和三青團內許多人的強烈不滿。

一篇文章對此指出：

“關于五五憲草方面，我們在原則上也贊成修改，但是必須認識，中華民國的憲法……必須是根據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制訂出來的憲法，而不能根據其他原則。”

三青團西康支團還對此表示：

“我們青年必須堅決主張以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為中國民主的燈塔和制憲的準繩，創造最進步的‘權能區分’和‘五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并和一切反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思想言行作毫不妥協的斗爭。因為只有五權憲法才是實現三民主義惟一的方法，三民主義離開了五權憲法，就不能具體的實現。因此，我們堅決反對變更五權憲法，曲解五權憲法，堅決反對不顧中國國情，抄襲外國制度的作法?！?br/>

實際上，國民黨和三青團所設想的“憲政”仍然是一種以國民黨為主導的政治制度。

文章進一步指出：

對于當時中國來說，“英美式的兩黨制不能學，法國式的多黨制不可學，蘇聯式的一黨制不必學”；“而應采取除此三種的第四種類型的政黨制度”。

文章對此加以說明：

“什么叫第四種類型的政黨制度呢？便是政治的領導權，在原則上是屬于一個大黨，而同時承認其他小黨的存在。在這種制度之下，由大黨單獨組織政府，獨負政治上的責任；但同時亦可以斟酌實際情形的需要，延納足以代表較多民意的其他政黨人員，加入政府，分負政治上的部分責任。”

文章吹噓說：這種“第四種類型的政黨制度，就是一個最新型的，亦是一個最進步的政黨制度，乃是新時代的新產物，為以前世界各國所沒有實行過的”?？梢钥闯觯@種制度不過是變相的國民黨一黨獨裁而已。

在政協會議期間，包括民盟、青年黨在內的一些中間黨派開始積極活動，成為政治協商過程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三青團對此則抱有極大的反感，認為這些中間黨派是企圖借此謀取自己的私利。

一篇署名文章指出：“其他各黨派，則正欲乘此動蕩未定、戰亂紛擾的局勢中，爭取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于是‘調處’、‘協商’、‘和談’、‘改組’成了當前政府所忙碌、人民所關心的政治問題?！?/strong>

文章告誡干部和團員“此時我們是不應為這復雜事象所蒙蔽的，并應該領導青年，以冷靜的頭腦，客觀的態度，來認識目前大時代局勢的演變”。在作者看來，政協會議助長了中共和其他黨派的氣焰，造成了當前的許多亂象：“我政府雖處處委曲求全，中共卻步步緊逼，各黨派投機而起，討價還價，爭取地位，以致演成了當前錯綜復雜、戰亂紛擾的局勢，國家建設，無從著手，這是多么痛心的事態??！”對此表示憤憤不平。

在上述認識和情緒支配下，三青團一些地方團部（尤其是重慶支團）積極參加了破壞政協會議的活動。

1946年1月，政協會議陪都各界協進會成立，在滄白堂舉行各界民眾大會，為國民黨方面所阻止和破壞，與會者多人被打傷，是為“滄白堂事件”。

重慶支團干事長陳介生報告：

“今年1月間，李公樸、郭沫若等在滄白堂多次集會，鼓吹反內戰，進而攻擊政府。對此，我們作了有效的對付。白天，派團員和青年服務隊隊員搶先進入會場。當他們講到反內戰時，我們就領導喊‘擁護政府平亂’、‘統一軍令政令等口號；或者布置多起事端，使臺上演說人無法講下去。有時在會場大聲吆喝，一哄而散，使會開不成功。晚上，我們布置人從窗外擲石子，擾亂會場，使中立分子不敢去參加開會?！?br/>

同年2月10日，重慶20多個人民團體在較場口集會，慶祝政治協商會議成功，會場被國民黨派人搗毀，大會主席郭沫若、李公樸等60余人被打傷，是為“較場口事件”。

據重慶支團報告：

當時“市黨部和支團部會商結果，決定將計就計，我們也派人去參加大會，并在事先安排重慶市農會理事長劉野樵去當大會主席，重慶支團視導鐘植三充任司儀，又在臺上臺下布置適當人員準備好標語口號，還調動了樂隊，搶前舉行開會”?！拔覀兝眠@個大會通過了擁護政府和平建國，統一軍令政令及反對修改《五五憲草》的宣言。后來還把李公樸、郭沫若等拖下主席臺，趕出會場”。“我們當天立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說是李公樸等搗亂會場，被與會民眾趕出。一切取得主動，工作也很順利”。

2、“二·二二”學生運動

政治協商會議閉幕之后，在國統區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學生游行示威，它是由東北問題而引起的。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出兵我國東北，于8月下旬占領東北全境。根據美、蘇之間的協議，規定東北日軍應向蘇軍投降；同時蘇聯方面也向中國保證，將于日本投降3個月后從東北撤出全部蘇軍。蘇軍占領東北后，中共搶先派出大批干部和軍隊進入東北，以建立東北根據地。

蘇聯根據自身的利益，一方面既承認國民黨政府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又默認中共在東北的發展，使國民黨對東北的接收遭遇極大困難。國民黨軍隊企圖從海路進入東北，因遭到中共武裝的阻擊，進展緩慢，不得已兩次要求蘇軍延期撤兵。蘇聯則以協助國民黨接收東北為條件，提出與中方進行“經濟合作”，要求將日本在東北的企業作為“戰利品”交給蘇聯，遭到國民黨政府的拒絕。

同時，對于中共要求國民黨承認東北解放區的主張，蔣介石則以東北問題屬于外交問題為由加以斷然拒絕，并將東北問題排除于政協談判之外。這樣，東北問題完全陷入了僵局，東北也遲遲不能接收。

1946年2月1日，蘇軍從東北撤軍的期限已到，但因其“經濟合作”的要求沒有得到滿足，故仍按兵不動；同時私自將大量東北工礦設備拆卸搬運回國。

在此之前，經濟部東北接收委員張莘夫一行7人，在由撫順返回沈陽途中，慘遭不明身份的武裝分子殺害。當時就有輿論猜測，張莘夫事件很可能與蘇軍不欲國民黨政府在“經濟合作”問題解決之前接受撫順煤礦有關。當時蘇軍雖然在擊敗日寇、解放東北方面有功，但蘇軍軍紀廢弛，當地人民深受其苦，敢怒而不敢言。

2月11日，為蘇美英雅爾塔會議召開一周年紀念，《雅爾塔協定》隨之公布。這是一份損害中國主權的秘密協定，其中規定以外蒙古維持現狀、恢復日俄戰爭以前俄國在中國東北之權益等條件，作為蘇聯對日參戰的條件，實際上承認了蘇聯對于東北的特殊權益。

上述消息對國統區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在這種形勢下，一場猛烈的學生運動在國統區各大城市突然爆發了。

2月16日，在渝東北人上首先發起游行，散發宣言和傳單，攻擊蘇軍不肯撤軍及在東北的不良行為。在其影響下，重慶沙平壩各學校學生也開始醞釀游行示威。國民黨中央黨部曾就此召開專門會議，商討對策，決定“設法勸阻”，“并盡量避免發生意外事件”。2月22日，重慶沙磁區包括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四川教育學院在內的20余所大中學校的學生及教職員工約2.5萬余人，舉行了規模盛大的游行示威。

他們提出的主要口號有：

東北是我們的生命線：蘇軍必須立即退出東北；國家利益高于一切；徹查張莘夫慘案；拯救東北同胞；中共應該愛國；黃帝子孫拿出良心來；所謂“民主聯軍”不容存在；我們不能再蒙受第二次“九·一八”的恥辱；蘇聯應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打倒新帝國主義等。

在游行示威中散發的文告有：

《抗議雅爾塔秘密協定宣言》、《致蘇聯斯大林委員長抗議書》、《對蘇聯抗議書》、《質中共》《告全世界人士書》、《告全國同胞書》、《告東北同胞書》、《慰問東北同胞書》、《為東北事件告各黨各派書》，和致蘇聯政府與英美政府的公開信，及上國民政府電報等。

在學生游行隊伍過去后，有少數人趁機搗毀了《新華日報》營業部，并毆打報社工作人員。次日，北碚區以復旦大學為首的各大中學校學生8000余人，連夜步行80多公里，到重慶舉行游行示威。26日，南岸區各大中學校學生1萬余人也舉行了游行示威。這一運動在各地受到熱烈響應，迅速向國統區各大中城市蔓延。上海、昆明、南昌、北平、成都、南京、貴州、漢口、天津、杭州、濟南、青島、鄭州、貴陽、西安、蘭州、開封、鎮江等城市學生，亦分別舉行示威游行，據說參加人數總計達到26萬人之多。前后持續將近半個多月，才逐漸平息下來。

這次運動當時被稱為“二·二二愛國護權運動”。

3、國民黨的暗中操弄

根據其內容和影響來看，“二·二二”學生運動具有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是青年學生自發愛國行動，另一方面又與國民黨、三青團部分人士的暗中鼓動分不開。

正如王世杰當時所指出的那樣：“此事之發生，半由青年自然之憤慨，半由于本黨某一部分人之支援。”

東北歷來是中國的生命線。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淪陷已達14年之久，中國的抗日戰爭最初就是從東北打響的。所以，國內輿論和一般民眾對于東北的確具有異常深厚的感情。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其出兵東北是為了最后消滅日本帝國主義，也是對中國的幫助，中國應當表示感謝。

但蘇軍視東北為自己的勢力范圍，要求獲得特殊權益，它在東北的某些行為確實違背了國際主義的原則，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許多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對此表示焦慮甚至憤慨，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動機確實出于愛國，這一點不應否認。當時的學生“吃平價米，無油菜，被中國紅十字會列入‘肺病區’”，生活極其困苦；而為了表達對國事的關心，“每次游行，來回步行六七十里，遠道者步行至百余里”，看到這些青年學生，為了參加游行，“披星戴月，踏著崎嶇山路，夜露沾濕衣履，風塵覆滿全身，磨破了腳踵，累陷了眼眶”，許多市民都為他們的愛國熱情所感動。

但東北問題不僅是外交問題，也是一個內政問題，它涉及國共關系。國民黨和三青團內都有一些人，企圖利用學生的愛國熱情來打擊中共，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所以他們趁機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并極力把矛頭指向中共，力圖把原來主要針對蘇聯的游行示威，變成針對中共的游行示威。

如游行中散發的《質中共》等文告，提出“取消一切非法地方政權”，公然為國民黨張目，被認為是“整個運動的宣言書”。

據王世杰日記披露：

“本黨同志之反對政治協商會議者，亦頗思利用群眾此種心理以打擊中共并推翻黨派之妥協”；“黨部、團部一部分人，不惟未勸止，且或不免暗中鼓勵之，故無法阻止學生等出行”。

在組織和發動學生游行的過程中，部分地區的三青團組織發揮了較大的作用。

據重慶支團干事會報告，“二·二二”學生大游行時，“本會在中央團部指導之下，慎重運用，鼓勵團員，爭取領導，結果游行時意識正確，秩序嚴整，情緒熱烈，各方觀感甚佳，繼北碚、江津、白沙區學生，亦來渝游行，除北碚區人數較少外，津沙區學生數千人，其總指揮即本團同志劉春旺(現被選為支團出席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學生代表)，亦充分表現團結嚴肅之精神，為‘五四’以來最偉大之學生愛國運動”。

重慶支團干事長陳介生還介紹了組織游行的經過，稱“事先市黨部、支團部與重慶市教育局取得聯系，發動各大專中學普遍參加，聲勢浩大，發生很好的影響”。“我們作了一幅巨大的漫畫，一邊畫著斯大林的像，另一邊畫著中國民眾用手指著像高呼‘死他寧’，游行時很引人注意”。并介紹了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的情況。

四川支團干事長李天民也報告了在成都發動“反蘇大游行”并搗毀祠堂街《新華日報》辦事處的情況，還說：“游行之后，我們邀請華西大學校長方叔軒及大學教授數十人聯名致電四國外長會議，抗議蘇聯對我國的侵略行為?！?/p>

在上海，交通大學和臨時大學的一些三青團學生成立了“上海學生護權運動大會”，發動和組織了全市的反蘇反共游行?！氨逼绞袗蹏笥涡?，事前北平支團部曾派員赴各大學與黨關系同志聯絡，請其設法運用促成壯舉，均為圓滿?！?/strong>

因此，中央團部得意地宣稱：“尤以學校團部能把握時機發動學生愛國運動，對于青年思想之領導，收效最大。”

三青團團刊發表的文章，在評價這一運動時，也極力強調它的反蘇反共性質，企圖將“賣國”的罪名強加于中共頭上。

它強調指出：游行示威中散發的“《質中共》一文，是說明這次運動的精神所在。”

并總結說：

“‘二·二二’運動所以能迅速的廣被全國，是由于它已經承繼了全國青年二度大結合艱辛的革命經驗，并承繼了、豐富了歷來學生愛國運動的革命內容，直接予二次大戰后新型帝國主義者侵略政治以反擊，它并批判假藉外力，以民主、自治掩護封建割據的賣國政黨?！?br/>

另一篇署名文章則宣稱：

“這一運動使中國青年的愛國運動更廣泛更深刻更實際了，它提高了全中國人民愛國的警覺心，鞏固全國青年革命的陣容，給中共的分裂運動以精神上的最大打擊！”

針對“二·二二”學生運動所具有的上述特點，中共代表周恩來在為暴徒搗毀《新華日報》一事發表的聲明中，特別指出：應該把愛國與排外、把學生的愛國運動與特務的陰謀行動、把國民黨內擁護政協會議與反對政協會議的人分開，加以區別對待。中共地下黨組織也發動黨員對此運動予以抵制，并采取“區別對待”的策略。

在中共力量較大的學校，盡可能說服群眾不參加；如果大多數群眾受了蒙蔽或受強制去參加游行，為了避免暴露和孤立，中共地下黨員、積極分子和進步群眾，應參加進去，注意了解情況，掌握動態，采取秘密拆臺的辦法，以進行反宣傳，抵消其影響。

分析“二·二二”學生運動發動的過程和產生的影響，可以看出這場運動是在國民黨、三青團的推動下發生的，它反映了此時國民黨、三青團對于國統區的青年學生仍然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但沒有多久，這種影響力就迅速衰退，喪失殆盡了。從這場運動也可以看到國共兩黨對學生運動和青年運動的激烈爭奪，并將其作為政治斗爭的有力工具，以打擊自己的政敵。

“二·二二”運動體現了抗戰勝利以后學潮的一個顯著特點：即由于當時美蘇國共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使得“排外學潮從原發性的愛國行動，轉變為對付國內敵人的有效武器”。

這個特點在隨后的學生運動中還會一再表現出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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