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愛潑斯坦,早已不只是一起性犯罪案件中的富豪姓名。在過去數年中,這個名字逐漸演變為美國政治與司法體系的一面“反光鏡”,映照出精英網絡、制度惰性與公眾不信任之間日益緊張的沖突關系。
在輿論持續施壓之下,當地時間2025年12月19日,美國司法部終于在法定期限前開始公布與愛潑斯坦案相關的調查檔案。然而,公眾等來的,并不是一份完整、清晰的真相清單,而是兩批被大量涂黑、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文件。更具爭議的是,檔案公布后的第二天,部分已上線文件一度從司法部網站消失,其中包括一張涉及現任總統特朗普的照片,隨后又被解釋為“技術性處理”。
這場遲到且有限的披露,不僅重新點燃了公眾對愛潑斯坦性販運網絡的關注,也意外暴露出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華盛頓權力結構的深層張力:透明承諾與政治自保之間的矛盾,跨黨派共識與行政拖延之間的碰撞,以及司法制度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中的進退失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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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美國華盛頓,一些活動人士在國會大廈附近展示了美國總統特朗普(右)和杰弗里·愛潑斯坦的巨幅照片。圖/視覺中國
遲到的公開
愛潑斯坦檔案長期懸而未決,并非單純源于行政怠慢,而在于其所處的位置,恰好位于司法程序、政治風險與精英結構的交匯點。
首先,案件本身具有極高敏感性。愛潑斯坦的社交網絡橫跨政界、商界、王室與文化圈,任何未經嚴格審查的披露,都可能引發連鎖政治后果。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司法系統天然傾向于以程序審慎來對沖政治風險。這種審慎既是一種制度自保,也在客觀上構成了事實上的拖延。
其次,檔案內容觸及大量司法系統的內部運行細節,包括大陪審團證詞、調查取舍、起訴決策備忘錄等。這類材料一旦完整公開,不僅涉及受害者隱私與第三方權益,更可能暴露司法系統在早期階段對愛潑斯坦案處理的尺度與判斷。對任何官僚體系而言,承認制度性失誤,往往比揭露個人罪責付出更高成本。
再次,政治考量在此過程中始終若隱若現。特朗普在2024年競選期間曾高調承諾“完全公開”愛潑斯坦檔案,以迎合支持者對“精英腐敗”和“深層政府”的憤怒。但贏下總統選舉進入第二任期后,相關立場明顯趨于謹慎。現任司法部長帕姆·邦迪及副部長托德·布蘭奇均被視為特朗普的政治盟友,早期曾嘗試以程序理由限制部分材料的披露。盡管目前檔案中并無直接證據顯示特朗普參與犯罪,但其與愛潑斯坦的舊照和社交記錄,仍可能在2026年中期選舉前被政治對手作為攻擊素材進行放大。
正是在這種多重顧慮疊加的背景下,國會才最終通過立法形式,為檔案公開設定明確期限。換言之,此次披露并非行政部門“自愿透明”的結果,而是制度拉扯與政治壓力下的被動回應。
“馬賽克式”透明
盡管國會立法明確要求“全面公開”,實際呈現的檔案卻是被大量遮蔽的文本。這種被稱為“馬賽克式”的透明,引發的質疑并不僅在于“涂黑了多少”,而且在于信息呈現的結構性不均衡。
據媒體報道,愛潑斯坦與大批美國政商名流交往密切,2008年因教唆未成年人賣淫被定罪,2019年7月再次因涉嫌性犯罪被捕,2019年8月死在獄中,被判定為“自殺”。已披露的首批檔案,涉及多位知名人士,包括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已被剝奪英國王子頭銜的安德魯·蒙巴頓·溫莎,以及音樂人米克·杰格與邁克爾·杰克遜等。
此番公開的檔案中,克林頓的名字與影像多次出現,一張照片顯示他在泳池中游泳,另一張則顯示他仰躺在熱水浴池中,雙手枕在頭后。相比之下,特朗普相關記錄則顯得零散而有限。特朗普承認自己與愛潑斯坦是多年朋友,但始終否認與愛潑斯坦任何不當行為有關。按照特朗普的說法,兩人在2004年前后決裂,遠早于愛潑斯坦首次被捕。美國司法部的這種不對稱發布迅速成為黨派敘事之爭,民主黨質疑這是對現任執政陣營的“保護性處理”,共和黨則反指民主黨借機放大對自身有利的片段。
更具爭議的是,美國司法部12月20日將前一天公布的部分文件刪除,其中包括一張關聯特朗普的照片。托德·布蘭奇21日解釋說,刪除照片與特朗普無關,是為了保護受害者。當天晚些時候,美國司法部又表示,關聯特朗普的那張照片重新發布了。
對于這種做法,官方解釋為“進一步遮蔽敏感信息”,但在高度不信任的政治環境中,這類技術性操作很難不被解讀為權力對信息流向的實時干預。需要指出的是,這并不必然意味著存在明確的政治操控,而更可能反映了一種制度困境,司法系統既要履行公開義務,又必須承擔保護隱私、規避法律風險的責任。當二者發生沖突時,結果往往是碎片化地公開,而非完整敘事。
敘事之戰
檔案公布后,兩黨迅速陷入互相指責對方“掩蓋”的泥潭。這不僅是黨派間的攻防,更是美國政治極化的縮影。圍繞愛潑斯坦檔案公開的爭議,很快演變為一場兩黨圍繞選舉周期展開的敘事之戰。
民主黨將焦點放在程序合法性上,指責特朗普政府“選擇性透明”,認為司法部未充分履行法律要求,尤其是對大陪審團材料的全面涂黑,涉嫌規避國會監督。他們強調,國會監督委員會此前從愛潑斯坦遺產中獲取的95萬張照片里,有多張涉及特朗普,卻未在司法部首批文件中得到同等呈現。在這一敘事中,問題不只是技術處理,更是“司法政治化”的體現。
共和黨內部則出現明顯分化。一部分議員延續“反深層政府”的既有敘事,要求徹底公開所有檔案;另一部分則將矛頭指向民主黨精英,試圖通過強調克林頓等人與愛潑斯坦的關聯,削弱對特朗普的輿論壓力。這種分裂本身也揭示了一個現實,愛潑斯坦檔案已不再是單一案件材料,而是被各方當作重塑政治道德敘事的工具。
在這場持續拉鋸中,最值得警惕的并非哪位政治人物出現或消失,而是制度透明度的長期侵蝕。愛潑斯坦案之所以反復發酵,正是因為它觸及了美國社會一個更深層的不安:精英是否總能在制度縫隙中自我保護?而制度是否真正具備自我糾錯的能力?當“透明”被反復承諾卻始終以殘缺形態出現時,這種不安只會進一步加深。
愛潑斯坦檔案的公布,并未為這起案件畫上句號,更像是一場仍在進行中的制度壓力測試。在高度極化的政治環境中,當“透明”被不斷切割、被策略性安排時,它就不再只是法律義務,而是逐漸演變為一種可以調配的政治資源。公眾所看到的,往往不是完整的真相,而是經過篩選與修剪后的“可公開事實”;所感知到的,并非司法部門的審慎克制,而是政治敘事中的刻意回避。
當社會只能依靠被大量涂黑的文本來拼接真相,真正受損的,已不僅是公眾對某一案件結論的信任,更是對制度是否具備自我糾錯能力的根本信心。透明一旦服務于權力穩定而非法律原則,案件的“結案”也就難以等同于司法正義的實現。
或許,愛潑斯坦案留給當代美國最深刻的啟示,并不在于揭露了多少個人丑聞,而在于提醒人們,在精英權力高度集中的體系中,光線何時照進、照到哪里,往往是被精細管理的結果。這種對透明的“可控化”,本身就構成了這起跨世紀丑聞最冷峻,也最耐人尋味的注腳。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作者:石培培
編輯:徐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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