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漢奸被槍斃，陳毅為之落淚

1949年5月11日，上海刑場那個大笑的“漢奸”，讓陳毅市長在16天后哭得像個孩子

一九四九年5月11日，上海閘北宋公園，陰雨連綿。

空氣里全是發霉和火藥混合的味道，那是這座城市易主前特有的氣息。

快門“咔嚓”一聲，定格了一個讓后人看了七十多年都沒法釋懷的畫面：一個叫朱大同的中年男人，五花大綁，背后插著“漢奸”的亡命牌，面對著黑洞洞的槍口，他竟然在笑。

那不是那種為了面子硬擠出來的苦笑，也不是瘋子的傻笑。

那是一種仿佛剛卸下千斤重擔，甚至帶著點兒“老子終于贏了”的狂笑。

周圍看熱鬧的老百姓不干了，一口唾沫接著一口唾沫往他身上吐，罵他是賣國賊，是軟骨頭。

直到十六天后，上海解放，新任市長陳毅拿起那份國民黨特務留下的處決名單，看到“朱大同”三個字時，突然失聲痛哭。

這時候大家才恍然大悟，那個在一片罵聲中倒下的“漢奸”，到底在這個世界上演了一出多么殘酷的“無間道”。

說實話，很多人看諜戰劇《潛伏》，覺的余則成那日子過得就夠驚心動魄了。

但要是跟朱大同擺一塊兒，余則成那也就是個入門級。

朱大同拿的劇本，是地獄難度的。

把時間軸拉回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

當時的上海，湯恩伯的部隊正在瘋狂挖戰壕，滿大街抓壯丁，特務機構跟瘋狗一樣到處咬人，這就是所謂的“焦土政策”。

朱大同就是在這種高壓鍋一樣的環境里被抓的。

那時候在老百姓眼里，槍斃朱大同簡直就是“為民除害”。

為啥？

因為這人履歷太臟了。

大家看看他的公開身份：先是國民黨中統特務，后來抗戰時候居然當了日本人的“還鄉團”團長。

在那個民族情緒炸裂的年代，這兩條罪名，隨便沾上一條都夠被老百姓把祖墳刨了的，結果他兩條全占。

所以當他被押到刑場時，沒人同情他，所有人都覺得這是老天爺開眼。

可是吧，這事兒越琢磨越不對勁。

如果他真是個貪生怕死的漢奸，死到臨頭了，腿早該軟得像面條一樣，哪還能笑得出來？

如果他真是為了榮華富貴才去當特務、當漢奸，那為啥抄家的時候，家里窮得連像樣的家具都沒有？

其實，這就是一場跨度長達20年的頂級騙局。

在這個世界上，最昂貴的信任，就是把自己的名聲當柴燒，只為了給別人取暖。

朱大同這人，資格老得嚇人。

早在1928年他就入了黨，是正兒八經的老革命。

但在1934年，命運跟他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他在搞地下活動時被捕了，國民黨的那些老虎凳、辣椒水全上了，這哥們硬是一聲沒吭。

但他腦子轉得快，他意識到，光靠硬骨頭死扛，除了送命沒別的用。

想要搞垮敵人，就得變成敵人。

于是，他做了一個狠決定：假裝叛變，打入中統內部。

這種痛苦不是常人能理解的。

你想想，身體上的刑罰咬咬牙也就過去了，但這可是精神上的凌遲啊。

昔日的戰友看他的眼神像看垃圾，家鄉的親戚提起他就覺得丟人現眼。

他只能把這些委屈嚼碎了咽進肚子里，還要裝出一副對國民黨死心塌地的樣子。

實際上呢？

他利用特務身份做掩護，在暗地里一次次把即將落網的同志放走，把國民黨的清剿計劃偷偷傳出去。

這就好比是在懸崖邊上走鋼絲，稍不留神就是粉身碎骨。

但這還不是最絕望的。

到了1941年，朱大同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為了保住手底下的抗日武裝，為了搞到日軍的情報，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來了個“曲線救國”——假意投降，出任偽職。

這下好了，徹底洗不清了。

表面上他對日本人點頭哈腰，背地里卻利用“還鄉團”這個合法馬甲，瘋狂擴充兵力，把槍口全對準了真正的鬼子。

我查了一下當年的史料，這支披著“漢奸”外衣的部隊，實際上跟日軍干了幾十仗，殲敵幾百人。

這種操作在當時根本沒法解釋，也沒人聽他解釋。

他就像一個在黑夜里獨行的孤勇者，身上潑滿了臟水，卻用這身臟水熄滅了敵人燒向百姓的火把。

時間來到1949年春，黎明前的黑暗最是濃稠。

聽著像個國民黨外圍組織，其實這是我黨策反國民黨軍隊的一步關鍵棋。

他的任務極度危險：策反地方武裝，迎接解放軍過江。

這本來是他潛伏生涯的最后一站。

只要再熬幾個月，甚至幾個星期，他就能恢復身份，就能挺直腰桿告訴所有人：“老子不是漢奸！”

可惜啊，歷史這玩意兒，從來就沒有如果。

4月5日，因為叛徒出賣，他在無錫被捕，隨后被押往上海。

在獄中，國民黨特務對他進行了最后的瘋狂審訊。

其實特務們也不傻，隱約覺得這個“自己人”有點不對勁，怎么每次他在哪，哪就出簍子？

但不管怎么嚴刑拷打，朱大同直到死，都沒吐露半個字的機密。

5月11日那天，距離上海解放只剩16天。

他在刑場上的那個笑容，現在看來，簡直有著穿透歷史的殺傷力。

當時解放軍的隆隆炮聲其實已經在遠處回響了，那種地皮微微震動的感覺，常年打仗的人都懂。

他笑，是因為他知道自己贏了。

他守護的信仰贏了。

哪怕他個人倒在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刻，哪怕他還要背著“漢奸”的罵名去死，但新中國已經誕生再即，這波不虧。

十六天后，上海解放。

陳毅元帥進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核查特務名單。

當他看到朱大同的名字赫然列在處決名單上時，這位見慣了生死的將軍，愣是沒繃住，當場痛哭。

陳毅太懂了。

在蘇北、蘇南那些打游擊的日子里，正是無數像朱大同這樣的“隱形人”，送出了關鍵情報，才有了新四軍的一次次大捷。

這話簡直就是給朱大同量身定做的。

有些人活下來了，成了傳奇；而有些人像朱大同一樣，死在了誤解中，甚至死后很長一段時間里，家人都抬不起頭做人，孩子在學校被罵是“小漢奸”，那種日子，真不是人過的。

好在，歷史終究是公正的，雖然有時候它會遲到。

1950年，經過嚴密的組織核查，中央正式追認朱大同為革命烈士。

這張遲到的烈士證，不僅洗清了他身上的污泥，更還原了一個為了信仰可以不要臉面、不要性命甚至不要“身后名”的狠人。

1981年，民政部再次確認其烈士身份。

在那個波瀾壯闊又殘酷無比的年代，信仰真不是掛在嘴邊的口號。

信仰是像朱大同這樣，敢于把自己打碎了，每一片都用來糊弄魔鬼，只為了把心留給光明。

1999年，河南電影制片廠還專門出了本書紀念他。

書里有句話說得特別好，大意是：我們現在的歲月靜好，是因為曾經有人在泥潭里，為我們撐起了一片天。

那年他才42歲，留給歷史的，就是那一聲大笑，和一個怎么洗都洗不掉的清白靈魂。

參考資料：

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解放前夕烈士檔案選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江蘇革命烈士傳》，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