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一女子遇困難，想起丈夫曾囑咐有事找毛主席，去信后結果如何

1949年10月，北京城夜已深，燈火卻仍在中南海的幾處小樓里跳動。那支專門處理群眾來信的工作組剛剛成立，厚厚的信袋一包又一包送進屋子。有人感慨：“郵差一到，辦公室就像漲了潮。”就在那時，沒人會想到，未來最讓人動容的一封信，來自江南無錫一位普通女教師。

時間撥到1950年初夏，江蘇無錫師范附小的教員辦公室里，吳啟瑞算著八個孩子的開銷，眉頭眼見要鎖死。丈夫王人路兩年前病逝，他臨終的一句話像釘子一樣釘在吳啟瑞心頭——“有難事，找毛大哥。”這句囑托當時聽來有點玄，如今卻成了她能想到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寫還是不寫？吳啟瑞把稿紙攤開又疊起。她知道，新中國百廢待興，國家領袖事事要親自過問，自己這點家事似乎拿不出手。可三個孩子因為營養不良注射卡介苗后反應嚴重，醫藥費像漏斗一樣吸走她微薄的工資。深夜風吹開窗欞，那支鋼筆終于落在紙面，一行小楷字顯得懇切卻克制：“萬乞主席念及世交之誼，垂憐小兒……”兩千多字寫完，吳啟瑞反而平靜下來。

七月中旬，薄藍色的郵包被送進中南海。辦公廳值班員看到信里提到“王立庵”“王人路”兩個名字，立刻放到最顯眼的位置。當天傍晚，一份簡易“摘要”擺上毛主席案頭，但他搖搖頭：“不用摘，我自己看。”信紙翻動的沙沙聲里，工作人員觀察到主席情緒明顯起伏，甚至在幾個地方停筆良久。看完，他壓住信紙，吩咐：“現在就回信，越快越好。”

回信寫得干脆：允許三個孩子進入干部子弟班，其他困難與地方負責同志商量解決。末尾一句“我是沒有不贊成的”讓辦信人員會心一笑——這句口吻熟悉得像家常話。兩天后，快郵專遞把回信送到無錫師范附小。校園里炸開了鍋，孩子們追著問：“吳老師，毛主席給你寫什么啦？”吳啟瑞抱著信，先是怔神，然后淚流不止，周圍同事都悄悄退到門外。

事情并沒有就此結束。地方黨委很快落實了毛主席指示：學費全免、校內住宿、糧油副食額外照顧。吳啟瑞被安排在校內宿舍，省下的路費和時間全用來照顧孩子。那幾年柴米緊張，附小灶房大米常常不夠，她得到一份每月定量的黃豆。有人打趣：“吳老師家孩子光喝豆漿也長個子。”她只是笑笑，把那張寫有“毛澤東七月十九日”的信壓在書柜底層當護身符。

十年倏忽過去。1960年6月，梅雨季的上海，空氣里都是濕漉漉的梔子花味。毛主席南下視察，談及民生時忽然提到：“無錫那位吳老師，現在如何？”隨行的陳丕顯答：“日子過得去，幾個娃也出落得好。”毛主席點頭：“那就請她來一趟，我想當面聊聊。”

通知以最快速度發往無錫。統戰部長徐中孚打著雨傘親自登門，吳啟瑞起初還以為孩子們闖了禍，一聽毛主席要見自己，整個人像被雷擊中，半晌才回過神：“真要見我？”次日清晨，她坐上專車駛向上海，一路上緊握那封十年前的信，指節發白。

6月26日下午三點，錦江飯店。毛主席看到吳啟瑞，立即起身相迎：“吳老師，你好啊！”短短一句，讓她緊張的心瞬間松弛。談話從王立庵先生的教學說到王人路早逝，氣氛凝重時，主席忽然問道：“我記得是八個孩子，你漏了一個沒講。”吳啟瑞這才想起，還有個在師范學校的女兒未提，不禁羞紅臉。主席笑道：“你們一家都是做老師的，立庵先生有后繼有人。”

一個小時過去，毛主席幾次想把三百元稿費塞給吳啟瑞，被婉拒后又再三叮囑地方做好幫扶。臨別前，他帶吳啟瑞在院子里拍了兩張合影，自己還調皮地換了一個站位：“坐著拍一張，再站著拍一張，好留兩份樣子。”那天上海細雨斜織，照片背景里也能看見幾點水痕。

1961年春節前夕，毛主席再次把一千元稿費托秘書寄往無錫。那是一筆救命錢，吳家靠它挨過了三年困難期。等孩子們陸續參加工作，日子寬裕起來，吳啟瑞堅持把一千元如數退回。信封貼著5分郵票，里面只有一句話：“請主席放心，困難已過。”

1976年9月9日，噩耗傳來。吳啟瑞在病床上盯著天花板，沒流淚也說不出話，只讓小女兒把那兩封信和合影擺在枕邊。有人回憶，她那天晚上反復念的，是丈夫當年的那句話：“有難事，找毛大哥。”

1980年1月22日，吳啟瑞安靜離世。整理遺物時，子女發現那封1950年的回信邊角已經發脆，卻仍被藍布包得嚴嚴實實。信上墨跡依舊清晰，末尾橫豎舒展的三個字——毛澤東——看上去像剛寫下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