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理論失效到衰退預警，美聯儲劫貧濟富的利率游戲

匯通財經訊——衰退或許已進入倒計時，在政府停擺導致數據缺失的“失明”環境下，美聯儲堅持第三次降息。這背后，是傳統理論崩塌、政策加劇貧富割裂、資產泡沫高懸，以及政治壓力蠶食其獨立性的多重困境，歷史規律如幽靈般警示。

匯通財經APP訊——2025年12月10日，美聯儲宣布將聯邦基金利率下調25個基點，這是其連續第三次實施降息操作。

此次決策過程因政府停擺遭遇關鍵阻礙——美國勞工統計局（BLS）被迫放棄采集10月核心經濟數據，導致政策制定者陷入“盲目決策”的困境。

但是美聯儲的決策不斷受到質疑，在停擺之間就早已顯露。

理論崩塌：菲利普斯曲線走向失效
菲利普斯曲線的失效，讓美聯儲失去了重要政策制定的核心理論抓手。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失業率高代表工人的工資溢價能力低，工資漲不動，會降低通脹水平，反之失業率低，工資上漲快，企業會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總之失業率漲美聯儲本就可以直接降息而不用擔心物價，但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升，這個規則在悄悄改變，美聯儲開始兩頭為難。

2020年美聯儲完成的政策框架全面審查正式確認，失業率與通脹率之間的傳統負相關關系已嚴重斷裂，這使美國失業率一路高，但是通脹也跟隨走高。

這一結論并非突然形成：早在20世紀90年代，格林斯潘就曾質疑生產率提升弱化了兩者關聯；2019年鮑威爾更直言這種關聯性“已弱到近乎微弱心跳”，副主席克拉里達也承認短期物價菲利普斯曲線“明顯扁平化”。

（利率通脹疊加圖，強相關）

（利率失業率疊加圖，相關性減弱）

由于美聯儲制定的利率走勢和通脹數據是高度相關的，高通脹等與高利率，于是通過兩圖可能已看出，通脹和失業數據相關性開始逐步消失。

相關性消失可能源于分配失衡同時政策加劇貧富差距
不同行業，不同階層的人對降息等刺激的體感是完全不一樣的，在高景氣行業，整體社會失業率再高，行業用工也是供不應求，同時工資也會上漲。

疊加美聯儲政策對社會不平等的加劇作用，已形成長期且固化的趨勢。

高利率政策通過多重路徑壓制勞動階層利益：一方面直接抑制經濟活動，導致企業擴產意愿下降，工資增長停滯，勞動收入占比自20世紀70年代早期持續下滑，1990年后下降速度進一步加快；

另一方面推動收入向資本端轉移，高財富家庭通過利息收入與資產增值擴大優勢，截至2024年，頂層20%家庭已掌握超過50%的可支配收入。

而低薪群體需要更低的失業率才能實現體面工資增長，這種差距被美聯儲政策持續放大，同時高利率還抑制了住房建設，加劇了民生領域的資源分配失衡。

這也就是美聯儲看數據下菜單最終整體分配不均。

（20%與80%資產占比趨勢圖）

利率決策的政治本質無法回避，其本質是利益再分配的政治過程。

貨幣政策通過調節就業、資產價格和收入分配，天然具備政治后果：降息雖短期刺激經濟，但會推高金融資產價格，使資產持有者直接獲益——數據顯示頂層10%家庭貢獻了50%的消費，成為政策最大受益者；

而加息則壓制工資增長、加劇債務負擔，對中低收入群體造成直接沖擊。

這種“劫貧濟富”的效應，讓每一次利率調整都成為利益博弈的結果，馬特·克萊因等經濟學家均指出，2025年降息在通脹高于目標時實施，本質是政治因素壓倒了經濟理性。

（20%與80%的消費占比）

有資產的人群受益，但同時泡沫與債務出雙重隱患
當前金融市場的風險正處于歷史級累積狀態，系統性危機的隱患全面浮現。

科技股市場，尤其是與人工智能相關的“七大科技巨頭”股票，已形成前所未有的估值泡沫，規?？氨?000年互聯網泡沫時期。

這對于頂層20%的人來說，降息利好股票房產，是實打實的利好推動其增加消費，失業率升高也不影響他們增加消費，通脹也不會下來，但是近期由于美國股市和樓市的集體回調，導致這20%的群體直接受到影響，這也進一步解釋了為何非農公布的消費數據低于預期，近期在股票地產回調階段公布的失業率和通脹數據顯示失業率繼續爬升，同時通脹水平大幅回落至2.7%，這可能就是資本市場收縮帶來的20%頂層人群減少消費所致

更嚴峻的是，支撐泡沫的企業融資模式與2007年金融危機前的房地產泡沫高度相似，疊加數據中心相關的巨額債務違約風險，以及已滲透至金融機構與退休儲蓄領域的數字貨幣欺詐問題，風險敞口已遠超以往。

2008年美聯儲曾動用29萬億美元救助全球金融體系，而當前的風險復雜程度更甚從前。
（20%精英消費占比趨勢圖）

（房產和證券市值走勢）

美聯儲獨立性遭遇挑戰
市場普遍認為美聯儲的獨立性有利于控制通脹，于是美聯儲的獨立性收到質疑自然推高了通脹。

政治壓力因素持續發酵，成為影響決策的重要變量，特朗普總統對美聯儲的公開批評從未停歇，即便此次降息符合其政策訴求，仍指責降息幅度不足，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哈賽特更公開宣稱美聯儲有充足空間進一步降息。

這種持續施壓引發外界對央行獨立性的廣泛擔憂，而決策中的投票分歧更凸顯政治影響——12名委員中有3人投下反對票，其中特朗普任命的理事斯蒂芬·米蘭明確主張應降息50個基點，被市場解讀為帶有政治考量的立場，這也是2019年以來反對票最多的一次會議。

同時市場對美聯儲政策的反應呈現兩極分化，盡管降息結果符合普遍預期，但預測市場的數據顯示，公眾與資本對決策的關注度已達到新高度——僅2025年9月會議相關的賭注金額就高達3億美元，12月會議結束后，更有大量資金在賭注結算中集中換手。

這一現象既反映出市場對政策走向的高度敏感，也凸顯了美聯儲決策對全球資本流動的關鍵影響。

結構缺陷：利益代表失衡的治理困局
美聯儲的決策架構存在顯著的代表性偏差，成為政策偏向資本的制度根源。

理事會成員與地區聯儲行長主要來自金融市場從業者、經濟學界與商界，完全缺失勞動者、低收入群體、租房者及民生服務機構的代表。

這種構成使其政策天然向金融資本傾斜，形成“維護華爾街利益、忽視主街需求”的傾向——2008年后僅重啟金融體系而未推進根本改革，2025年又在金融泡沫加劇時選擇降息，均印證了這一結構性問題，導致政策無法反映廣大民眾的核心利益訴求。

衰退預警：就業數據釋放危險信號
近期公布的經濟數據，進一步強化了衰退即將到來的預期。

2025年12月美聯儲會議后，BLS發布的就業數據顯示市場已出現明顯惡化跡象：失業人數持續增加，失業率環比上升，非自愿兼職工作者數量顯著增多。

這些指標與歷史上衰退前夕的特征高度吻合，結合利率周期規律與金融風險現狀，預示著經濟衰退已進入倒計時階段，市場需做好應對沖擊的準備。

歷史模式與經濟影響
歷史上的數據顯示加息必伴衰退的鐵律，利率周期與經濟衰退呈現出明確且穩定的歷史規律，本輪加息周期結束后，經濟衰退也正在路上。

過去45年的經濟數據顯示，聯邦基金利率峰值與失業率谷底始終同步出現，形成“低失業→加息→衰退”的固定循環。

在11次加息周期中，共引發9次衰退——僅1984年和1994年因處于“無就業復蘇期”，首次加息未立即觸發衰退，但后續追加加息后仍未能避免經濟下滑。

這一規律揭示，當前美聯儲的降息操作，本質上是對前期加息周期引發衰退壓力的被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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