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歲翁端午，讓28歲干女兒懷孕，陸小曼一臉平靜：生下來，我來養

1955年初春，淮海中路的茶館里忽然炸開了鍋：那位推拿名家翁端午，五十六歲的人了，竟讓二十八歲的女學生懷孕，而這名學生還是陸小曼的干女兒。消息傳來，上海灘的文人們一片嘩然，人人都等著看陸小曼的反應。結果出乎意料，她只輕描淡寫一句：“生下來，我養。”一句話，風波暫止，卻把舊日緣起重新拉回眾人視線。

時間撥回二十九年前。1926年深秋，北海公園的湖水尚存微涼，徐志摩與陸小曼在岸邊合影，那張照片后來被多次復制，正是從那天起，兩人陰影般的浪漫與風雨交纏。新婚的甜蜜里，徐志摩對陸小曼百依百順：上樓不走路，吃飯剩半碗。母親徐申如看得火大，當夜離家返鄉。家族舊禮與小夫妻的新式浪漫，從一開始便針鋒相對。

隨后北伐軍南下，局勢動蕩。徐志摩帶妻回到上海，沒過多久，陸小曼因勞累舊疾頻發，心悸氣短，整宿失眠。西醫束手，偏方無效，徐志摩急得團團轉。正此時，江小鶼把表弟翁端午領進他們的小樓——一個挺拔俊朗、戴金絲邊眼鏡的年輕人，衣著考究，舉止斯文。陸小曼半信半疑，可當翁端午雙手按上她的肩背，幾分鐘后疼痛竟緩緩散去，她抬頭的那一刻，眼神已從戒備變成信任。

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翁端午只有二十七歲，卻已習醫近十年。他家境一般，靠自己在日本京都研習推拿并旁聽醫學講座。回國后先在南京行醫，后來輾轉上海，名聲漸響。陸小曼發現，翁端午對古典文學與昆曲同樣癡迷，兩人從醫案聊到詞牌，又從畫稿聊到折子戲，患者與醫生的界限被日復一日的談笑磨淡。

1931年，“愛神”飛機墜毀，徐志摩殞命。噩耗傳來，陸小曼幾近崩潰。她一度連續三天不言不語，靠鎮靜劑才能合眼。就在這段黑暗的日子里，翁端午幾乎寸步不離：推拿、煎藥、讀詩給她聽，還把剛飄落的雪捧進屋，凈去上下兩層臟雪，只留晶瑩一團泡茶。“雪水煮茶，甘洌清冽，換換口味。”他這樣說道。茶香裊裊升起，悲泣中的陸小曼第一次露出微笑。

自那以后，翁端午在小樓有了固定的房間。兩人外出看戲、寫生、賞花，行蹤簡直形影不離。朋友揣測戀情，她一再聲明“只有友情”。究竟友情還是半寸之差的另樣情愫，無人能給定論。但可以肯定的一點：翁端午使陸小曼從哀慟與病痛里暫時脫身，這份救贖，她銘記于心。

抗戰期間，租界里的夜生活凋零，翁端午在法租界開的小診所仍舊燈火通明。日本憲兵也來找他推拿，醫者父母心，他從不分敵我。陸小曼則靠賣畫與抄寫書稿維持生計。一醫一藝，在最壞的時代守住各自的執念。

1949年，上海解放。新政權對私人醫療逐步進行整頓，翁端午掛出的“推拿館”改名為“聯合門診部理療室”，由工會統一管理。收入銳減，但生活依舊過得去。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時期陸小曼收了一個聰明伶俐的干女兒，姓周，在滬江大學讀戲劇。女孩常來杜美路探望，自稱“半個孩子，半個朋友”。

誰也沒想到，1955年年末，周姓女孩挺著肚子出現在陸府，哭成淚人兒。翁端午沉默，陸小曼坐在藤椅上聽完整個經過，只說：“孩子無辜，你生下來，我養。”沒有追問，沒有責備。那一刻，旁人看不懂她心中翻涌的波瀾，只見她舉手示意傭人去準備產婦需要的東西。

上海衛生局的人后來來做登記時，陸小曼淡淡寫下“養女周某之子，由本人撫育”。周圍議論再起：有人罵翁端午不近人情，也有人罵陸小曼糊涂。可事情很快平息，因為陸小曼言出必行。孩子出生后，她雇保姆、買奶粉，每月還拿出手稿版稅貼補。翁端午在診所日夜加班，試圖為這攤子事彌補一二。親者痛，疏者看熱鬧，只有當事人明白各自的寸心。

三年后，翁端午因勞累過度再加肺病入院。醫院里，他只能倚床而坐，呼吸粗重。陸小曼拎著保溫壺、一小包藥片，每天中午準時出現，動作嫻熟地為他擦背、按穴。護士小聲嘀咕：“怎么像夫妻一樣？”她一句話沒回，繼續把藥片遞到翁端午唇邊。翁端午斷斷續續地說：“這些年，多謝。”她搖頭，只留下兩個字：“別說。”

1961年8月，翁端午去世。葬禮簡單，陸小曼穿著黑色旗袍，抱著那孩子站在棺前，沒有哭。朋友記得，她只是低聲對孩子說：“記住，他是個好醫生。”隨后，又恢復往昔的低調日常：賣畫、翻譯、寄稿，撫養那個與自己毫無血緣的男孩。直到1976年病逝，她都未再提起當年風波，只在遺囑里寫下，“醫者仁心，用命相報。”

回望陸小曼與翁端午的三十年，不像愛情，也超越了普通友誼。以醫患之名相識，以雪水煮茶相伴，一個用雙手抵擋病痛，一個用毅力回報救命之恩。至于那場1955年的意外懷孕，或許只是人性軟肋在時間長河里的一次折射。旁人津津樂道，她卻用一生來承擔后果，這份決斷，復雜得難以一言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