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空猥褻”邊界：當女孩主動“交易”，“誘騙”指控能否成立？

“隔空猥褻”的刑法邊界：當女孩主動“交易”，“誘騙”指控能否成立？

本文作者：李靖宇

摘要：

本文旨在深度剖析“隔空猥褻”犯罪中“誘騙”行為的立法邏輯與司法認定邊界。隨著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隔空猥褻”被正式納入刑法規(guī)制范疇，其行為模式從傳統(tǒng)的“脅迫”擴展至“誘騙”。然而，這一擴展在保護未成年人的同時，也引發(fā)了對罪刑法定原則與刑法謙抑性的深刻思考。本文將結合一則真實案例背景——一名已滿16周歲女孩因缺錢主動提出以“不雅視頻”換取“紅包”——系統(tǒng)論述“誘騙”的本質，探討在受害人主動發(fā)起的“交易”情境下，“誘騙”行為的認定空間是否依然存在。本文認為，司法實踐中對“誘騙”的解釋不應無限泛化，必須嚴格審查行為是否包含“欺騙”這一核心要素，警惕將所有涉及金錢的未成年人性相關網(wǎng)絡行為一概而論地評價為“誘騙型猥褻”，以捍衛(wèi)刑法的精確性與公正性。

引言：數(shù)字迷霧中的新罪名與舊原則

2025年的今天，互聯(lián)網(wǎng)以前所未有的深度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虛擬空間與現(xiàn)實世界的邊界日益模糊。這種融合在為社會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催生了諸多新型的法律難題。其中，“隔空猥褻”作為一種典型的網(wǎng)絡衍生犯罪，近年來備受社會關注。它指行為人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誘騙、脅迫未成年人進行裸聊、發(fā)送裸照或視頻等，以滿足自身性刺激的行為。

這種犯罪不涉及物理接觸，卻能對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難以磨滅的創(chuàng)傷，其隱蔽性強、取證困難的特點給司法實踐帶來了巨大挑戰(zhàn)。

為了應對這一新型犯罪樣態(tài)，我國最高司法機關于2023年出臺了《關于辦理強奸、猥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其中第九條明確將“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wǎng)絡實施猥褻行為納入了強制猥褻罪或猥褻兒童罪的打擊范圍。

這一規(guī)定被視為我國懲治網(wǎng)絡性侵犯罪的里程碑，彰顯了對未成年人特殊、優(yōu)先保護的司法決心。

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適用。當抽象的法條遭遇復雜多變的現(xiàn)實，其解釋的邊界便成為控辯雙方交鋒的核心。我經(jīng)辦的的案件即是這樣一個“試金石”：一名成年男子在一名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女孩主動提出以“不雅視頻”換取金錢后，按照女孩的要求掃碼支付了錢款，完成了一次交易。事后，男子因女孩不再回復信息而發(fā)出傳播的威脅言語（但未實際傳播視頻），最終女孩的照片由案外人發(fā)布。

在此案中，男子是否構成“隔空猥褻”？其行為是否符合《解釋》第九條所規(guī)定的“誘騙”？當所謂的“被害人”是交易的發(fā)起者，當性的展露成為明碼標價的“商品”，我們是否還能輕易地將男方的付款行為解讀為刑法意義上的“誘騙”？

本文將立足于本案事實，從三個層面展開深度論證：第一，剖析司法解釋將“誘騙”納入“隔空猥褻”行為模式的立法邏輯與法理基礎；第二，厘清“誘騙”行為的法律本質及其在“隔空猥褻”案件中的司法認定標準；第三，也是本文的核心，將著重論述在本案的特殊情境下——即女孩主動提出交易——“誘騙”的構成要件是否缺失，并以此為嫌疑人進行無罪或罪輕的辯護。

一、“誘騙”入罪：回應數(shù)字時代挑戰(zhàn)的立法邏輯

將“誘騙”作為“隔空猥褻”的一種實行行為，是司法解釋對刑法條文進行的一次適應性擴張。理解其背后的邏輯，是把握辯護方向的前提。

（一）從“接觸”到“非接觸”：猥褻罪保護法益的延伸

傳統(tǒng)刑法理論中，猥褻罪（《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通常被理解為一種接觸型犯罪，其行為方式多表現(xiàn)為對他人身體的直接觸摸、摳摸等。然而，隨著網(wǎng)絡技術的發(fā)展，犯罪分子得以突破時空限制，通過非接觸方式實現(xiàn)對他人性自由、性羞恥心乃至身心健康的侵害。這種“隔空”實施的行為，其滿足行為人畸形性欲、侵害被害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性法益的本質，與傳統(tǒng)猥褻并無二致。

在《解釋》出臺前，對于此類行為的定性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巨大爭議。

部分觀點認為，由于缺乏物理接觸，不符合猥褻罪的傳統(tǒng)構成要件；另有觀點則嘗試以傳播淫穢物品罪、敲詐勒索罪等進行規(guī)制，但往往難以全面評價其行為的社會危害性。這種法律適用上的不確定性，無疑造成了對未成年人網(wǎng)絡保護的“法網(wǎng)漏洞”。

因此，《解釋》的出臺，特別是第九條的規(guī)定，其首要立法意圖便是彌合這一漏洞，明確宣告“隔空猥褻”的可罰性。這標志著我國刑法對猥褻罪保護法益的理解，從單純的身體不受侵犯，延伸到了更為寬泛的、包括心理健康和人格尊嚴在內(nèi)的“性自主權”與“性安寧”。

（二）“脅迫”與“誘騙”：非暴力手段下對意志自由的剝奪

《解釋》第九條規(guī)定：“脅迫、誘騙未成年人通過網(wǎng)絡視頻聊天或者發(fā)送視頻、照片等方式，暴露身體隱私部位或者實施淫穢行為，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規(guī)定的，以強制猥褻罪或者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

此條款將“脅迫”與“誘騙”并列，作為與“暴力”并行的、能夠壓制或扭曲被害人意志的手段。其立法邏輯在于，強制猥褻罪的核心在于“強制”，即違背被害人意志。這種“違背意志”不僅可以通過物理暴力實現(xiàn)，同樣可以通過精神強制（脅迫）或認知操縱（誘騙）來實現(xiàn)。

對于心智尚未成熟、認知能力和判斷能力均較弱的未成年人而言，他們更容易成為“誘騙”行為的犧牲品。犯罪分子常常利用未成年人天真、好奇、渴望認同、缺乏風險意識等特點，通過編造虛假身份（如冒充星探、醫(yī)生）、許諾虛假利益（如高薪兼職、游戲裝備、明星簽約）或構建虛假情感關系（如網(wǎng)戀“CP”）等方式，使其陷入錯誤認識，從而“自愿”地實施暴露身體等行為。在這種情況下，未成年人的“同意”是基于欺騙而產(chǎn)生的，是存在重大瑕疵的、無效的同意。因此，從法理上看，通過“誘騙”手段獲取的“同意”，等同于沒有同意，其行為本質上依然是“強制”的。

將“誘騙”明確列為實行行為，正是基于對未成年人特殊脆弱性的深刻洞察，旨在將刑法保護的關口前移，從單純懲治事后的暴力與脅迫，擴展到懲治事前導致意志不自由的欺騙行為。這是對未成年人權益進行實質性、全面性保護的體現(xiàn)。然而，也正因為其懲罰的是一種更為隱蔽的“認知操縱”，其邊界的劃定就顯得尤為重要和棘手，稍有不慎便可能陷入客觀歸罪或過度擴張的泥潭。

二、“誘騙”的本質與司法認定：在保護與限縮之間尋求平衡

作為辯護律師，我們必須精確解構“誘騙”一詞的內(nèi)涵，并以此為準繩，衡量本案當事人的行為。

（一）“誘騙”的二元結構：“誘惑”+“欺騙”

在漢語語境中，“誘騙”是一個合成詞，包含了“誘惑”和“欺騙”兩個核心要素。

“誘惑”：通常指行為人通過展示某種利益（金錢、機會、情感等），吸引對方產(chǎn)生欲望并采取行動。在“隔空猥褻”案件中，常見的“誘餌”包括發(fā)紅包、贈送禮物、提供工作機會等。

“欺騙”：則指行為人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方法，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這種錯誤認識是對方做出決定的關鍵原因。

“誘騙”的完整含義是：行為人使用欺騙性的手段來實施誘惑，使得被害人基于該欺騙手段所導致的錯誤認識，而處分其性相關的法益。這兩個要素必須同時具備，缺一不可。如果僅僅存在“誘惑”而沒有“欺騙”，則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誘騙”。例如，一個成年人以金錢為對價，與另一個成年人進行性交易，無論其道德上是否值得提倡，但在刑法上，我們不能認為付款方“誘騙”了收款方，因為交易內(nèi)容是明確的，不存在使對方陷入錯誤認識的欺騙行為。

（二）“隔空猥褻”中“誘騙”的司法認定標準

結合現(xiàn)有司法實踐和學術觀點認定“隔空猥褻”中的“誘騙”行為，應綜合考量以下幾個方面：

1.行為人是否實施了具體的欺騙行為：這是構成“誘騙”的核心與前提。行為人是否虛構了身份、編造了不存在的事由、許諾了無法兌現(xiàn)的利益？例如，謊稱自己是導演，以“試鏡”為名要求女孩發(fā)送裸照；或謊稱自己是醫(yī)生，以“身體檢查”為名進行裸聊。這些都是典型的欺騙行為。

2.被害人是否因欺騙行為陷入了錯誤認識：被害人之所以同意發(fā)送照片或視頻，其原因必須是相信了行為人的謊言。如果被害人對行為人的說辭本就心知肚明其為虛假，只是將計就計，或者其同意的真實原因是其他因素（如本案中主動提出的金錢需求），那么欺騙行為與被害人行為之間的因果鏈條就斷裂了。

3.被害人的年齡與認知水平：對于年齡較小（如不滿14周歲）的兒童，其認知能力極度有限，司法實踐中對“欺騙”的認定標準會適當放寬。輕微的夸大、簡單的許諾都可能被認定為足以使其陷入錯誤認識的欺騙。但對于已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其已接近成年，具備了相當?shù)纳鐣J知和判斷能力，《民法典》也承認其為“可以參加勞動取得收入并能維持當?shù)厝罕娨话闵钏降模暈橥耆袷滦袨槟芰θ恕薄Ｒ虼耍瑢ζ涫欠翊嬖凇板e誤認識”的判斷標準應當更為嚴格。

4.行為的整體語境與性質：是單向的、捕獵式的引誘，還是雙向的、具有協(xié)商和交易性質的互動？前者更符合“誘騙”的模式，而后者則更接近一種（盡管違法或不道德的）“合意”交換。

綜上所述，“誘騙”的認定絕非簡單的“給錢辦事”就可成立。它必須是一個建立在信息不對稱和認知操縱基礎上的、導致被害人非真實意愿表達的過程。脫離了“欺騙”這一根本屬性，所謂的“誘騙”便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三、女孩主動“交易”情境下的“誘騙”不成立之辯

現(xiàn)在，讓我們將上述法理分析聚焦于本案的具體事實。我方主張，在本案中，檢察機關對當事人“誘騙”的指控是不能成立的，核心理由在于“欺騙”要素的完全缺位。

（一）事實梳理：一次由“被害人”發(fā)起的明確交易

根據(jù)案情，整個事件的邏輯鏈條清晰明確：

1.需求與提議的源頭：女孩首先因“缺錢”，主動向嫌疑人提出“‘紅包’換‘不雅視頻’”的交易提議。這意味著，交易的動議、內(nèi)容和對價，均由女孩一方率先提出。

2.交易的達成與履行：嫌疑人同意了該提議，并支付了“紅包”，女孩隨之發(fā)送了“不雅視頻”。這是一個典型的要約與承諾過程，雙方對交易內(nèi)容——金錢換取特定視頻——有著清晰、一致的認知。

在交易完成、女孩不再回復信息后，嫌疑人以曝光視頻相威脅。這一行為發(fā)生在視頻獲取之后，屬于獨立的、另一個性質的行為。

（二）“欺騙”要素的缺失：嫌疑人何騙之有？

對照前文所述“誘騙”的構成要件，嫌疑人的行為顯然不符合：

第一，嫌疑人沒有實施任何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欺騙行為。他沒有冒充星探，沒有許諾一個不存在的未來，也沒有編造任何謊言來誘使女孩發(fā)送視頻。他所做的，僅僅是同意了女孩自己提出的交易條件。整個過程中，信息是完全對稱的，女孩明確知道自己將要發(fā)送什么（不雅視頻），也明確知道自己將要得到什么（紅包）。她不是因為陷入“可以成為明星”或“這是正常體檢”之類的錯誤認識才發(fā)送視頻，而是為了實現(xiàn)她自己提出的“換錢”目的。

第二，女孩的行為并非基于錯誤認識，而是基于自主（盡管可能不成熟）的利益權衡。她做出發(fā)送視頻的決定，直接且唯一的原因是為了獲取金錢。這是一個目的明確的交換行為。有觀點認為，以金錢引誘未成年人本身就構成“誘騙”。但我們必須指出，這種觀點混淆了“誘惑”與“誘騙”。在本案中，金錢是“對價”，而非“誘餌”。更重要的是，這個“對價”是由女孩主動索取，而非嫌疑人主動拋出以創(chuàng)造需求的。如果一個16歲的女孩主動向人兜售物品，購買者支付了價款，我們能說購買者“誘騙”了女孩嗎？顯然不能。同理，即便交易的“物品”是法律和道德所不容的“不雅視頻”，其交易的本質并未改變，不能因為標的物的特殊性，就憑空創(chuàng)造出一個“欺騙”的事實。

學術上亦有觀點支持，如果女性明知其追求的利益難以輕易實現(xiàn)，但仍主動提出“性交易”以圖實現(xiàn)目的，則男方不構成強奸罪。更有判例分析認為，婦女基于被騙動機（此處甚至都非被騙）自愿與他人發(fā)生關系，因不符合違背婦女意志的要件，不構成強奸罪。雖然這些觀點針對的是強奸罪，但其背后關于“自愿”與“強制”的法理邏輯是相通的。在本案中，女孩的主動提議和明確的交易目的，極大地削弱了、甚至完全消除了其行為的“非自愿”色彩。

（三）年齡的考量：16周歲，一個具有特殊法律意義的節(jié)點

本案中女孩已滿16周歲，這一點至關重要。我國《刑法》對于性侵犯罪的年齡界定有著明確的層次：不滿14周歲的為幼女，與其發(fā)生性關系，無論是否同意，一律構成強奸罪；已滿14周歲的，則需要判斷是否存在“違背婦女意志”的情形。這一區(qū)別對待，體現(xiàn)了立法者對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認知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的現(xiàn)實考量。

16歲的女孩，在法律上和社會認知上，都擁有了相對更高的自主判斷能力。她能夠理解金錢的價值，能夠預見到“不雅視頻”可能帶來的風險。當她主動提出這項交易時，我們更應將其視為一個（盡管不成熟且值得惋惜的）經(jīng)濟決策，而非一個被蒙蔽的、無知無覺的犧牲品。將嫌疑人同意其請求并付款的行為，拔高到“誘騙”這一刑法罪名的層面，不僅是對“誘騙”一詞的過度解讀，也是對這位16歲女孩主體性和能動性的漠視，實質上是將她過度“幼童化”，這與刑法對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區(qū)別保護的精神并不完全契合。

（四）區(qū)分行為階段：事后的威脅不應污染事前的交易性質

控方可能會利用嫌疑人事后威脅曝光視頻的行為，來渲染其主觀惡性，并試圖以此倒推其一開始就具有“誘騙”的意圖。這是一種混淆不同行為階段、有違時序邏輯的錯誤歸責。

“隔空猥褻”罪的構成，應在獲取視頻的瞬間完成。嫌疑人是否構成此罪，取決于他在獲取視頻的過程中是否實施了“誘騙”行為。如前所述，答案是否定的。

至于交易完成后，因女孩失聯(lián)而發(fā)出的威脅信息，這是一個獨立的行為。該行為可能涉嫌構成其他犯罪，例如，如果其目的是索取更多財物，則可能構成敲詐勒索（未遂）；如果其目的是強迫女孩繼續(xù)聊天或發(fā)生關系，則可能構成強制猥褻（未遂）或強迫交易（未遂）。但無論如何，這個事后的、獨立的、未得逞的威脅行為，不能改變事前交易行為的性質。它不能將一個雙方合意的、由女方發(fā)起的交易，追溯性地“升級”為一項“誘騙”犯罪。這是刑法中行為獨立評價原則的基本要求。將兩個不同性質的行為打包認定為同一個“隔空猥褻”罪，是典型的“張冠李戴”，嚴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

四、結論：堅守刑法謙抑，避免“誘騙”的泛化適用

數(shù)字時代的未成年人保護，是一個復雜且緊迫的課題。司法解釋將“隔空猥褻”及其“誘騙”模式納入刑法規(guī)制，體現(xiàn)了國家對此的高度重視，其初衷值得肯定。

然而，司法的進步不僅在于法網(wǎng)的織密，更在于法網(wǎng)的精準。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刑法必須保持其謙抑品格，對犯罪構成要件的解釋必須嚴謹、審慎。

在本案的特殊語境下，我們看到了一個主動的、以獲取金錢為目的的16歲女孩，和一個被動接受其交易提議的成年男子。在這里，我們看不到精心設計的騙局，看不到信息不對稱下的認知操縱，更看不到足以扭曲意志的虛假承諾。我們看到的，是一場令人遺憾的、不道德的，但本質上是明碼標價的“交易”。

將此種情形下的付款行為認定為“誘騙”，無異于將“誘騙”等同于“提供對價”，這將導致“隔空猥褻”罪的適用范圍被不當擴大。任何成年人與未成年人之間涉及金錢與性的網(wǎng)絡互動，都可能被輕易扣上“猥褻”的帽子，這將模糊不同違法行為（如組織賣淫、引誘賣淫）與猥褻罪的界限，有違刑法的體系性與協(xié)調(diào)性，更有可能制造出背離社會一般觀念的冤假錯案。

因此，作為辯護律師，我堅定地認為：

第一，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堅守“誘騙”必須包含“欺騙”要素的核心內(nèi)涵，不作超出文義的擴大解釋。

第二，準確區(qū)分不同年齡段未成年人的認知能力，對涉及已滿16周歲未成年人的案件，在認定“錯誤認識”時采取更為審慎的標準。

第三，堅持行為獨立評價原則，將嫌疑人獲取視頻的交易行為與事后的威脅行為分開評價，不以后續(xù)行為倒推、污染先前行為的性質。

現(xiàn)有證據(jù)不足以證明嫌疑人在獲取涉案視頻的過程中實施了刑法意義上的“誘騙”行為，其行為不符合《解釋》第九條規(guī)定的“隔空猥褻”罪的構成要件。我們堅信，一個公正的判決，不僅在于嚴懲真正的罪惡，更在于厘清法律的邊界，保護每一個公民不因模糊的條文而承受不白之冤。法律的正義，應如手術刀般精準，而非大網(wǎng)般籠統(tǒ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