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清晨,重慶上空傳來爆炸聲,機身殘骸散落山谷。葉挺50歲,李秀文39歲,同機的還有方方等十余人,無人生還。整理遺物時,有人從李秀文手包里發現一張三人黑白照片——中間是鄧穎超,左側李秀文挽著11歲的葉揚眉,攝于1942年11月湖北恩施。照片沒受損,卻帶著燒焦痕跡,像在提醒人們:合影成了永訣前的最后定格。
把時間撥回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葉挺因交涉被扣,先后軟禁上饒、桂林、重慶,年底轉押恩施。那時的國民黨對“新四軍總指揮”提防甚重,監房外三道崗哨,探視幾乎不可能。李秀文聽聞消息后,從澳門輾轉來到重慶,再到恩施,帶著女兒,一路車船顛簸,花了近三個月。
李濟深見到這個衣著素雅的女子時,深知她身份敏感,又念及與葉挺的交情,便暗中疏通。終于,1942年秋,恩施當局同意母女與葉挺同住一處舊營房,但限制外出。木梁屋頂,潮濕壁灰,四周密布崗兵,卻已勝似牢獄之外。那天夜里,李秀文輕聲對丈夫說:“別怕,我一定把你帶出去。”葉挺含笑點頭:“我們等得起。”寥寥兩句,寫滿夫妻并肩的篤定。
鄧穎超的到來出乎所有人意料。1942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她赴恩施探視被囚同志。沿途檢查極嚴,她以“婦救會慰問”身份進入軍營。見到李秀文時,兩位女性素面相迎,彼此僅握一下手,卻像多年姊妹。鄧穎超感慨李秀文眼神依舊清亮,和十七歲時在廣州執信中學的照片別無二致。
說到學界舊事,李秀文笑了。她生于1907年澳門鄉紳之家,父親李少村留洋歸來,主張女兒接受新式教育。1922年,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執信中學,琴棋書畫皆通,被同學私下稱為“東莞月”。與此同時,孫中山警衛團軍官李章達常去學校演講,發現這位校花的父親正為女兒擇婿。李章達隨口一句“葉挺不錯”,竟促成后來聞名的軍旅姻緣。
1924年春天,葉挺準備赴蘇聯伏龍芝軍校。臨行前,他約李秀文在沙面租界小巷里散步,攥著汗濕的手掌求婚。本想被拒,卻得到干脆一句“好”。李家先是驚訝,繼而欣慰,理由很簡單:此人有膽識,也有擔當。葉挺留學歸來,廣州已烽煙四起,新婚之夜還在謀劃部隊訓練。對這位“軍人丈夫”,李秀文從沒埋怨。
1938年冬,兩人流亡新加坡,靠開辦小診所與翻譯稿維生。李秀文白天教人國語,晚上給葉挺縫補舊軍裝。苦澀歲月久到連孩子都學會以木屑代替積木。十年顛沛,使這位昔日的大小姐練就了在菜市討價還價的本事,卻沒磨損她的高貴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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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當鄧穎超在恩施見到她時,才會驚嘆:“秀文還是那樣端莊。”短暫寒暄后,鄧穎超請來攝影師,讓母女站在墻根的梧桐樹下。李秀文微微側身,把女兒護在身前,鄧穎超則微俯身同框。曝光一秒,鎂光燈亮起,塵埃四散,那是硝煙時代難得的靜止。
不久,周恩來起草的營救方案送達重慶,卻被重重關卡擱置。李秀文每隔幾天到駐軍辦公室遞交請愿信,終于換來一點自由:葉挺獲準在營區內散步,讀書,栽花。李秀文則把從重慶帶來的《泰戈爾詩集》抄給丈夫消遣。后來有人問葉挺,這段囚居最難忘什么,他答:“院子里那兩株合歡樹,是她親手種下的。”
1946年3月4日,國際壓力加之各方交涉見效,蔣介石批準釋放葉挺。離開恩施前,李秀文收拾隨身物品,特意將那張照片放在最顯眼位置。她對警衛說,這幅影像以后要給兒女們看,證明他們的父親并沒有被世界忘記。誰也沒想到,一個月后,專機失事,這張合影竟成了所有記憶的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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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有學者在北京圖書館查閱鄧穎超故物,看到那本厚重影集,扉頁夾著同樣的恩施照片。背面鋼筆字跡:“與秀文、揚眉相會,謹記。”沒有日期,顯然是再度翻閱時補寫。兩張底片,一南一北,見證1940年代風云變幻,也見證兩位女性堅韌的情誼。遺憾的是,她們再無機會重逢。
這件舊事常被研究者提及,側重點不同:有人談婦女運動,有人談統一戰線,也有人談紅色婚姻。然而最觸動人的,依舊是那張微微發黃的合照。一個靠毅力扛過流亡,一個把畢生精力給了革命,戰爭讓她們短暫相聚,又迅速分離。照片里三張微笑的臉,像定格在歷史暗流中的燈火,映出那個年代隱忍而頑強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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