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鄧穎超和葉挺妻子拍下唯一一張合影，不愧是大家閨秀出身

1946年4月8日清晨，重慶上空傳來爆炸聲，機身殘骸散落山谷。葉挺50歲，李秀文39歲，同機的還有方方等十余人，無人生還。整理遺物時，有人從李秀文手包里發現一張三人黑白照片——中間是鄧穎超，左側李秀文挽著11歲的葉揚眉，攝于1942年11月湖北恩施。照片沒受損，卻帶著燒焦痕跡，像在提醒人們：合影成了永訣前的最后定格。

把時間撥回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葉挺因交涉被扣，先后軟禁上饒、桂林、重慶，年底轉押恩施。那時的國民黨對“新四軍總指揮”提防甚重，監房外三道崗哨，探視幾乎不可能。李秀文聽聞消息后，從澳門輾轉來到重慶，再到恩施，帶著女兒，一路車船顛簸，花了近三個月。

李濟深見到這個衣著素雅的女子時，深知她身份敏感，又念及與葉挺的交情，便暗中疏通。終于，1942年秋，恩施當局同意母女與葉挺同住一處舊營房，但限制外出。木梁屋頂，潮濕壁灰，四周密布崗兵，卻已勝似牢獄之外。那天夜里，李秀文輕聲對丈夫說：“別怕，我一定把你帶出去。”葉挺含笑點頭：“我們等得起。”寥寥兩句，寫滿夫妻并肩的篤定。

鄧穎超的到來出乎所有人意料。1942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派她赴恩施探視被囚同志。沿途檢查極嚴，她以“婦救會慰問”身份進入軍營。見到李秀文時，兩位女性素面相迎，彼此僅握一下手，卻像多年姊妹。鄧穎超感慨李秀文眼神依舊清亮，和十七歲時在廣州執信中學的照片別無二致。

說到學界舊事，李秀文笑了。她生于1907年澳門鄉紳之家，父親李少村留洋歸來，主張女兒接受新式教育。1922年，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執信中學，琴棋書畫皆通，被同學私下稱為“東莞月”。與此同時，孫中山警衛團軍官李章達常去學校演講，發現這位校花的父親正為女兒擇婿。李章達隨口一句“葉挺不錯”，竟促成后來聞名的軍旅姻緣。

1924年春天，葉挺準備赴蘇聯伏龍芝軍校。臨行前，他約李秀文在沙面租界小巷里散步，攥著汗濕的手掌求婚。本想被拒，卻得到干脆一句“好”。李家先是驚訝，繼而欣慰，理由很簡單：此人有膽識，也有擔當。葉挺留學歸來，廣州已烽煙四起，新婚之夜還在謀劃部隊訓練。對這位“軍人丈夫”，李秀文從沒埋怨。

1938年冬，兩人流亡新加坡，靠開辦小診所與翻譯稿維生。李秀文白天教人國語，晚上給葉挺縫補舊軍裝。苦澀歲月久到連孩子都學會以木屑代替積木。十年顛沛，使這位昔日的大小姐練就了在菜市討價還價的本事，卻沒磨損她的高貴氣度。

因此，當鄧穎超在恩施見到她時，才會驚嘆：“秀文還是那樣端莊。”短暫寒暄后，鄧穎超請來攝影師，讓母女站在墻根的梧桐樹下。李秀文微微側身，把女兒護在身前，鄧穎超則微俯身同框。曝光一秒，鎂光燈亮起，塵埃四散，那是硝煙時代難得的靜止。

不久，周恩來起草的營救方案送達重慶，卻被重重關卡擱置。李秀文每隔幾天到駐軍辦公室遞交請愿信，終于換來一點自由：葉挺獲準在營區內散步，讀書，栽花。李秀文則把從重慶帶來的《泰戈爾詩集》抄給丈夫消遣。后來有人問葉挺，這段囚居最難忘什么，他答：“院子里那兩株合歡樹，是她親手種下的。”

1946年3月4日，國際壓力加之各方交涉見效，蔣介石批準釋放葉挺。離開恩施前，李秀文收拾隨身物品，特意將那張照片放在最顯眼位置。她對警衛說，這幅影像以后要給兒女們看，證明他們的父親并沒有被世界忘記。誰也沒想到，一個月后，專機失事，這張合影竟成了所有記憶的憑據。

多年后，有學者在北京圖書館查閱鄧穎超故物，看到那本厚重影集，扉頁夾著同樣的恩施照片。背面鋼筆字跡：“與秀文、揚眉相會，謹記。”沒有日期，顯然是再度翻閱時補寫。兩張底片，一南一北，見證1940年代風云變幻，也見證兩位女性堅韌的情誼。遺憾的是，她們再無機會重逢。

這件舊事常被研究者提及，側重點不同：有人談婦女運動，有人談統一戰線，也有人談紅色婚姻。然而最觸動人的，依舊是那張微微發黃的合照。一個靠毅力扛過流亡，一個把畢生精力給了革命，戰爭讓她們短暫相聚，又迅速分離。照片里三張微笑的臉，像定格在歷史暗流中的燈火，映出那個年代隱忍而頑強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