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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奎松,1953年10月生,重慶市人,當代著名歷史學者;主要學術專長是中共黨史、中外關系史。
讀史求實:研究革命史的人
為什么會怕楊奎松?
文:徐慶全 編:先知書店
機緣巧合,我和著名學者、華東師大教授楊奎松兄認識很早。說起來,我經(jīng)常有這樣的機緣,在年輕的時候就能夠接觸到比我年長的學者——盡管那時他們還沒有暴得大名。
◎他的學問非常深
20年前,我剛過而立之年認識楊奎松的時候,我就覺得他的學問非常深。那時,社會上是個全民經(jīng)商的浮華年代,學問不被人推崇,對于歷史的研究也不像今天這樣關注。楊奎松雖然已經(jīng)寫了好幾本書,但圈外人也很少知道他。
我也是認識奎松以后才知道他學問很深的。我把他的學術文章,或者改一個通俗性的標題;或者敦促他改個開頭結尾,在雜志上發(fā)表。
印象中,我把他寫的關于“延安時期”的文章分三期連載,曾經(jīng)大得好評。現(xiàn)今說起來,對于那段歷史的研究,奎松可以算是個“始作俑者”啦。
1996年,我和奎松同去創(chuàng)辦一份雜志——又是機緣巧合,關系更進了一步。此后,我和他相繼離開這份雜志。再此后,他成了著名學者,我還是一個編輯。偶爾在會上見面,還是非常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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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墨官司”是良心學者的必經(jīng)之路
說楊奎松打“筆墨官司”,就是上文近一次與金一南的叫板。
金一南的《苦難輝煌》一路頌揚、一路飆升之際,楊奎松的一篇《“輝煌”莫建沙灘上——對 <苦難輝煌> 一書的正誤與批評》的書評,讓學術圈外的有些讀者多少有恍然大悟的驚訝:原來這本書竟然有“不可理解的錯‘抄’”、“不可接受的誤‘讀’”、“不可理喻的編造”、“不可容忍的剽竊”四大軟肋。
當然,也有的讀者對楊奎松的批評很憤慨,認為他“尖刻”,是“學霸”。一場“筆墨官司”到現(xiàn)在也沒有收場。
不過,楊奎松倒很淡然。我注意到,在他稍后出版的《讀史求實——中國現(xiàn)代史讀史札記》一書中,特意收錄了這篇書評,可見他對“尖刻”、“霸道”等指責并不在意。
◎平常的書名,硬核的內(nèi)容
這本《讀史求實》,是楊奎松多年來學術論文的匯集。副標題說是“讀史札記”,多半有些謙虛。
譬如,考察共產(chǎn)國際財政支援問題的《政治獨立的前提》等等,一是涉及到的問題都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眾說紛紜的大問題,二是每篇文章大致都在兩萬字以上的篇幅,稱為“札記”是不是有些名不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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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求實》一書目錄
◎苦心孤詣30年,厚積薄發(fā)
而就所論證的問題來說,楊奎松在這個領域苦心孤詣30年,厚積薄發(fā),視野極為開闊,一個個極容易被人忽略的歷史細節(jié),在作者開闊的視野中,一旦拎起來成為論述一個大問題的索引,而這些大問題,都是關乎中國現(xiàn)代史不同時期的節(jié)點。這怎么能是“札記”所可涵蓋的?
即以批評金一南的書評來說,楊奎松所指出該書的四大軟肋,既不是“札”,也不是“記”,而是實實在在從學理上闡發(fā)的。
◎為人低調(diào),只論學術,不論人
因為批評了“各方忽然齊刷刷力推起《苦難輝煌》一書來”,楊奎松也遭到一些所謂的“尖刻”、“學霸”的責難。其實,熟知楊奎松的人都知道,就為人來說,他非常低調(diào),既不“尖刻”,更不“霸道”。
1996年,我和楊奎松曾一起辦雜志。那是已故的著名學者鄭惠先生創(chuàng)辦的。鄭惠特意邀請楊奎松來當主編,可是他卻認為自己學識不夠,又推薦了另一個“楊”——楊天石——來當主編,自己則屈居副主編。這樣的人,怎么能和“霸道”連在一起?
不過,就學術研究來說,楊奎松倒是少有的較真,他身上多少帶有一點二三十年代學者那種書齋求學的特點。
早在1980年代后期,楊奎松就與將歷史作為報告文學來寫的作家黎汝清,有過一場“筆墨官司”,就皖南事變這一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尖銳的批評了已經(jīng)成名的黎汝清。
1990年代后期我和他一起辦雜志時,他針對葉永烈等人紀實文學書寫歷史的方式,也多有微詞,力主在雜志上發(fā)起“紀實文學與歷史”的討論。這場討論中,楊奎松不但組織座談會,組織稿子,還親自寫文章闡發(f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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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求實》內(nèi)頁展示
◎?qū)W理上的較真,是為了守住歷史的真實
與有人愛與名人打“筆墨官司”不同的是,楊奎松純粹是學理上的較真。
他在書中闡述為何批評金一南時說:
“如果沒有人出頭對這本書提出尖銳的批評,以這本書被熱炒和受推崇的情況,一定會有第二本、第三本,甚至大量類似不顧歷史真實的所謂歷史作品跟風而起。這注定會使人們對歷史的認知變得更加混亂不堪,使真正的史學研究成果陷入極其尷尬的境地,甚至干脆成為一些主觀先行、生吞活剝的文學作品的墊腳石。”
從這個出發(fā)點來說,相信讀者會有這樣的期待:楊奎松有更多的“筆墨官司”纏身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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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楊奎松他看來,學問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必定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有益。用哲學家費希特的話來說,就是: “我們的一切研究都必須以達到人類的最高目標,即達到人類的改善為歸宿。”
他認為,如果歷史研究,不能讓讀者更懂得尊重、敬畏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反而因為立場造成了更多的對立或傷害,這種學問不要也罷。
有人請教他,什么是好的歷史著作?他列出了三個標準:
◎首先,要有充分的史料支撐和出處清晰的引證
凡是那些讀起來痛快、解氣的所謂歷史書,其客觀性和準確性都值得懷疑,更別說那些為意識形態(tài)服務的研究。正如 他在《讀史求實》一書中說:
“歷史已經(jīng)發(fā)生了,成敗是非已成過去。即使牽扯到祖輩、文化,或是黨派、國家、民族感情,弄清真相,實事求是,尊重已經(jīng)發(fā)生的歷史事實,理應是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如果戴著有色眼鏡,無論看過去,還是看現(xiàn)在,其實都沒有辦法弄清歷史事實。換言之,如果我們能夠暫時拋開歷史中的恩怨是非,我們要發(fā)現(xiàn)歷史真實并非沒有可能。”
楊奎松能拋開歷史是非,以可靠的材料說話,又能發(fā)掘到未解密的檔案,行走在學術的雷區(qū),在中國能這樣做,并且能夠做到的歷史學者,實在不多。
◎其次,對歷史的復雜性有充分的同情與理解
一切歷史都是人的歷史,歷史是人類行為的記錄。但群體性的人沒有邏輯,充滿了無數(shù)的未知變量,無法用科學的方式衡量,更難系統(tǒng)地編排歸納。 因此,研究歷史,不能以后來者的視角對當事人進行苛責,只有“洞察人性、悲憫人心”的歷史學者,才能做出好的研究。 他盡量去掉了后人的審判視角,躬身進入當時的歷史語境,去理解歷史的邏輯。
◎最后,要能給今人以啟發(fā)和深入思考的空間
中國古人常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讀歷史就是為了吸取歷史的經(jīng)驗和教訓,上升為歷史智慧,解決現(xiàn)實問題。 楊奎松一直帶著問題意識做歷史研究,他的寫作最終是為了解決現(xiàn)實中的社會問題。 書寫歷史,他只是擺事實,并不帶節(jié)奏,因為事實最能給人以啟發(fā),去掉審判視角則給讀者留下了更多深入思考的空間
《讀史求實:中國現(xiàn)代史讀史札記》正是以上面三個歷史標準寫就的精品。在浩如煙海、假貨遍地的“歷史”中,本書完全與眾不同,不僅掙脫了權力宰制,更揭開了那些被遮蔽起來的歷史真相 ,用另一種角度解讀中國革命史。 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搶先收藏先知書店獨家書 (還可在規(guī)格中一并選購“楊奎松作品全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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