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⑥丨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重塑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

■中國經濟時報記者王晶晶

202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堅持對外開放，推動多領域合作共贏”確定為明年我國經濟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會議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積極發展數字貿易、綠色貿易，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等舉措。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在全球競爭格局深刻調整、國際規則體系加速重塑的背景下，制度型開放正成為我國應對變局、塑造國際合作與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抓手。

制度型開放：錨定規則競爭筑牢發展韌性

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聚焦“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作出重要部署。在當前國際環境下，這一舉措對我國塑造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有著怎樣的深層戰略意義？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高凌云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與往年相比，今年穩步推進制度型開放的戰略部署，呈現出更強的針對性，其戰略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釋放制度創新紅利，構筑吸引全球高端技術、數據及人才等優質要素集聚的“強磁場”；二是重塑競爭新優勢，推動我國從產業競爭優勢向更高層級的規則制定能力躍升，切實增強國際話語權；三是以高水平開放倒逼深層次改革，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破除阻礙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藩籬，進而充分激活超大規模市場的內生動力，筑牢中國經濟應對外部風險的韌性防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研究員陳紅娜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推進制度型開放，是我國對全球競爭與合作格局深刻變化的主動回應。放在國際大背景下看，首先，大國博弈在一段時期內可以表現為關稅戰、科技戰，但終究要回到規則和標準競爭上來，即通過理性博弈把分歧鎖定在一套規則體系之內，在可接受的框架內長期競爭。只有通過開放與對接，把自身制度納入國際規則互動網絡之中，才有資格、有條件在規則層面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經濟全球化新階段下，制度安排越來越趨于區域化、集團化，但產業鏈供應鏈仍是“本地化+區域化+全球化”疊加的混合形態，企業既要深耕本土和周邊市場，嵌入區域供應鏈，又要在原材料采購、技術合作、資本運作和品牌運營上保持全球配置能力。制度型開放的意義就在于打通不同市場間的制度阻隔，為企業構建一個規則相容、流轉順暢的多層市場環境。

再次，技術創新、數字經濟和綠色發展，正在成為下一階段全球規則競爭的主戰場。圍繞數據流動、人工智能、綠色產品標準等議題，國際共識尚在形成中。在規則塑造的重要時期，主動開放、積極融入的意義重大，否則就會導致規則在別處被敲定，然后再以協議條款、認證體系、市場準入門檻等形式被動接受，不僅要承受高昂的適配成本，還可能在關鍵技術路徑上被鎖定在不利位置。

推動從規則的“接受者”向“參與者”乃至“引領者”跨越

當前，我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對外投資大國。從我國自身發展階段和國際角色變化看，制度型開放的重要性尤為凸顯。受訪專家表示，我國在國際競爭與合作方面呈現以下三方面新特征。一是競爭焦點從“邊境上”向“邊境后”深度延伸；二是全球價值鏈布局由效率驅動轉向安全驅動和價值觀驅動；三是數字貿易和綠色發展已成為全球競合的新高地。

“再沿用過去‘適應現有規則’的思路已難以匹配現實需要。”陳紅娜分析，一方面是因為我國這樣的體量與能力也意味著責任，需要為全球提供更多兼顧發展訴求和安全關切的制度方案；另一方面也源于我國在數字經濟、綠色低碳等新興領域擁有的巨大發展利益，需要把制造端的性價比優勢及時轉化為可持續的規則優勢。制度型開放是把兩個目標協同起來的重要途徑，既可向全世界分享成熟、可復制推廣的制度經驗，從而自然延伸為國際規則；又能把開放壓力轉化為進一步推動國內改革的動力。同時，哪些領域可以高水平開放、如何開放，哪些環節需要實施審慎管理、設置必要防護，都可以在制度框架內不斷探索。

高凌云認為，在當前國際背景下，制度型開放成為應對國際變局、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抓手。一是通過主動對標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形成倒逼機制，驅動國內企業與產業在管理效能、技術標準及合規體系上實現質的躍升。二是依托法律、制度的穩定性，構筑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對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三是助力我國在國際規則重塑中實現角色轉換，推動從規則的“接受者”向“參與者”乃至“引領者”跨越，從而在數字貿易、綠色發展等新興領域搶占規則制定權與國際話語權。

以制度型開放促標準融通提升全球價值鏈話語權

在企業“引進來”與“走出去”的雙向開放格局下，如何推動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相通相容，從“標準接受者”向“標準引領者”轉變，提升全球價值鏈話語權？

在高凌云看來，核心在于將我國龐大的產業實踐轉化為通用的國際規則。一是對標與互認。在研發設計階段就嵌入國際先進標準體系，通過雙多邊互認機制消除市場準入壁壘。二是優勢轉化。依托我國在新能源、跨境電商、移動支付等領域的先發優勢，積極參與ISO、IEC等國際組織工作，推動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國際化。三是積極推廣。借助“一帶一路”和RCEP等合作機制，在新興市場先行先試推廣中國標準，通過事實上的廣泛應用倒逼與國際標準體系的融合與更新，從而真正掌握全球價值鏈話語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還提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高凌云表示，制度型開放是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根本驅動力，通過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深層次制度要素的對接，能夠有效打破跨境要素流動的隱性壁壘，推動企業“走出去”從依靠要素成本優勢的“硬聯通”項目建設，向輸出中國標準、參與國際規則制定的“軟聯通”制度協同躍升，從而在產業鏈、供應鏈的深度融合中提升話語權與價值鏈地位。

此外，在風險防控與規則適配方面，需要加快構建與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相銜接的涉外法治保障體系，完善國別法律風險評估預警機制與企業合規經營指導指南，健全多元化跨境商事爭端解決機制；同時，應積極參與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新興領域的規則制定與互認，統籌發展和安全，以高水平的制度供給保障中國企業行穩致遠。

高凌云表示，促進企業“引進來”與“走出去”雙視角，推進制度型開放還需聚焦多個重點領域深化改革，進而構建國際合作新局面。比如，服務貿易的市場準入與跨境交付、數字經濟的數據跨境安全有序流動、知識產權的懲罰性賠償機制，以及競爭中性原則的實質性落實等。推進改革大的原則，一方面要破除制約“引進來”的隱性壁壘，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另一方面要消除阻礙“走出去”的規則差異，通過對接國際通行規則降低企業合規成本與交易風險。以此，構建內外貿一體化的制度體系，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話語權與規則制定權，從而以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重塑國際合作競爭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