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立剛提出“英語應早日成為選修課”的觀點,你同意嗎?
英語“必修改選修”:一場關乎國家發展與個體選擇的理性思辨
項立剛提出“英語應早日成為選修課”的觀點,在教育界與社會層面引發廣泛爭議。這一主張并非簡單的“去英語化”,而是對當下英語教育“全民化、高強度、功利化”困境的反思。判斷這一觀點是否合理,需要結合國家戰略需求、教育資源分配、個體發展差異三個核心維度,進行有理有據的分析。
一、 支持“必修改選修”的核心論據:回歸教育本質,釋放資源與活力
1. 破除“全民學英語”的資源浪費困局
我國基礎教育階段,英語長期占據與語文、數學并列的“三大主科”地位,耗費了學生大量時間精力,也占用了有限的教育資源。但從實際需求來看,多數人在畢業后的工作生活中,極少用到專業英語以外的內容——普通職場人、手工業者、服務業從業者等群體,日常交流與工作基本與英語絕緣,多年苦學的英語知識最終淪為“沉沒成本”。將英語改為選修課,可讓學生根據自身規劃自主選擇,把節省的時間投入到語文、數理化、勞動教育等更具實用性的學科,或發展藝術、體育等個人特長,實現“因材施教”的教育初衷。
2. 扭轉“應試導向”的英語教育異化現象
當前英語教育的核心目標,往往是應對中考、高考、四六級等標準化考試,而非培養實際的語言應用能力。學生埋頭于語法刷題、單詞死記,卻難以開口交流、讀懂英文原著;高校將四六級成績與畢業證掛鉤,催生了大量“應試技巧型”學習,背離了語言教育的本質。改為選修后,英語教育可聚焦于“需求導向”——有留學、科研、外貿等需求的學生,可深入學習專業英語;無相關需求的學生,則無需為應試背負沉重壓力,讓英語教育回歸“工具性”本質。
3. 契合“文化自信”與“母語優先”的時代趨勢
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升,漢語的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母語優先”的教育理念愈發受到重視。長期將英語置于主科地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母語教育的邊緣化——部分學生對英語語法的掌握程度,甚至超過了漢語的詩詞格律、文言虛詞。將英語改為選修,能強化語文教育的核心地位,讓學生更深入地學習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夯實文化自信的根基。同時,這也并非排斥外語學習,而是讓外語學習從“強制要求”變為“自主選擇”,更符合教育公平的內涵。
二、 反對“必修改選修”的關鍵理由:立足全球競爭,守住開放與接軌底線
1. 英語仍是全球通用語言,關乎國家科技與經濟競爭力
從客觀現實來看,英語在國際科研、貿易、外交等領域的通用地位,短期內難以被取代。全球約98%的學術論文以英語發表,頂尖科技期刊、前沿研究成果大多通過英語傳播;國際貿易規則、跨國企業運營、國際會議交流,均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若將英語改為選修課,可能導致部分學生因缺乏英語能力,無法接觸到國際前沿知識,進而影響我國在科技、經濟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尤其是在高端科研領域,英語能力是科研人員獲取信息、開展合作的必備工具,削弱英語教育的基礎性地位,可能對國家創新發展造成長遠影響。
2. 英語學習關乎個體發展的“可能性”,不可過早設限
基礎教育階段的學生,往往尚未明確自身的職業規劃。將英語作為必修課,是為學生提供一個“保底”的能力儲備——即便當下沒有明確需求,未來若有留學、跨行業發展、進入外企等機會,英語能力將成為重要的“敲門磚”。若過早將英語改為選修,可能導致部分學生因家庭背景、認知局限等原因,放棄英語學習,進而失去未來的發展機會,加劇教育資源分配的階層分化。從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必修課的設置,能為所有學生提供平等的學習機會,避免因個體選擇的差異,造成能力鴻溝。
3. 英語教育是培養國際視野的重要途徑,不可割裂
語言不僅是交流工具,更是文化載體。學習英語的過程,也是了解不同國家文化、思維方式的過程,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與跨文化溝通能力。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的接軌,具備基本的英語能力,能讓個體更好地理解多元文化,參與國際交流。若將英語改為選修,可能導致部分學生與國際文化脫節,不利于培養具有全球勝任力的人才。
三、 理性出路:并非“非此即彼”,而是“分層分類”的彈性改革
事實上,“英語是否該改為選修課”的爭議,本質上是“教育公平與個體需求”“國家戰略與資源分配”之間的平衡問題。徹底取消必修或維持現狀,都非最優解。更具可行性的改革路徑,是**“分層分類”的彈性調整**:
- 基礎教育階段:保留英語的基礎必修地位,但降低應試難度,弱化語法刷題,強化聽說應用能力,讓學生掌握“日常交流+基礎閱讀”的核心能力;同時設置“拓展選修”模塊,滿足有進階需求的學生。
- 高中及高等教育階段:實行“分類必修”——文科、理科、工科等不同專業,根據學科需求確定英語的必修內容與難度;對無外語需求的專業,可將英語改為選修,允許學生選擇小語種或其他技能課程替代。
- 破除“應試捆綁”:取消四六級成績與畢業證掛鉤的政策,讓英語學習回歸“需求導向”,避免功利化傾向。
英語教育的改革,不該是一場“非黑即白”的爭論,而應是一場基于現實需求的理性調整。它既要守住國家發展的戰略底線,也要兼顧個體成長的差異化需求;既要避免“全民學英語”的資源浪費,也要防止“閉關鎖國”的文化割裂。唯有如此,才能讓英語教育真正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與國家的長遠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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