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生家境困難登報后驚動中央，人民大會堂設宴3桌，宴請他全家

1993年8月的一天清晨，北京《人民日報》訂閱部送來最新一期樣報。翻到社會版，李鐵映的目光被一條不到百字的豆腐塊吸住——“涼山彝族高三學生沈建國因交不起學費或將輟學”。他把報紙折好，放在案頭，沒有多說一句話，卻立刻打了三個電話：先向四川省委了解情況，再聯系教育部，再聯絡中央民族大學的招生辦公室。十天后，17歲的沈建國和族中另一位同齡少年一起坐上了飛往首都的飛機。

飛機落地時是傍晚，下機通道里有工作人員舉牌，牌上寫著三個字：“沈建國”。一行人被直接送進民族飯店，簡單用餐后安排體檢、選專業、辦入學手續。流程絲絲入扣，沒有人告訴兩個孩子，真正促成此事的，是58年前發生在大渡河畔的一次結拜。

時間撥回1935年5月，紅軍長征剛剛突破金沙江，劉伯承率先遣部直指冕寧大橋。熾烈的初夏陽光下，彝族勇士手握長刀自山林蜂擁而出，把這支陌生的隊伍圍成包餃子。槍機沒拉開，劉伯承按住警衛員的手，示意全隊原地待命。氣氛一觸即發，他卻先找來了會彝語的陳志喜去對方寨子遞話。

第二天傍晚，沽基族頭人小葉丹騎著黑騾子出現在海子邊。雙方隔水而坐，一口土陶碗盛著剛殺的公雞血，兩人把碗高舉過頂，對天而誓。“上有天，下有地！”劉伯承飲盡雞血酒。“旗在人在！”小葉丹緊跟一句。結盟完成，劉伯承留下十支步槍與《中國彝民紅軍沽雞支隊》旗一面，換來七天護送，紅軍由此穿出彝區搶渡大渡河。

小葉丹守信。國民黨隨后三次來索旗，他寧死不交。敵軍放火燒寨，銀子、羊群被掠走，他還是把旗子縫進妻子的百褶裙。1940年，小葉丹犧牲前一句話仍是：“旗給紅軍。”妻子守了十五年，把旗交到進駐涼山的解放軍手里。那一年，劉伯承在重慶忙于西南接管，無緣重返彝海。失之交臂成了他晚年最大的遺憾。

共和國成立后，劉伯承數次托人尋找小葉丹后人，卻始終無果。直到這張1993年的報紙出現。了解到沈建國正是小葉丹的曾外孫后，李鐵映立即拍板“全部接到北京讀書、生活費全包”。

兩年后，人民大會堂西藏廳燈火通明。三桌宴席，桌牌寫著“劉家”“小葉丹家”“彝海朋友”。劉伯承之子劉太行提前半小時到場，把父親珍藏的老照片放在主桌中央。沈建國的外婆站在門口，雙手顫抖著撫摸那張黑白照片，不停重復一句話：“他沒騙我們。”席間沒有豪言壯語，甚至沒有敬酒環節，人們只是靜靜交談，好像家人久別重逢。

沈建國后來進入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專業，本科畢業時主動申請回涼山扶貧。另一位同去的表兄考入人民大學，畢業后留京從事民族政策研究。有人問沈建國為何不留在大城市，他笑著回答：“外曾祖給紅軍帶過路，我給家鄉修條路，不算吃虧。”

2010年，涼山州政府服務管理局迎來一位新任副局長，正是當年的貧困生。上任第一天，他把辦公桌后墻掛滿彝海結盟相關照片，其中那面紅底黃字的布旗依舊鮮亮。

同年，劉太行到冕寧參加紀念活動。面對小葉丹曾孫女倮伍甲甲莫，他彎下腰，聲音不高：“好好讀書，將來能做事。”女孩點頭。那一刻，1935年的雞血誓言再次在空氣中回蕩。

過去八十余年，小葉丹家族無一人違法。族中老人常把這段往事講給孩子聽：“誠信、團結、擔當，不是口號，是祖訓。”他們記得旗，也記得旗背后那句“我們是平等的”。

沈建國如今已年過四十，仍時常回北京出差。每次路過長安街，他都會瞥一眼人民大會堂西側的那扇門。據說，那里依舊保留著當年宴會的席次表，上面寫著三行字——劉伯承，小葉丹，彝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