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基地日記：殺害一個中國青年，他一直跟著我，直到做了一件事

1995年的哈爾濱，冷得這叫一個透骨。

就在松花江畔那個冒著寒氣的地方，一個75歲的日本老頭撲通一聲跪在了全是冰碴子的泥地上。

他哭得那叫一個慘，鼻涕眼淚糊了一臉，旁邊攙扶他的家里人都看傻了，根本拉不住。

外人看這場景，以為是老兵回來懺悔了，但實際上，逼著鈴木進跪下的，不僅是良心，更是一場持續了整整半個世紀的靈異噩夢。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不管是在日本鄉下種田，還是夜里睡覺，鈴木總覺得屋角的陰影里坐著個人——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圓眼鏡的中國青年。

這“人”也不說話，就那么死死盯著他，嘴角掛著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笑，這笑容，硬是把鈴木的后半生給盯成了精神病。

要把這事兒說明白，咱們得把日歷翻回到1938年。

那時候的鈴木進才18歲，一臉稚氣。

你可能覺得他是被日本軍部強抓來的壯丁，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他和弟弟能進這部隊，完全是走了“超級后門”。

鈴木他爹跟當時大名鼎鼎的石井四郎是發小，那是穿一條褲子長大的交情。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當爹的想得挺美，覺得上前線就是當炮灰，不如把倆兒子塞到老朋友手下安全。

石井四郎當時管的是啥？

對外叫“防疫給水部”，聽著像是搞自來水的或者衛生隊的，其實就是后來臭名昭著的731部隊。

那時候的宣傳口徑那是相當誘人：后方搞科研，工資高、伙食好，簡直就是戰爭年代的“鐵飯碗”。

兄弟倆那是興高采烈地去了，以為進了保險箱，誰知道是直接跳進了十八層地獄，還是不帶回程票的那種。

剛進去那會兒，鈴木進因為沒啥技術，被分去搞基建和站崗，他那個上過醫科學校的弟弟就被重用了，成了軍醫助理。

就這么個分工，讓兄弟倆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兩個世界。

弟弟上班沒幾天，人就變了。

先是瘋狂嘔吐，連著三天一口飯吃不下，全靠喝水吊著命。

后來鈴木才知道，弟弟參與的是那個人類歷史上最惡心的“活體解剖”。

在那個四方樓里，根本沒有“病人”這個詞，只有“圓木”，也就是實驗材料。

弟弟哆哆嗦嗦地告訴鈴木，那些中國人在完全清醒、沒打麻藥的情況下被推上手術臺，慘叫聲在封閉的實驗室里撞來撞去，聽得人頭皮發麻。

但這還不是最恐怖的。

最恐怖的是習慣。

到了第四次、第五次手術的時候，弟弟竟然不吐了，甚至下了手術臺還能若無其事地啃蘋果。

這人啊，一旦沒了底線，那墮落的速度比自由落體還快。

更諷刺的是，過了三個月，弟弟不小心感染了病菌。

這幫平時把“科學”掛在嘴邊的長官，居然想把他也當成“圓木”給處理了。

要不是兄弟倆身體底子那是真好，硬是把病給扛過去了，估計弟弟早就成了大煙囪里冒出的一股黑煙。

真正把鈴木進這個人的精神徹底擊垮的，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手術刀，而是1938年夏天的一件“怪事”。

那天輪到鈴木當看守，押送一個“圓木”去解剖室。

這種活兒他干多了，見過的眼神要么是絕望的死灰，要么是瘋癲的狂亂，但那天那個中國青年，太不一樣了。

這小伙子長得挺壯，看手像是個常年干農活的，但鼻梁上架著一副圓圓的眼鏡，雖然鏡片都花了，但透著一股子那個年代讀書人特有的硬氣。

這場面反差太大了，你看他那架勢，不像是個要去赴死的囚犯，倒像是個要去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教授。

在那條通往死亡的長廊里，那個重得要命的腳鐐拖在水泥地上，“嘩啦、嘩啦”直響，每一聲都在倒計時。

要是換個人，這時候早嚇尿了，或者腿軟得走不動道。

但這青年走得那叫一個穩，甚至比后面端著槍的鈴木還穩。

走到走廊盡頭，那兒有一面巨大的穿衣鏡，平時是給軍官整理軍容用的。

就在這時候，讓人窒息的一幕發生了。

這個青年突然停了下來。

他沒求饒，也沒發抖，而是居然抬起戴著鐐銬的手，慢條斯理地捋了捋自己亂糟糟的頭發，又扶正了那副圓眼鏡。

鈴木進當時也不知道是被鎮住了還是怎么著，鬼使神差地居然沒催他。

就在青年看向鏡子的一瞬間，鈴木透過鏡子的反射，和青年的目光撞了個正著。

那眼神里沒有一點恐懼，反倒帶著一種輕蔑，嘴角微微上揚，掛著一絲嘲弄的微笑。

那種感覺，就像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法官，正透過鏡子審判一直躲在槍后面的小丑。

這無聲的對視可能也就持續了一兩分鐘，但在鈴木感覺里像過了一個世紀。

那種寒意是從腳底板直沖天靈蓋的，鈴木進徹底慌了，甚至可以說是破防了。

他惱羞成怒，抄起槍托猛地砸向青年的肩膀，硬是把人推進了那個充斥著消毒水味兒的解剖室。

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見那個活生生的人。

一個小時后，也是鈴木親手把那具已經被解剖得不成樣子的遺體推進了煉馬爐。

看著煙囪里冒出的滾滾黑煙，鈴木以為這事兒就翻篇了，物理上消滅了嘛。

可誰能想到，物理上的人沒了，精神上的“神”卻復活了。

從那天晚上開始，鈴木進就落下了毛病。

只要天一黑，他就能聽見走廊里那種特有的腳鐐拖地聲，一照鏡子，腦子里就自動浮現出那個讓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這心理折磨把他搞得神神叨叨，最后實在受不了，申請調離了監視崗位。

等到1945年日本快戰敗的時候，731部隊為了銷毀罪證，那是真狠啊，用毒氣把剩下的“圓木”全毒死了，建筑也炸了一大半。

鈴木接到的最后一道命令，就是把這些受害者的骨灰裝袋，運到松花江扔掉。

去江邊的路也就半小時車程，但鈴木覺得那是他這輩子走過最長的一條路。

卡車在砂石路上顛簸，車斗里的骨灰袋子隨著車身晃蕩，鈴木就覺得自己像是坐在無數冤魂的頭頂上。

那天夜里，松花江的水黑得像墨汁一樣，他們這群潰兵慌慌張張地把骨灰倒進江里，連頭都不敢回。

逃回日本后的鈴木進，算是撿了一條命，但這命活得比死還難受。

那個“幽靈”跟著他跨過了大海，直接在他家安了營扎了寨。

不管是下地干活，還是在屋里吃飯，他總覺得那個戴圓眼鏡的青年就坐在角落里，安安靜靜地看著他。

哪怕是這會兒，鈴木手里端著飯碗，余光里都能瞥見那個微笑。

這種長達幾十年的折磨，其實就是對他良知的無盡審判。

雖然當時日本政府下了死命令，嚴禁回國人員透露731部隊的任何細節，說這是必須要帶進墳墓的秘密，但在1992年，已經快入土的鈴木進終于崩不住了。

他翻出了那本藏了半個世紀的日記，把里面的內容公之于眾。

那里面詳細記錄了四方樓里的慘叫、煉馬爐里永遠散不去的焦糊味，還有那個讓他做了一輩子噩夢的微笑。

有人說這是鈴木進老糊涂了，或者是那是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

但咱們從歷史的角度看，那個“幽靈”哪是什么幻覺，分明就是那段沒被徹底清算的歷史找上門來了。

你可以毀掉我的肉身，把我的骨灰撒進大江大河，但你永遠沒法讓我的靈魂閉眼。

1995年，當鈴木進在松花江邊把頭磕得砰砰響，把祭奠的花束扔進江水里之后，他恍惚間說了一句，那個“幽靈”終于消失了。

其實吧，哪是幽靈放過了他，分明是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時候，那些憋屈了半個世紀的冤魂，才稍微松了一口氣。

這份證詞現在就在那擺著，鐵證如山，它時刻提醒著后人：有些罪惡，就算你把它燒成灰、揚進江里，它也沉不下去，總有一天會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