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這個名字,總是和晚清的屈辱史緊緊綁定在一起。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日本剛露出侵略獠牙的年代,曾有過一個能將其納入中國版圖的機會,最終卻因多重現實困境而徹底錯失,并非單一人物的決策所能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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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7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剛起步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走上對外擴張的道路。1874年,日本以牡丹社事件為借口,出兵入侵中國臺灣,雖然最終在清軍的壓力下撤兵,卻逼迫清政府支付了50萬兩白銀賠款。這次得手讓日本野心大增,1875年入侵朝鮮江華島,次年強迫朝鮮簽訂不平等的《江華條約》,1879年更是直接吞并琉球,將其改為沖繩縣。這些藩屬國接連被日本染指,清廷內部的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這個東邊的小國遲早會成為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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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軍重要統帥劉長佑就是其中之一。這位參與過鎮壓太平天國、抵御法國侵略越南的老將,在1881年9月17日正式向朝廷上呈《熟審邊情敬陳管見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對日作戰方案。他主張先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吞并琉球的罪狀,再兵分三路出擊:一路調出東三省的軍隊,從松花江出發直逼庫頁島;一路從朝鮮出兵,扼守日本西部;再派海軍從寧波、定海出發,進軍長崎攻打日本南部。同時,東南沿海早已設防的聯軍可以抵御日本海軍的反撲,而渴望復國的琉球臣民也會主動起兵響應。當時日本剛在1877年經歷了西南戰爭,國內局勢尚未完全穩定,這個計劃從戰略布局上看,確實有實現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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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時期,洋務運動正在推進,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作為福州船政的主持者,深知軍隊改革的重要性。1878年前后,時任兩江總督的沈葆楨上奏朝廷,提議廢除僵化的武舉制度,推進陸軍近代化改革,為應對外患打下基礎。可慈禧看到奏折后,下旨“沈葆楨奏飭停武科所請著毋庸議諭”,明確表示不同意這一提議。并非慈禧單純保守,而是武舉制度是維系傳統軍事人才選拔的重要途徑,貿然廢除可能引起軍隊不穩和社會反彈,反映了傳統與現代軍事體制轉型的困境。沈葆楨無奈之下,只能放棄陸軍改革,轉而專注于南洋水師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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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佑的伐日計劃遞上去后,最終也未能被采納,但這絕非慈禧一人能單獨決定。當時清廷面臨的壓力確實不小,剛完成收復新疆的戰爭,軍費消耗巨大,國庫空虛,根本難以支撐一場大規模跨海作戰。北方的俄羅斯一直虎視眈眈,西南又面臨法國對越南的侵略威脅,多線危機之下,清廷根本無法集中兵力和資源專門應對日本。再加上清廷高層對日本的威脅認識不足,部分官員認為劉長佑的奏折有“夸大日本實力”之嫌,經過軍機大臣、各部尚書等多方討論后,計劃最終被否決,這背后是整個晚清決策機制的僵化與現實困境的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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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人惋惜的是,當時清朝的軍事實力其實并不弱于日本。1888年北洋水師正式成立時,擁有主力艦10艘、輔助艦40余艘,總噸位約4.12萬噸,位列亞洲第一。可成軍后,清朝基本停止了海軍發展,1888年到1894年這六年間,幾乎沒添置一艘新艦。反觀日本,舉全國之力發展海軍,通過發行公債、民眾捐獻等方式籌集軍費,不僅總噸位增至7.2萬噸,超過北洋水師,在艦船質量、火炮射速、彈藥供應等方面也全面領先。其實清朝海軍整體實力(包括南洋、福建、廣東水師)總噸位仍有約8萬噸,超過日本,只是四大水師各自為政,缺乏統一指揮,無法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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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軍節節敗退,最終被迫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及澎湖列島,賠償白銀兩億兩。此時清廷才意識到日本的威脅,但為時已晚。即便后來有俄、法、德三國干涉還遼,清廷也不得不額外支付3000萬兩白銀,才贖回了遼東半島。而這一切的根源,早在十幾年前就已埋下:如果當初清廷能克服財政困境,整合各方力量,采納沈葆楨的改革建議和劉長佑的伐日計劃,趁日本羽翼未豐時主動布局,或許整個東亞的歷史都會被改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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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長佑直到1887年去世,都沒能看到自己的計劃被重視。沈葆楨在1879年病逝后,福建水師和南洋水師失去了主心骨,后來在中法戰爭中遭受重創,再也無力與列強抗衡。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曾經的亞洲第一海軍化為泡影,而這支部隊的停滯不前,是晚清制度性弊端與多重現實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并非單一人物的過錯。那些為國家安危殫精竭慮的有識之士,只能在歷史的洪流中,留下無盡的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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