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的前院長徐湖平：簽字時手握乾坤，問責時自稱“糊涂”

一紙泛黃的文物撥交單，靜靜躺在歷史檔案中，卻在重見天日的那一刻，化作一道穿越時空的耳光，狠狠抽在公眾對文博系統的信任之上。

8800萬元的天價拍賣成交價，與當年6800元的“白菜價”撥交出售，這組刺眼到令人窒息的數字反差，早已超越了簡單的經濟范疇。它不僅撕開了國有資產流失的巨大黑洞，更敲響了權力失范、監管缺位的沉重警鐘——當守護國寶的權力失去制約，當應盡的責任被歲月隨意稀釋，那些頭頂“國寶守護人”光環的管理者，竟淪為了國有文物流失的“搬運工”。

文物，是一個國家與民族文明傳承的基因密碼，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承載著一段不可復制的歷史記憶，其價值遠超物質本身。文博系統的管理者，手握的不僅是文物調撥的審批權，更是守護民族記憶的神圣職責。

然而，在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牽涉的這起國寶流失事件中，我們看到的卻是權力與責任的嚴重失衡。面對輿論的滔天巨浪，這位曾在撥交文件上龍飛鳳舞簽下姓名的“一把手”，如今卻擺出了一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冷漠姿態?！澳晔乱迅?，記憶模糊”“此事非我經手”“我不是鑒定專家”——三連辯解看似是年邁老者的無力囁嚅，實則是官僚主義余毒的公然作祟，是對歷史真相與社會公理的肆意嘲弄。

簽字時手握權柄、決策獨斷，問責時便搖身一變成為“糊涂老人”？天下豈有如此便宜之事！所謂的“記憶模糊”，從來都不是偶然的遺忘，而是刻意的責任“失明”。

回溯事件本身，徐湖平當時身兼南京博物院院長與江蘇省文物總店法定代表人雙重要職，是文物調撥審批環節的核心決策者。彼時，他享受著權力帶來的榮光與便利，從未以“非經我手”“不懂鑒定”為由推脫責任；相反，正是他的大筆一揮，將本應妥善珍藏的國寶輕易定性為“贗品”，順利完成撥交流程。為何當年決策時“英明果斷”，如今東窗事發卻“記憶支離破碎”？答案不言而喻，這是一種極其惡劣的“雙面人”做派，是精致的利己主義在權力場中的赤裸顯現。

在職期間，他利用雙重身份的便利，打通文物調撥的關鍵關節，讓珍貴的國有文物在所謂的“內部調劑”名義下，悄無聲息地流向不明渠道；離任之后，又試圖借助年齡增長、身份轉換的“優勢”，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毫不知情的無辜局外人。

這種“事成則居功受賞，事敗則卸責脫身”的投機心理，不僅嚴重褻瀆了神圣的文博事業，更是在持續透支政府機構的公信力。公眾對文博系統的信任，建立在“守護國寶、傳承文明”的莊嚴承諾之上，而個別管理者的失職與逃避，卻讓這份信任變得千瘡百孔。

更深層次來看，徐湖平事件暴露的絕非個別人的道德瑕疵，而是一段時期內文博系統監管機制的真空與權力運行的任性。在當時的管理體系中，文物鑒定的專業性與審批流程的嚴謹性嚴重缺失，一個“一把手”僅憑個人判斷，就能輕易給國寶貼上“贗品”的標簽，完成從館藏到外流的全過程。

當權力可以不受制約地干預文物鑒定與調撥，當決策失誤后幾十年內都能免于追責，這種制度層面的縫隙，才是國有文物流失的溫床。多少珍貴文物，可能都在這樣“模糊的決策”“隨意的審批”中，悄然離開了國家的懷抱，成為私人收藏家手中的珍品，甚至流落海外，成為民族文化傳承的永久遺憾。

歲月或許能模糊人們的記憶，卻永遠無法洗刷掉失職者留下的痕跡。那份冰冷的撥交文件上，清晰的簽名就是歷史的鐵證，它將徐湖平永遠釘在了國寶流失事件的審判席上，無法輕易退場。

面對輿論質疑，簡單的“年事已高”“記憶模糊”等說辭，不僅無法平息公眾的憤怒，反而會讓這種逃避責任的狡辯，在真相面前愈發顯得蒼白、可恥且渺小。公眾期待的，從來都不是當事人蒼白無力的辯解，而是一場徹底、公正的調查，是對事件全過程的清晰還原，是對失職者的嚴肅追責。

文博事業的健康發展，離不開健全的監管機制，更離不開管理者的責任與擔當。對于這起國寶流失事件，相關部門必須拿出“一查到底”的決心，厘清文物調撥的每一個環節，追究每一個責任人的責任，填補制度層面的漏洞，不讓類似的悲劇再次發生。

同時，這起事件也應成為整個文博系統的警示：守護國寶沒有“糊涂”的空間，行使權力更沒有“免責”的僥幸。歷史從來不會接受“糊涂”作為免罪的借口，每一個手握權力的管理者，都必須時刻牢記自己的職責，敬畏歷史、敬畏文物、敬畏人民賦予的權力。

唯有如此，才能告慰那些流失的國寶，才能重建公眾對文博系統的信任，才能讓每一件文物都能在健全的保護體系中，安心地傳承下去，講述屬于我們民族的精彩故事。時間會見證一切，真相終將大白于天下，而那些失職失責者，也必將受到歷史與法律的公正裁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