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聶榮臻接見李默庵，問大陸有多少同學活著？李默庵：15位

1924年初夏，珠江邊的黃埔島上旗幟飄揚，新生連隊在操場上跑步報數，汗水順著軍裝滴落，不少學員悄悄打量那位負責《戰術要義》講解的青年教官——聶榮臻。當時誰也想不到，六十六年后，他會與臺海彼岸的一名學員再度握手。

黃埔一期共四期學制八個月，早飯前行軍十公里，熄燈前背誦《孫子兵法》，學員們彼此稱“同窗”，卻也以“鐵血”自許。其中就包括號稱“急先鋒”的李默庵，他擅長刺殺、投彈，尚未畢業便隨周恩來在校內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那段經歷，成為他后來描述自己“走過兩條岔路口”時最常提到的節點。

北伐、抗戰、解放戰爭——三次大潮沖刷，一期同學們被歷史裹挾各奔東西。聶榮臻在晉察冀邊區堅持敵后游擊；李默庵則奉命駐守浙贛線，拼盡全力抵擋日軍裝甲的南下。1943年的常德會戰后，雙方甚至通過舊日同學打聽彼此近況，但始終隔著硝煙，沒有機會坐下說一句“老聶，你還好吧”。

1949年天安門禮炮轟鳴，黃埔一期同學的名字卻在兩份名單里出現：一份是人民解放軍授銜籌備表，另一份是遷往臺北的軍官人事冊。李默庵被列在第二份。從那年起，他與大陸之間隔著海峽，也隔著愈發厚重的政治疑云。

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告臺灣同胞書公開發表，沉寂多年的同學錄開始在海峽兩岸悄然傳閱。黃埔一期在世者不足百人，每增加一條“訃告”，紅藍兩色鉛筆在名冊上做一次勾劃，空白越來越多。聶榮臻指著名冊對秘書說：“要抓緊把活著的同學找回來，盡量讓他們都能說句‘黃埔同學’。”

1990年4月，北京的柳樹剛發芽，90歲的聶榮臻收到一封來自臺北的電報：“學生李默庵，謹遵師命，愿返大陸。”字數不多，卻讓老人握著電報良久沒說話。工作人員只聽到他低聲自語：“回來就好，回來就好。”

五月底，李默庵抵京。接站的汽車剛停穩，他推開車門就看見人民大會堂前那面巨幅國旗，停頓幾秒后敬了一個標準軍禮。聶榮臻在西山寓所等候，見面第一句話并非寒暄，而是微微抬頭問：“黃埔一期，留在大陸的，還剩幾人？”語氣平靜，卻帶著難以掩飾的期待。

李默庵略作計算回答：“十五位，還能互通消息的只有十一位。”他說這句話時放慢了語速，像在給自己和老師留出一點心理緩沖。屋內沉默半分鐘，聶榮臻輕輕點頭，拿過記錄簿，把數字寫在黃埔一期名單的空白處。

隨后話題轉到統一大業。聶榮臻直截了當：“你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臺灣工作。”這句話言簡意賅，沒有鼓動式口號，更像課堂點名后的簡短布置。李默庵應聲：“謹記。”兩個字，音量不高，卻透出難得的篤定。

臨別前，聶榮臻取出一本《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的修訂本贈給學生。扉頁寫著八個字：“同窗有情，國事為重。”字跡遒勁，墨香未干。李默庵翻到書末看到附錄——那是一份犧牲將士名單，其中幾位正是昔日同桌。紙上黑字映著他鬢間白發，目光停頓良久，隨后合上書，立正敬禮，沒有多言。

返回臺灣后，李默庵迅速行動：重啟黃埔同學通訊站，聯絡散居北美與東南亞的老同學，請他們共同簽署《倡議書》，呼吁兩岸“先由校友情感破冰，再為民族大義盡責”。有意思的是，他在信中刻意避免使用政治術語，把“統一”替換為“團圓”，稱海峽為“渡口”。這種表述雖顯婉轉，卻更易被同窗接受。

一年內，通訊站收到九十七封回信，三十余位原在沉默者首度表態支持和平進程。李默庵把信件影印一份送往北京，秘書統計后回電：“聶帥握信良久，未語先笑。”字數仍不多，卻透出老人對學生交出的“功課”頗為滿意。

遺憾的是，聶榮臻1992年便因病住院，次年離世。病榻前，他讓護理員把那本記著“十五位”數字的名冊放在枕邊，叮囑：“留給后來人，別讓歷史斷線。”這是他作為教官留下的最后課堂筆記，也是一位老兵對未竟事業的托付。

此后十多年，李默庵持續推進“黃埔同學會”向兩岸交流平臺轉型。2006年，他在臺北養病期間獲悉大陸方面又找到兩位在世的一期學員，連夜寫信致意：“幸存者多一天，校友錄就多一分溫度。”幾個月后，他因病去世，信未寄出，由家屬轉交北京。信的頁腳仍然寫著那八個字——同窗有情，國事為重。

數字終將歸零，人名終會淡去，黃埔一期的檔案盒卻依舊在國家檔案館的恒溫庫房存放。封皮上貼著1980年代補訂的標簽：“重要史料，永久保存”。這短短八個字，不僅記錄了一個班級的命運，更提醒后來研究者：兩岸關系的歷史脈絡，從不只是大寫的宏大敘事，也藏在一張老同學名單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