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分鐘后，我即將登上隔離島｜三明治

導師評語

傅真，80后，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曾任倫敦投資銀行金融分析師，現居香港，專注文學創作。曾在香港都會大學創意寫作碩士項目任兼職講師，教授非虛構寫作課程。著有《藏地白皮書》《最好金龜換酒》《斑馬》《泛若不系之舟》等。

這是一篇深刻、完整且極具勇氣的旅行寫作。沐雪以參觀日本麻風病隔離島為線索，將一段被塵封的苦難歷史、一場當代藝術的介入儀式、一次個人的朝圣之旅，以及一代人的集體創傷記憶，熔鑄成一個層層遞進的思想結晶體。文章從登船時緊繃的身體記憶起筆，敏銳捕捉了島上美麗風光與殘酷歷史的巨大反差，并通過“導盲鈴”、“相愛之路”、詩歌、攝影作品等細節，將冰冷的歷史制度還原為具體的生命故事。文章最成功之處在于完成了一次身份的跳躍：從安全的旁觀者到倫理的自省者，并最終在“照見”章節，因自身被隔離的切膚之痛，與歷史上的“他者”徹底共情，領悟到“隔離”本質上是一種可能降臨于任何人的結構性暴力。全文結構精密、情感克制卻蘊含巨大力量，將一次旅行升華為對抗遺忘、確認生命尊嚴的書寫行動。

30分鐘后，我即將登上隔離島

文｜沐雪

到目前為止28年的人生里，我只切身體會過兩次物理層面的身體隔離。一次是3年前，上海的出租屋里，持續2個月。另一次就是30分鐘后，日本的一座小島上，歷時3小時。

——前言

起航：靜默中的身體記憶

10月的日本，日照仍帶著盛夏的余威。陽光鮮亮地貼在瀨戶內海的水面上，像一層細碎晃動的金箔。近30度的高溫烘烤下，甲板燙得能煎熟皮膚，但蒸餃般悶在船艙里的人們卻并不怕熱似的，反而把口罩捂得死緊。

空氣中除了引擎的轟鳴，只有心照不宣的沉默。

船艙內貼著鮮明的警示：“登島過程中，飲食、私語、取下口罩，均明令禁止”。

緊繃的氛圍里，我也不由得抬起手，下意識地捏了捏口罩與鼻梁的接觸處，讓它和皮膚貼合得更緊、更嚴實——此時的我還沒意識到，這是過去的經歷訓練出的身體慣習。

很難說清，我為什么幾近執著地出現在這里。僅因半年前在瀨戶內藝術祭官網上偶然看到的一句話，就從上海直飛大阪，坐一整夜的輪渡橫穿瀨戶內海，奔赴這偏遠的孤島。

“我們珍惜如今來之不易的平靜，也不愿再被打擾。但我們也希望，人們能看到我們曾經怎樣努力地活過。”

這句話像一枚溫柔的鉤子，把我拉到了這片海域。說這話的人，正是我即將前往的這座島的居民。上島時他正值青春年華，而今已過耄耋。我好奇這一筆帶過的寥寥一生背后的故事，也好奇藝術家們會以怎樣的方式“喚醒”這座島、講述這段沉重的過往。

我也說不清我對這偏遠之地、陌生的他者為何如此關心，分明他們與我真實的生活毫無干系。彼時的我，尚未意識到，身體的直覺遠比理性的思考來得更真實直接。

30分鐘后，當船只抵達。我的身體記憶將再次被喚醒，并深刻地感受到：所謂“隔離”，真是人類漫長歷史中最溫柔也最殘酷的暴力之一。

登島：伊甸園的美麗幻象

這座離高松港口僅8公里的島嶼，雖名為“大島”，卻僅有0.62平方公里。顯然，這不過是一個隨意取下的常見名字，或許它根本沒打算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然而它終究是被世人記住了，因島上那座“大島青松園”——日本13所國立麻風病療養院之一。因此，大島還有一個更廣為人知但粗暴直接的名字——“麻風島”。

麻風病，似乎是早已一個遠離現代化生活的疾病。滋生于不潔的衛生環境、匱乏的醫療資源，專侵蝕那5%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它在醫學定義之外，更像一種命運的篩選器：總愛找上那些時運不濟、貧窮又身弱之人。病菌侵蝕神經，讓身體器官萎縮，感官逐一關閉，最終在視覺與味覺的黑暗中，與世界徹底失聯。

那一座麻風島該是什么樣的呢？禁閉的設施？死寂的氛圍？腐爛的氣息？面目猙獰的病人？無數疑問與瘆人的畫面一一閃過我的腦海，唯一可以確信的是：我對此一無所知。

然而當船靠岸，雙腳真正踏上這座島，我竟一時有些恍惚——蒼翠的青松修剪得工整雅致，與錯落的佛石塑像共同構筑起日式枯山水的禪意。放眼望去，遠處是一望無垠的碧藍海景，明媚的陽光平等地撒在每一寸土地上。這里真如療養院一般，美好得簡直就是天堂！若是門上掛一個“PARADISE”的招牌自詡為美劇里的度假村，也沒人會驚訝，我差一點就要拋開沉重的心理負擔松懈下來了！

但很快，島上暗藏的線索，讓我隱隱察覺了這美好表象下殘酷的真相。

右圖平房為島民宿舍

日常：步道、鈴聲與隱秘的歷史

主干道旁的廣播開始循環播放起悠揚舒緩的鋼琴曲。柔軟的音樂，像瀨戶內海的風一樣，有一種具有欺騙性的溫柔。

直到看到廣播柱上的牌子，我才讀懂這音樂的深意——這是引導失明者行走的導盲鈴。原來這并非為了營造氣氛，而是生存的工具。《故鄉》《少女的祈禱》兩首曲子分別指向兩個會館，輔助著道路上的白線和欄桿，使得島上視弱的居民能自主到達主要生活場所。

循著主干道一路上坡，島上一件件”展品“漸漸為我勾勒出了一個麻風病人上島后完整的生活痕跡，以及一段長達百年的強制隔離史。

20世紀初，日本為了向西方文明證明自身現代化的進程，于1909年開始推行《麻風病防治法》，“大島青松園”由此建成。

并非所有的麻風病人都是自愿上島，但當局以“兩三年便能治好病回家”的宣傳語將他們連哄帶騙全運到了島上。而上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自愿“簽署尸體解剖同意書，死后用作醫學研究。那個冰冷厚重的解剖臺至今依然堅實地佇立在原地，海上的風與鹽從未能將它侵蝕半分。

然后，他們就被組織融入一些世俗活動中：島上有菜地、養豬場、寺廟、教堂、宿舍，仿佛是一個微縮的小社會。但……也會有些微妙的不同。比如你可以結婚、但不可以生育。你可以在這里假裝正常地好好生活，但永遠不可能真正離開。

”不是說治好了病就能回家了嗎？但媽媽怎么一直追著車跑?“

”結婚生子本是一件喜事，但是一旦懷孕就要被流產“

——藝術祭作品：N先生的故事和大島的70年人生

這種“假裝正常”的生活狀態，真是可憐又荒謬！但……卻曾是那么熟悉。我搖搖頭，一時不愿細想。趕忙把自己從回憶的漩渦中拽出，加緊了腳步，朝山頂爬去。

峰回路轉，眼前鋪開一條坑坑洼洼的山頂小路，沒曾想竟然是由島民自己修建的。他們苦中作樂，借著模糊的視線、用殘缺的手腳，繞著北山開辟了一條觀海步道。“他們沒有做測量或調研，只是在山間不同地方行走，把山坡上的泥土用來鋪著地面。“

這條來之不易的路，被他們命名為“相愛之路”，原始草莽、甚至帶著點冒險野趣。他們在這唯一不受監視的“法外之地”貪婪地吮吸著自由的空氣，聽著遠處的浪濤與汽笛聲，仿佛回到了世界還充滿色彩的時候。

“我以為盲人是攀登不了這座山的，但他們攀登得很好。五至六個人排在前面，揮舞著拐杖向前走。即使是像我一樣看得見的人都覺得爬這座山有點困難。我很意外的看到他們多么享受這場徒步。

——“相愛之路”路牌

”相愛之路“繞一圈回來，在小島的高處平地，是一件名為”風之舞“的藝術裝置。由1000個島民和藝術祭志愿者共同堆砌石塊，矗立在原來的火葬場上。紀念碑上刻著一行字：“至少讓死后的靈魂乘風離島，得以解脫，重獲自由”。

還能有什么愿望，能比這更無奈、更悲涼？

“我的病早就好了，可光田先生！你為什么還要將我在此囚禁三十年！？“

“那些人就和舊榻榻米一樣，只要一拍打，永遠都會飛出灰塵（病毒）！就該把他們關到死為止”

——藝術祭作品：N先生的故事和大島的70年人生

其實從1955年開始，麻風病就已經能用藥物控制。病患者經過規范治療后，傳染性會迅速消失，完全可以回歸正常社會生活。但日本直到1996年，才廢止相關條例。而且即使法令廢除，許多島民也因疾病的污名化再也未能重返故鄉。

那座綠頂的建筑——納骨堂，就是2000多名島民的最終歸宿。許多人上島時為了不連累家人用了化名，最終在這個小小的骨灰堂里，用一個當初隨便取的名字終了一生。

高峰時期曾同時居住著700多名“居民”的小島，如今只剩下27人在世，平均年齡87歲。教堂的鐘聲早已沉寂，那條被寄予希望的“相愛之路”，頭頂枝葉間滿是密密麻麻、無人清理的蜘蛛網，像時光結成的裹尸布，將過往的希冀與絕望，慢慢風干。

我逐漸意識到，這座島上沒有“展品”。那些被精心保留的老屋、物件、照片，都在訴說著 “具體的人” 的故事。他們不是歷史書中模糊的 “麻風病患者”，而是詩人、攝影師、戀人、母子，是被時代洪流碾過，都來不及嗚咽一聲的普通人。

藝術祭作品 青空水族館 田島征三

面孔：被歷史碾過的具體的人

沒有什么，比真實而具體的人，更打動人心。

也沒有什么，比美好，更能夠書寫苦難。

短歌詩人未舉行的教堂婚禮

嘎吱一聲，木門推開。這是一座真實但早已荒廢的教堂。一對新人靜立在潔白的光暈里，紅毯從腳下一路鋪到牧師的禮臺上。燈光暗下，一封封書信的獨白緩緩響起，揭開了短歌詩人政石蒙的故事。

蒙的一生，被時代的洪流沖得七零八落。

他有一個青梅竹馬——“美莎子”，但這道如天塹的國策，把兩人生生隔在了岸邊、島上兩個世界。

“在和她交往的漫長時間，有幾次想要過在一起。但是，她在社會上有護士的工作，我的手有嚴重的疾病，有時候想法會擦肩而過。如果沒有預防措施，我們的關系可能會變成更不一樣的形式。

——蒙的書信

十幾歲患上麻風病，害怕的他逃離家鄉、希望在沒人知道自己的病前死于戰場。天不遂人愿，他淪為戰俘。承受住極度的孤獨與絕望終于熬到回國后，等待他的卻不是熟悉的故鄉、思念的愛人，而是這座永恒的孤島。

顛沛流離的一生中，他一直在寫詩。詩中有她、也有花。詩和對愛人的執念是他為數不多能自己掌握的東西，是他維系呼吸的氧氣。

“送別的我所看到的船的尾波，正與你們歸去時所看到的尾波連成一線。“

“將腳下的泥土抹平，在其上寫下‘孤獨’二字，一只螞蟻從文字上匆匆爬過。”

”離花的距離很遠，走不來。“

——《花的距離》蒙

他的詩旁留著旁人的評論：”蒙用生命在進行創作，告訴我們，藝術不是與生存沒有直接關系的剩余行為，而是作為人類生活不可或缺的活動“。

最終藝術家決定為蒙打造這個夢中的婚禮，也許它在另一個時空真實地發生過。“由于國家的錯誤政策，使得兩人被不公正地分開，但即使如此，也必須在這個小教堂里祝福兩人。我想做的不是一件作品，而是完成對兩個人來說理所當然的事，對我們來說也理所當然的新世界。”

斯人已逝，草木猶存。蒙的寫字臺早已蒙上厚厚的灰塵，但他筆下的花草依然盛放，在灼目的陽光下爆發著旺盛的生命力。忽而記起，我在“那個時候”也喜歡趴在小窗臺上探著身子、觀察窗外的花草樹木，植物的生長讓我在那樣一個靜滯的空間中感受到時間的流逝，給我以呼吸的實感，想必蒙也是這樣覺得吧。

「稀有的觸手」是一組攝影作品，他的主人曾經也是那間教堂的館長。

這個名字取自島民齋木創的和歌：“唇舌未曾麻痹，成了替代雙眼的‘稀有觸手’，在探索中進食。”

照片里，一只蜷縮的手，指關節緊緊內扣呈獸爪狀。皮膚皺皺巴巴地搭在輕微浮腫的皮下脂肪上，主人一看就是位上了年紀的患病之人。但這幅畫面并沒有讓觀者感受到痛苦和猙獰——相反，沉靜的藍墻仿若畫框，柔和陽光漸次傾瀉而下，照片在灰黃的色調中呈現出一種平靜與祥和的氛圍。

這只手的主人脅林清，出生于廣島縣，17歲便被送往了島上。酷愛攝影的他，是島上“相機俱樂部”的最后一名成員，自詡為島嶼的記錄者。

諷刺的是，當他第一次被邀請成為拍攝對象，已是身軀佝僂、面容受損之后。他一開始倉皇拒絕，后來不知怎么地，還是拿起相機，親手拍下一張張自己蜷縮如枯枝的手指特寫。

“我想拍脅林先生”“這樣的請求還是第一次啊”

“透過取景器看生物，生物要清楚地意識到被看到。”

——脅林清

他是在意氣風發的青年時期被關押上島的，拍下這張照片時已是耄耋之年。這不是一件能感同身受的事。一個曾用鏡頭觀察世界的人，當病菌侵蝕神經，身體器官漸漸萎縮，感官逐一關閉。他又是以何種目光，來審視這個日益模糊的世界，和這個正在背叛自己的軀體？

門前的塑料臉盆里還放著“宮脅書店”的購物袋，仿佛愛看書的脅林先生才剛收到托人買來的新書。但厚厚的灰塵明晃晃地昭示著時間的流逝，人去樓空。

宮脅書店？這店名看著眼熟，我隨手搜了一下地圖，原來昨晚正巧剛路過！當時吃完烤肉，悠悠地吹著晚風，騎著自行車，在高松街頭一轉彎就撞見了那個赫然的大招牌。那是一家在高松當地有名的書店，曾登上過日本一百家最受歡迎書店榜單。可惜到書店這短短半小時的船程是宮脅先生一輩子都跨不過去的結界。

我想起在“那個時候”，我也整日閱讀，因為這是為數不多能讓我在喧鬧中感到平靜的東西。在某種空間交錯中，我們的經歷仿佛通過物品被重疊在了一起。

詰問：被看見，意義何在？

這不是一場觀賞型的演出。在整個參觀過程中，我沒有見到一位在世的島民。參觀區與生活區被嚴格分開，但是他們的痕跡又鮮活地存在于各處。

我下意識地四處張望，想尋找那27位老人的身影，卻猛地質疑自身行為的正當性：“見到”的意義何在？是為了親眼看到 “活著的證據”，才肯相信那段歷史真實存在嗎？還是帶著獵奇的心態，像在動物園里觀賞 “珍稀物種” 一樣，滿足自己的好奇？即使這是一種同情，我又有什么立場？甚至這種 “同情” 本身，是否就是一種冒犯？

“還是讓他們好好過最后的日子吧，一切好不容易過去了。” 我在心里對自己說。可這個念頭剛落下，另一個疑問又冒了出來：我登島的意義是什么？他們允許外人登島，又希望得到什么？

被記錄、被看見，真的有意義嗎？過去的已經無法改變，我既無法抹去他們曾經遭受的苦難，也不能給他們帶去實質性的幫助。我所能做的，不過是站在他們的往事面前，發出一聲微不足道的嘆息。無力感，像潮水一樣將我包裹，讓我感到窒息。

光田健輔，國立長島愛生園麻風病療養所首任所長，被譽為日本麻風病治療之父

“光田先生站在強權（當權者和制藥公司）以及大多數人（持有偏見的人）的身側，成了他們的盟友，成了‘了不起的人’。然而，我又是否真的可以批判他呢？

在同一片國土，我和N先生度過了同樣的70年，但我卻對他的遭遇渾然不知。甚至從未試圖去知曉。對N先生，我一直是有罪的。“

——藝術家 田島征三

照見：一個過不去的春天

船靠岸了。人們紛紛起身收拾行李。口罩被摘下，扔進垃圾桶。交談聲重新響起，人們饒有興致地討論著晚餐是去吃“鶴丸烏冬”還是特色的“骨付雞”。正常的世界，正敞開懷抱迎接他們的回歸。

但我依然還在那個世界，無法回來。

我回頭望去。大島早已消失在海平線上，縮成一個模糊的綠點。松濤聲遠去，導盲鈴消失，只剩海浪拍打船舷的聲音，穩定而單調。

晚上，我回到四疊半的日式旅館，蹲在約僅一平見方的狹小浴池里。當熱水從花灑噴涌而出，沖刷過頭頂、脊背時，那些被刻意遺忘的畫面也一同如潮水決堤般涌來。

在氤氳的水汽中，那個春天的記憶逐漸變得具體而清晰……其實——我一直都明白的吧。

我一直都明白，我之所以如此在意他們，并非僅出于局外人的善良、同情，而是因為——我也曾被這樣對待過。

在那個春天，我也被劃為了需要被隔離的“他者”。

整整兩個月，足不出戶。托賽博時代的福，甚至連手上的工作都未曾中斷！沒有時間崩潰，沒有精力憤怒，所有心思都用在“活下去”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一邊一本正經開著線上會議，一邊緊盯著小區群里的搶菜的消息。合上電腦，又要計算存糧，思考著如何在有限的食材里做出變化，對抗日復一日的單調。

互聯網上每日都充斥著生離死別的消息，我已實屬幸運，哪里還有資格去抱怨。但無論何時何地，被“隔離”在物理空間之外，都是一場深刻的心理打擊。當超出常理認知的事情發生時，你滿腦子只想著如何應對脫軌的日常，如何把生活拽回所謂的“正軌”。

我堅持每天在客廳跟著劉畊宏跳健身操保持活動；把房間里的落了灰的書都重新翻了一遍；和小區陌生的姐妹合買了一整塊咖啡廳凍庫里賣不出去的千層蛋糕當作都市麗人下午茶；還拼團了一把云南的芍藥，極大朵的艷麗的花瓣，我每天給它拍一張照片，從含苞待放到荼靡，春天到夏天，我們都沒有被允許過踏出小區一步。

上海解封的前一晚，我收拾好早已干枯的花朵，謝謝它的陪伴：“只有窗臺的芍藥，記錄著時間的流逝，旁觀著所有荒謬和悲涼，印證著兩千萬人被偷走的一整個春天和那些沒能度過這個春天的人……”

努力假裝正常地活著，真是可憐又荒謬。

也是在這時，我才更深刻地體會到了島上人們的心情：最初的抗爭、絕望過后，生活還是要繼續。于是他們種菜、徒步、寫詩、拍照。在永恒的隔離里，創造一點點美，不是為了歌頌苦難，只是為了證明：我還活著，我還能感受、還能創造。生活的本質都是傷痛，要是再不自己尋一些美好，這日子可還怎么過下去？

我們都曾在”有限的空間“里盡量地找到正常生活的節奏，只是我的圈，只畫了兩個月。而他們的圈，畫了一輩子。

回憶起這段離奇的生命片段，我竟絲毫捕捉不到情緒。在那樣的處境下，情緒是奢侈品，需要耗費巨大的精力，而我們這些小小的、平凡的人，連眼前的一片狼藉都已經應付不暇。好好活著，就已經用盡了全身力氣。

那段經歷壓縮成了一張薄薄的紙、濃縮成重復的一日。當時間終于翻過了這苦難的一章，便只想著，快快翻篇吧，不忍卒讀。

當初那句島民牽動著我的話，再次浮現——

“我們珍惜如今來之不易的平靜，也不愿再被打擾。但我們也希望，人們能看到我們曾經怎樣努力地活過。”

我關掉水龍頭。浴室里瞬間安靜，只有水滴從身體滑落的聲音。

那一刻，所有的距離感消失。我不是在觀看他人的苦難，而是在水中辨認自己的倒影。

回響：在“正常”與“非正常”之間

瘋癲與文明，潔凈與危險。看似對立的兩面，界限由誰劃定？

所謂“標準“，不過是以正態分布最中間的那群人為中心、下定義。剩下的，一律被歸為“非正常”。我們天然地偏愛與相似者在一起的安全與歸屬，而對不同的“他者”，抱持著本能的警惕與恐懼。

離開大島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那個問題仍縈繞在我的腦海中：隔離的本質是什么？

如果說，最初的隔離還帶有對未知疾病的無奈，那么后來長達數十年的禁錮，則更多源于根植于社會的偏見、對“差異”本身的恐懼，以及權力對身體的控制。那些變形的手指、失明的眼睛、受損的面容——成了“不正常”的標志，成了需要被隱藏起來的羞恥。隔離不再是醫療手段，而是社會的凈化儀式。

但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什么嗎？中心與邊緣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在不同緯度和范疇里討論這個話題，相對位置隨時可能變化。

這意味著我們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成為“被邊緣”的對象。

例如，許多醫學的臨床測試、營養學界定、甚至車輛設計里，都是以一個“成年男子”作為“標準人”，這是男權社會造就的慣例。這意味著不掌握權力的人群——比如女性、老人、孩子——都屬于“非標準”。即使你恰巧是一個男性，但若你也還是個亞洲人，那么在近代史的視野里，你依然不站在世界的中心。

這意味著，“疾病”與“性別、年齡、國籍”等其它身份政治的指標沒有區別。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在另一個測量尺度下成為那個不站在權力中心的人，成為那個”不標準、非正常“的“他者”。

這就是大島最深的警示：它不是一個關于“他們”的故事。它是一個關于“我們”的故事。

大島，終將隨著島上最后27位老人的逝去而被世界徹底遺忘。但記憶消失，歷史就可以被抹去了嗎？記錄和看見這一切，究竟有何意義？

在那個熱水沖刷頭頂的瞬間，在我與N先生母親追車的背影、詩人蒙動人的婚禮、脅林先生的鏡頭產生跨越時空的共鳴時，我有了自己的答案。

蚍蜉撼樹、飛蛾撲火，誰在乎呢？小蟲子在乎。

越是普通人，越是沒有辦法對于其它普通人的境遇視而不見，不是嗎？

而我寫下這些，正是為了記得他們，以及所有曾被時代沙塵籠罩的我們。在那樣一段人生里，無所謂外部的坐標如何改變，我們都在自己的世界，以自己為中心，如此認真、努力地生活過。

而之所以想要記下疼痛的感受、想讓他人聽到疼痛的經驗，是因為我們對這個世界還懷有期望吧？

（完）

后記：

去日本瀨戶內藝術祭是幾個月前，今日寫下這個故事，時局又有所不同。但無論大環境如何變化，最讓我們在乎的，依然是普通的具體的人民。

走近他者，照見自我。瀨戶內海的島嶼和中國的鄉村面臨著許多類似的問題，老齡化、少子化、產業流失等等。在這個藝術活化、鄉村振興的典型案例中，在日本泡沫經濟后失落的三十年的時代背景下，我仿佛鏡像般地在理解和思考著自己生活的社會。

寫作的過程如同反芻，讓我拿著放大鏡把這段路重走了一遍。感謝傅真老師的指導，陪伴我這個不算勤奮的人完成了第一個小長篇。在這個創作的過程中，我能感受到被看見的力量，也祝福所有的寫作者都能夠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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