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毛主席畫像掛上天安門后，北京市民提出疑問：為何只看到一只耳朵？

“這畫的是個啥？主席怎么只有一只耳朵？”

1950年5月，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本來大家是高高興興來過勞動節的，可一抬頭，所有人的臉色都變了。

幾十萬雙眼睛死死盯著城樓正中央那幅新掛上去的畫像，人群里開始有了騷動，不滿的聲音像開了鍋的開水一樣沸騰起來。

誰也沒想到，就因為畫師的一個“藝術追求”，竟然惹出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場“畫像風波”，市政府的信箱差點被投訴信給塞爆了。

01

這事兒咱們得好好說道說道，畢竟這關乎的是新中國的“臉面”。
在那個特殊的年月里，老百姓對領袖的感情，那是純粹得像一汪清水，容不得半點沙子。
1950年的勞動節，對于剛剛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國來說，這可是個大日子。
為了迎接這個節日，同時也為了給天安門城樓換個新氣象，上級部門決定，把開國大典那張戴八角帽的畫像換下來，重新畫一張。

這個重任，落到了北京市人民美術工作室的辛莽身上。
辛莽這人是個搞藝術的行家，在延安時期就畫過不少宣傳畫，手藝那是沒得說。
接到任務的時候，他心里那個激動啊，琢磨著一定要畫出一張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經典之作。
他翻遍了手頭所有的照片，覺得以前那種正襟危坐的大頭照太呆板了，顯不出領袖那種指點江山的豪邁氣概。
挑來挑去，他看中了一張主席的半側面照片。
照片上，主席頭戴解放帽，微微昂著頭，目光深邃地看向遠方，那種運籌帷幄的神態，簡直絕了。
辛莽一拍大腿，就它了！

為了體現新時代的新風貌，他還大膽地做了一個決定——把照片里的帽子給去掉了，直接畫成脫帽的形象，這樣更能展現主席寬闊的額頭和智慧的風采。
畫這畫的時候，辛莽那是廢寢忘食，把畢生的功力都使出來了。
畫成之后，大家伙兒內部一看，都覺得好：這構圖，這光影，這神態，確實有藝術感染力。
可誰能想到，這幅被藝術家們交口稱贊的作品，剛掛上天安門城樓，就捅了馬蜂窩。
當天廣場上的群眾，本來是懷著崇敬的心情來瞻仰主席風采的，結果站在下面越看越覺得不對勁。
有人在底下就開始嘀咕了：“你們看，這畫像是不是有點怪？”
旁邊的人仔細一瞅，也回過味兒來了：“是啊，這怎么只有一只左耳朵？右耳朵哪去了？”
其實從繪畫的角度講，這是半側面像，受透視關系影響，擋住一只耳朵那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兒。
但在當時那個政治氛圍濃厚、老百姓心思單純又敏感的年代，這就不單單是個透視問題了。
很快，第一封意見信就送到了北京市政府。
緊接著，第二封、第三封……信件像雪片一樣飛來，那陣勢，簡直比戰場上的沖鋒號還急。
信里的內容，更是讓辛莽看了直冒冷汗。
有的群眾直言不諱地指出：“主席是要聽取四面八方意見的，你畫一只耳朵，這不就是暗示‘偏聽偏信’嗎？這政治寓意太不好了！”
還有人盯著主席的眼神不放：“你看主席這眼睛，往天上看，這是不是‘目無群眾’？主席心里裝著咱們老百姓，怎么能不看咱們呢？”
這一波解讀，直接把辛莽給整懵了，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的藝術創新，竟然會被解讀出這么多“大逆不道”的含義。
這事兒鬧得沸沸揚揚，直接驚動了中央。
那時候的干部作風那是真硬，既然人民群眾說不好，不管你藝術造詣多高，必須得改！
這幅“一只耳”的畫像，僅僅在天安門上掛了一天，就因為老百姓的強烈反對，成了歷史上壽命最短的一版畫像之一。

02

其實啊，這天安門畫像的波折，早在1949年開國大典之前就開始了。
那時候負責畫像的，是國立北平藝專的周令釗。
這位老兄接到任務的時候，距離開國大典也就剩20來天了。
要在這么短的時間里，畫出一幅幾層樓高、還要掛在天安門這種神圣地方的巨幅油畫，那壓力大得能把人壓趴下。
那時候的條件，苦得咱們現代人根本想象不到。
沒有寬敞明亮的畫室，也沒有現在那些高科技的升降設備。
就是在天安門城樓東邊的空地上，搭了個巨大的腳手架。
周令釗帶著他的新婚妻子陳若菊，兩口子每天天不亮就爬上腳手架，拿著畫筆和顏料，一站就是一整天。
吃飯就在架子上啃兩口干糧，喝兩口涼水。
那時候北京的風沙大，一陣風刮過來，畫板上、人臉上全是土，兩人還得小心翼翼地護著剛涂上去的油彩。
為了畫好這幅畫，周令釗也是選了張主席在延安時期的照片做參考。
照片里，主席戴著八角帽，衣領微微敞開，那是相當的瀟灑，透著一股子革命者的不羈和豪情。
周令釗也是個實誠人，他就照著照片原原本本地畫了上去，連那個敞開的領口都畫得惟妙惟肖。
眼瞅著大典的日子一天天近了，畫像也畫得差不多了。
9月30號那天，時任北平市市長的聶榮臻元帥，親自爬上腳手架來驗收。
聶帥背著手，圍著畫像左看右看，臉上本來還帶著笑模樣，可看著看著，眉頭就皺起來了。
周令釗心里“咯噔”一下，手里的畫筆都差點沒拿穩，心想壞了，這是哪兒出問題了？
聶帥指著畫像上主席的領口，語重心長地開了口：“令釗同志啊，這畫得像倒是挺像，神態也好。但是你想想，明天是什么日子？那是開國大典！全世界的眼睛都盯著咱們呢。主席作為國家元首，這領口敞著，是不是顯得稍微隨意了點？”
周令釗一聽，腦袋“嗡”的一聲，立馬反應過來了。
是啊，延安時期那是戰爭年代，穿衣服隨意點那是艱苦樸素、不拘小節。
可明天那是新中國成立的大日子，那是嚴肅莊重的政治場合，這著裝必須得嚴謹啊！
聶帥接著說：“我看吶，還是把風紀扣扣上比較好，這樣顯得莊重、威嚴，符合大典的氣氛。”
這話說得在理，可問題是，明天就要大典了，這時候改，來得及嗎？
周令釗二話沒說，當場表態：“聶市長您放心，我今晚不睡覺也得把它改過來！”
那一夜，天安門廣場上燈火通明。
周令釗兩口子挑燈夜戰，硬是憑著高超的技藝，在油彩還沒完全干透的情況下，把那個敞開的領口給“縫”上了，扣得嚴嚴實實。
等到第二天清晨，第一縷陽光照在天安門城樓上的時候，那幅莊重威嚴的毛主席畫像，已經完美地呈現在了世人面前。
這就是咱們在開國大典紀錄片里看到的那個經典形象——主席頭戴八角帽，身穿中山裝，風紀扣扣得一絲不茍，目光慈祥而堅定。
這事兒雖然不大，但卻說明了一個道理：在新中國，任何一點細節，那都是關乎國家形象的大事，來不得半點馬虎。

03

經歷了開國大典的“風紀扣”事件，又經過了1950年五一勞動節的“一只耳”風波，中央和畫師們都摸索出經驗來了。
給天安門畫主席像，光有藝術性不行，必須得政治性、藝術性、群眾滿意度三合一。
既然老百姓不喜歡側面，不喜歡看不見耳朵，不喜歡眼神向上，那就改！
辛莽吸取了教訓，重新找了一張主席的正面照片。
這張照片里，主席正面直視前方，兩只耳朵清清楚楚，眼神慈祥又平和，嘴角還掛著一絲微笑，看著就讓人覺得親切。
為了保險起見，這次不僅僅是辛莽一個人畫，還請了好幾位美術界的泰斗一起來把關。
大家伙兒圍著畫板，那是真的一點一點摳細節。
耳朵怎么畫顯得飽滿？這叫“兼聽則明”。
眼睛怎么畫顯得有神？這叫“目光如炬”又“心系百姓”。
嘴角的弧度怎么調整？既要有威嚴，又不能讓人覺得距離感太強。
這一番折騰下來，到了1950年國慶節，新畫像終于掛出去了。
這回，北京城的百姓們再走到天安門底下，一抬頭，都樂了。
畫上的主席，就像家里的長輩一樣，慈眉善目地看著大家，兩只耳朵都在，眼神也是平視著廣場上的每一個人。
大家伙兒紛紛點頭：“這就對了嘛！這才是咱們的主席！”
這之后，天安門畫像的任務，交接到了張振仕的手里。
張振仕也是個繪畫高手，他接手之后，一畫就是整整11年。
這11年里，他可是吃了不少苦頭。
那時候畫巨幅畫像，不像現在有恒溫的工作室。
每年的國慶節前夕，都是北京秋風蕭瑟的時候，為了趕工期，畫師們得在天安門城樓后面搭的那個簡易大棚里工作。
那棚子四面漏風，到了深秋初冬的晚上，北京的氣溫能降到零度左右。
油畫顏料這東西，最怕冷，一冷就凍得跟石頭蛋子似的，根本擠不出來，更別說往畫布上抹了。
張振仕沒辦法，就在畫架子旁邊生個煤球爐子，上面坐壺水，把顏料管子扔在溫水里泡著。
畫一會兒，手凍僵了，拿不住筆了，他就拿起旁邊的二鍋頭，猛灌兩口。
不是為了過酒癮，是為了暖身子，為了活血，為了手不抖。
就在這種艱苦的條件下，張振仕硬是一筆一筆，把主席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
咱們現在看那時候的老照片，畫像上主席的皮膚質感、衣服的紋理，細膩得跟照片一樣，那都是老一輩藝術家在寒風里，用凍裂了口子的手，一點點描出來的。
這種敬業精神，這種對領袖的深厚感情，現在的年輕人恐怕很難體會得到了。
那時候的人，心里只有一股勁兒：為了國家，為了主席，再苦再累也得把活兒干漂亮了！

04

時間到了1964年，天安門畫像的接力棒，傳到了王國棟的手里。
也就是從這位王國棟先生開始，咱們現在最熟悉、最經典的那個“標準版”畫像，正式定型了。
王國棟接手的時候，前面的畫師們已經打下了很好的基礎，但他覺得還不夠完美。
以前的畫像，背景大多是藍天白云，寓意是好，看著也清爽。
但在那個年代，中國人民最喜歡的顏色是什么？那是紅啊！
紅色代表革命，代表喜慶，代表新中國像初升的太陽一樣紅紅火火。
王國棟大膽地提出：把背景換成純正的“中國紅”。
這個提議在當時也是很大膽的，畢竟紅色背景要是處理不好，容易顯得燥，容易把人物的膚色給吃掉。
王國棟那是下了死功夫研究色彩學，他反復試驗，終于調出了一種既沉穩又熱烈的紅色。
當這紅底的主席像一掛出來，整個天安門廣場的精氣神兒立馬就不一樣了。
那種莊重感、神圣感，一下子就出來了。
而且，王國棟在畫主席眼睛的時候，還用了一種特殊的技法。
這種技法有點像咱們看那“蒙娜麗莎的微笑”，不管你站在廣場的哪個位置。
你站在金水橋西邊也好，站在東邊也好，哪怕是站在廣場最南邊的紀念碑底下。
只要你一抬頭，就會感覺主席的目光正慈祥地注視著你。
這種互動感，讓每一個來到天安門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種心靈的震撼和溫暖。
王國棟還特別注意東西方繪畫技巧的結合。
以前有的畫法太偏素描，陰陽臉太明顯，看著立體感是強了，但老百姓覺得臉上黑一塊白一塊的不好看。
王國棟就吸收了中國年畫的特點，光線處理得特別柔和，臉上沒有明顯的陰影，顯得面色紅潤、容光煥發。
這一下子就符合了中國老百姓的審美習慣——這就叫“福相”。
從1967年開始，這版紅底、正面、雙耳俱全、目光慈祥的畫像，就成了定式。
雖然后來的畫師換了一茬又一茬，葛小光等人都接手畫過，但大家都是嚴格按照王國棟定下的這個模子來畫的。
這不僅僅是一次藝術上的定型，更是經過了十幾年的摸索，經過了老百姓無數次的“挑刺兒”和“審核”，最終達成的一種全社會的共識。

05

說到這兒，可能很多人會覺得，這畫像不就是一張畫嗎？
現在技術這么發達，拿個高清相機拍一張，然后用大噴繪機一打印，不就完事了嗎？
哪怕壞了，隨時再打印一張掛上去，多省事，還省錢。
可事實是，直到今天，天安門城樓上的毛主席畫像，依然是純手工繪制的油畫。
這可是個大工程。
這幅畫像高6米，寬4.6米，連著畫框重達1.5噸，號稱是全亞洲最大的手繪領袖像。
每年國慶節前夕，天安門廣場都會有一個特殊的儀式——“換畫”。
吊車開過來，把經歷了風吹日曬一整年的舊畫像摘下來，再把畫師們精心繪制了一年的新畫像掛上去。
為什么要堅持手繪？
這里面有一種傳承，有一種溫度在。
機器打印出來的東西，那是冷的，是千篇一律的。
而畫師一筆一筆畫出來的，那里面傾注了人的情感，傾注了對歷史的敬畏，傾注了對領袖的懷念。

每一筆油彩的堆疊，都是一次心靈的對話。
而且，油畫在陽光下那種特殊的質感和光澤，是任何噴繪都替代不了的。
它能經得起風吹雨打，經得起歲月的考驗，就像畫像里的人一樣，歷經風雨，依然屹立不倒。
這么多年過去了，畫師從周令釗、辛莽、張振仕、王國棟，傳到了現在的年輕一代。
雖然人換了，但那份匠心沒變，那份對人民意見的尊重沒變。
回過頭來看看1950年的那場“一只耳”風波，咱們不難發現一個樸素的道理。
那個年代的干部和藝術家，是真的把老百姓的話當圣旨。
老百姓說不喜歡，那就改，絕不找借口，絕不推脫。
這種干群關系，這種“人民至上”的態度，才是那段歷史最動人的地方。
一張畫像的變遷，記錄的不僅僅是審美風格的變化，更是那個時代人民當家作主的最真實寫照。
如今，當我們再次站在天安門廣場上，仰望那幅紅底的毛主席畫像時。
你看到的，不應該僅僅是威嚴和莊重。
你應該能看到，在那莊嚴的背后，是無數畫師在寒風中的堅守，是無數老百姓最真摯的情感投射。
那兩只畫得清清楚楚的耳朵，那雙始終注視著人民的眼睛，就是那個時代留給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這畫像畫得真好，主席就像在看著咱們一樣。”
幾十年過去了，天安門廣場上的游客換了一波又一波，但這句話，始終有人在重復。
畫框里的顏色每年都翻新，可那股子精氣神，卻像是長在了城樓上，風吹不散，雨打不滅。
當初那個給市政府寫信嫌棄“一只耳”的老百姓，要是知道他的意見被記了這么多年，估計做夢都能笑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