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綠色金融的“中國方案”

發展綠色金融是美麗中國建設的客觀需要，是金融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著力點。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明確指出，加快建設金融強國，大力發展綠色金融，落實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金融政策。“十五五”時期，在國內外形勢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綠色金融發展格局發生明顯改變的背景下，需要更具中國特色的綠色金融理論體系支撐。為此，本文基于當前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發展現狀，以錨定遠景目標、解決現實需求、適應未來趨勢為出發點，提出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發展路徑。

一、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的建立背景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首次提出建立綠色金融體系。此前，我國綠色金融理論主要基于環境外部性內部化理論，側重運用金融工具應對環境問題。2016年，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發布《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明確定義綠色金融體系為通過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發展基金、綠色保險、碳金融等工具和政策支持經濟綠色轉型的制度安排。此后研究快速發展。2015—2020年，研究重點集中于宏觀制度設計、發展邏輯與框架構建等體系性議題，以及綠色信貸對銀行風險、綠色債券市場發展等具體領域。2020年后，更突出中國特色，聚焦于綠色金融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機制，并拓展至氣候投融資、風險管理、轉型金融等細分方向。研究重點逐漸從“體系構建”轉向“資金精準支持”。

與西方以資本逐利為核心的邏輯不同，中國綠色金融體系強調金融的政治與公共屬性，服務實體經濟、推動產業創新，實現經濟、社會與生態協同發展。該體系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金融領域的具體實踐，將“生態環境就是生產力”內嵌于制度創新。中國綠色金融體系發展源于三重背景疊加：全球可持續發展共識推動金融資源向綠色領域配置，理論內涵從環境治理工具升維為可持續發展支撐框架；國內經濟向高質量發展轉型需要綠色金融通過工具與制度創新，解決期限錯配與風險認知偏差；氣候與生物多樣性等新型風險向金融風險傳導，要求增強金融體系韌性。

總體而言，中國在政策與市場雙輪驅動下，構建起以生態文明為價值導向、以高質量發展為效能基準的綠色金融體系，統籌國內發展需求與全球公共議題，形成中國特色金融發展新范式。

二、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的發展實踐

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發展圍繞標準體系、產品與市場體系、環境信息披露、激勵約束機制、國際合作“五大支柱”取得積極成效。

（一）標準體系：政策演進中的漸進調適與協同治理

“自上而下”的政策引領是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的核心特征。我國構建了由“頂層政策+專項政策+實施標準”組成的多層次政策體系，具有高位推動、漸進變遷和全面協同的典型特點。

高位推動體現在綠色金融的政策制度建設從早期單一金融管理部門牽頭，到多部門協作，再到國家戰略驅動，打破碎片化治理與工具化治理下的短視困境，為綠色金融注入長期戰略定力。漸進變遷表現為政策與標準譜系在廣度、深度等多方面擴展：從綠色信貸、債券擴展至綠色保險、轉型金融等；政策標準從戰略性、方向性、定性引導，向市場激勵、金融機構治理結構、定量核算等要求深化。全面協同表現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通過治理協同、標準協同、機制協同等發揮作用。

（二）產品與市場體系：從基礎供給到高效滲透

中國綠色金融體系以綠色信貸市場為引領，綠色債券、綠色保險、綠色基金等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一是綠色信貸穩步增長。作為金融體系最主要的產品，我國綠色信貸余額近十年持續增長，年均復合增長率約20%，規模居全球領先。截至2025年二季度末，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達42.4萬億元，其中基礎設施綠色升級、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生態保護修復三類貸款占比75%。綠色信貸資金投向從傳統的可再生能源、清潔生產等領域，拓展至綠色建筑、綠色消費等。

二是綠色債券表現突出。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綠色債券市場之一，2016年以來累計發行規模超4.88萬億元。債券品種不斷創新，發展出了"碳中和債券""藍色債券"等多類貼標債券，帶動資金多元化投放。

三是綠色保險持續創新。2024年綠色保險保費收入達3331億元，賠款支出2014億元。保險產品從單一的環境污染責任險，逐步覆蓋綠色產業全生命周期和多類型風險管理需求。

四是綠色/ESG基金加速發展。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綠色主題基金規模達937.17億元，同比增長15.22%。基金投資策略日益精細化，從早期的環保、公用事業等泛主題，逐步向新能源、綠色制造、資源循環利用等細分產業鏈精準布局。

（三）環境信息披露：兼顧治理增效與市場賦能

環境信息披露作為綠色金融發展的核心機制之一，正逐步構建治理增效與市場賦能協同的體系。一是通過提升金融機構和企業兩類主體的披露水平并促進其相互推動，實現治理增效。二是依托地方綠色金融系統、碳賬戶等技術平臺，強化市場賦能。

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采取“以點帶面、全面推廣”模式，覆蓋范圍從商業銀行向證券、保險、基金等多類機構拓展，披露內容從定性政策描述深化至經營與投融資碳核算等定量信息，推動機構自身低碳轉型。

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構建了“嵌套框架、理念互補”的模式，建立ESG信息披露、可持續信息披露、氣候信息披露等嵌套式披露框架，形成多維度披露體系，并采取強制與自愿相結合方式。同時我國披露標準立足國情并銜接國際，體現發展階段特色。

（四）激勵約束機制：正向激勵與評級約束相容

中國正在建立多維動態的激勵約束機制，彌補市場失靈，并引導微觀主體探索建立內驅型發展模式。

一是以碳減排貨幣政策工具為代表的激勵機制。截至2025年二季度，該工具已帶動碳減排貸款超1.38萬億元。此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亦有力支持了行業轉型，截至2024年末，該項再貸款余額達2073億元。二是以機構評級為代表的約束機制。2021年，中國人民銀行將綠色金融評價結果納入金融機構評級體系；2022年，《銀行業保險業綠色金融指引》進一步要求將環境、社會和治理（ESG）風險全面納入管理流程。

（五）國際合作：從國際金融規則的參與者向共建者、引領者轉變

綠色金融國際合作是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的顯著特征。中國形成了以政治共識、監管協同、技術落地為一體的立體式綠色金融國際合作框架：在政治共識與監管協同方面，深度參與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等機制；在技術落地方面，中英深化合作，中國、歐盟和新加坡共同編制IPSF《多邊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等。同時，國內金融機構通過簽署國際原則、發布聯合倡議等方式深化國際合作。

三、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發展面臨的新形勢

“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夯實基礎、全面發力的關鍵時期，也是碳達峰目標攻堅與碳中和戰略布局的重要交匯期。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必須充分考慮內部需求與外部發展的新形勢，緊扣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深層次要求，深刻把握“自然—經濟”關系深化帶來的復合型風險，有效利用數字技術重構基礎設施的戰略窗口，應對全球治理格局變化對綠色金融的影響，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綠色金融新范式。

（一）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新需求

一是在發展目標上需超越短期邏輯，立足服務長期結構性轉型的宏觀視野。當前綠色轉型是涵蓋能源、交通、工業等多維度的系統工程，但各領域轉型進程存在顯著梯度差。如新能源乘用車滲透率已超50%，而商用車僅為17.9%；可再生能源形成規模效應，資源循環技術卻面臨商業化瓶頸。在傳統金融注重短期盈利的框架下，這種不均衡會引發三大問題：資本過度集中于成熟領域催生泡沫；薄弱環節融資受限形成阻滯；轉型成本轉嫁引發公平問題。破解之道在于綠色金融超越以短期財務回報為綱的配置邏輯，構建一個服務于長期戰略轉型的金融治理新范式。

二是在機制上需創新定價范式，破解綠色溢價。綠色金融需實現從“成本內部化”向“價值發現”的躍遷。技術上，建立融合“環境效益—技術潛能—資本力量”的三維定價機制，將技術創新試錯成本、轉型負外部性等要素系統納入估值框架，提供跨越技術成熟周期的關鍵資金支持。生態上，通過生態產權抵押、環境權益交易等機制，將生態資源轉化為可計量、可交易的資產。通過對技術和生態正外部性的系統性定價，綠色金融將躍升為主動塑造和實現綠色內生價值的核心驅動力。

（二）應對風險疊加新挑戰

一是應對綠色技術迭代引發的資產重構風險。產業結構替代過程中，技術創新的不確定性正深刻沖擊金融安全，前沿技術的工程瓶頸與成本困境大幅延長研發周期、增加投資回報不確定性；同時技術加速迭代導致傳統資產擱淺。綠色金融需重塑資產估值邏輯。

二是防控氣候與自然風險的系統性傳導。極端天氣頻發，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正在加速向經濟金融活動傳導。根據瑞再研究院發布的數據，2023年自然災害造成全球2800億美元損失。此類風險具有長期累積、跨域傳染等特征，在我國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中易通過信貸集中、抵押品貶值等渠道放大。亟須建立氣候壓力測試、自然資本核算等機制，阻斷風險傳導。

三是治理市場結構性失衡風險。當前綠色資金過度集中于基礎設施綠色升級、新能源等領域，光伏、風電出現資金過熱，既造成了銀行間綠色項目可盈利性差的問題，又導致了綠色資金使用效率低下、資源浪費等現象，還易誘發資金空轉等潛在風險。需通過產業穿透監測、轉型金融工具等，引導資金有序流動，防范綠色泡沫與空轉風險。

（三）把握數字賦能新機遇

一是數字化驅動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升級。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可有效提升環境與碳數據獲取便利性及質量，解決當前數據核查成本高、披露不及時等問題，為綠色金融的風險定價與政策評估奠定堅實基礎。

二是數字化顯著提升產融協同效率。數字技術加速了電力、交通等行業綠色轉型，提升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增強產業對綠色資金的吸引力。同時，數字化催生多類信息資產，提升市場配置效率。

（四）認清國際競爭新形勢

一是中國應以“綠色金融創新引領者”角色推動全球公共議題解決。美國在可持續金融領域的系列“退群”行為，如退出《巴黎協定》、辭任G20可持續金融工作組共同主席等，對可持續金融的全球影響力造成影響，疊加全球綠色標準不統一、綠色貿易壁壘等監管碎片化或政治化導致的綠色發展成本上升，影響全球增強可持續金融發展的決心。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應為全球可持續金融市場帶來顯著的正向影響。

二是中國需以“新興經濟體代表”身份，引領發展中國家構建公平包容的綠色解決方案。“全球南方”崛起正重塑國際公共產品供給格局，金磚銀行、亞投行等機構提供替代性融資渠道，《“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多邊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則重塑綠色資本流動。但新的全球治理框架形成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也可能對全球可持續金融合作帶來新的挑戰。機遇和挑戰的不確定性，均將對我國綠色金融的發展造成影響。

四、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發展展望

“十五五”至2035年，是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關鍵時期。面對新形勢，需以政策引導與市場創新相結合、以金融管理與微觀市場相配合，與數字化相協同，通過高水平對外開放，構建更具引領力、支撐力、前瞻性的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

（一）堅持政策引導與市場創新相結合，加快多層次綠色金融市場體系建設

一是更加注重增強綠色金融服務薄弱環節的能力。政策引導需逐步退出市場化程度高的綠色領域，更加注重向綠色交通、資源循環利用、電網升級等拓展。各地可協同利用財政、環保與產業政策，對特色綠色產業實施差異化激勵。金融管理部門應優化評價體系，逐步從“規模導向”向“覆蓋廣度”過渡，更加注重引導金融機構從“量”的短期競爭轉向“質”的長期孵化，推動金融機構形成對復雜技術或領域的長期支撐。

二是構建覆蓋技術轉型與生態資本的正外部性定價機制。在轉型金融領域，構建“碳效益—轉型績效”聯動框架，推動金融機構從緊盯短期財務表現的“財務投資”，轉向深入理解產業變革規律的“產業投資”。在生態金融領域，建立“生態資本—金融資本”協同定價框架將生態可持續性納入風險定價，形成支持生態發展的穩定價格信號。

（二）加強金融管理與微觀市場協同，完善金融風險防范與應對機制

一是完善金融管理框架。金融監管部門短期需探索"預防性政策方法"，推動金融活動向有利于自然的資本配置模式轉變，中長期應將可持續風險因子納入金融風險監測評估體系。

二是將綠色金融市場風險管理納入金融風險管理常態化機制。在風險防控上，將綠色金融市場風險監管納入常態化監管，通過壓降過熱領域價格干預、簡化交易結構、提高信息披露等措施降低套利空間。在市場制度上，加快完善綠色基金、綠色股票等市場制度建設，引導行業從"規模競賽"轉向"質量競爭"。

三是重視氣候與自然風險對資產安全的影響。大型銀行及資產規模較大的股份制銀行可率先建立氣候與自然風險管理系統，調整資產結構、將風險因子納入高碳行業金融定價、推進銀保協同機制等，健全風險分擔體系。

（三）建立數字化與綠色金融協同發展機制，強化基礎設施建設與產融銜接

一是利用數字化加強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加強以“碳”信息為核心的平臺與數據庫建設，提升企業碳信息披露要求；強化以ESG等可持續信息為核心的數據平臺建設，助力金融機構將可持續信息納入授信全流程；不斷完善地方綠色項目庫等整合綠色交易和信息的數字化平臺，推動數據標準化。

二是積極推進將數字要素納入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金融機構應關注智能交通、智能電網、傳統行業智能化改造等數字化綠色化融合領域，創新基于數據流的輕資產融資產品，探索利率與數字化減排效果掛鉤等機制，將綠色改造遠期效益納入風險評估模型，提升綠色金融產品與服務的能力。

（四）推進綠色金融高水平對外開放，共建全球可持續金融發展新秩序

一是深化綠色金融國際合作，推動綠色資本跨境流動，增強全球應對氣候風險的韌性。開展金融監管部門與市場金融機構的多層次對外交流合作，提升標準兼容性，發行跨境綠色產品，共同推進綠色金融數字化或科技力量輸出等，促進全球可持續金融發展。

二是加強南方國家綠色金融合作。深化氣候變化領域的項目合作與資金合作，推動南方國家重點綠色基建、能源項目建設融資，共同探討建立氣候風險預警與共擔機制，推動南南國家綠色金融合作成為全球可持續金融的重要力量。

五、結語

中國特色綠色金融體系已從環境風險管理工具發展為統籌“自然—經濟—社會”的治理范式。通過頂層驅動、漸進變遷與全面協同的制度路徑，形成了市場服務不斷增強、信息披露逐步提升、激勵約束陸續完善與國際合作日益深化的良好局面。

當前，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已進入“提質增效”的新階段。面對“雙碳”目標深化與全球氣候治理格局重構，需在戰略層面認識綠色金融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關鍵要素的價值，在實踐層面通過存量制度優化與增量工具創新，構建適應復雜轉型需求的體系，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破解“環境—發展”困境的中國方案，貢獻全球可持續發展治理的中國智慧。

本文原載于《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5年第6期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碳中和目標下能源企業的資產擱淺風險及對內地與香港資本市場的影響”（72361167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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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12月20日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歡迎關注“人大重陽”平臺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