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廣東省委書記陶鑄見到女飛行員施麗霞，一句話不說扭頭就走

1959年6月12日凌晨，珠江口上空厚云翻滾，雷光不斷，廣州白云機場燈火卻亮得刺眼。機坪邊，一架伊爾-14螺旋槳運輸機靜靜待命，螺旋槳尚未轉動，周圍已站滿了忙碌的地勤。短促的引擎預熱聲里，施麗霞按慣例檢查最后一遍操縱、油量、收放擋位，一絲不茍。

燈光盡頭出現幾輛吉普，剎車聲剛落，廣東省委書記陶鑄邁步下車。他的鞋底還沾著泥，顯然剛從受災點返回，臉色凝重。走近后，他只和機組一一握手，目光掠過施麗霞，沒寒暄一句，轉身踏上舷梯。冷場不足三秒，艙門砰地關上。旁人疑惑，卻沒人多問，抄起耳機便開始起飛程序。

要弄懂這個畫面，得把時間撥回三十一年前。1928年10月，上海崇明島秋風蕭瑟，貧困人家添了女嬰——施麗霞。家里靠捕魚、補網糊口，學費總是最大奢望，姑娘只念到初中便輟學。但碼頭與弄堂交織的生活，給了她認識世界的另一套課本：租界憲兵、地下黨秘密接頭、賣報孩子奔跑的身影，無聲提醒著什么是“亂世”。

1949年春，解放軍進軍江南，十九歲的施麗霞跟隨接管部隊出發，報名空軍。那時“女兵”仍屬稀罕，招募表后面排著長隊，很多人驚訝她的執拗。“想飛？”新兵連指導員挑眉，她點頭：“想。”一句干脆，扛著被褥進了隊伍。

1951年11月，第七航校畢業，施麗霞分到四川某運輸航空兵師。川陜山谷云霧難纏，飛行員常說“能在西南活下來，去哪兒都不怕”。一年后，她調往北京南苑獨立團，執行要客運輸、航測、夜航。南苑有蘇聯顧問坐鎮，慣用一套嚴苛的打分表。顧問斯道尼科夫最初翻著資料搖頭：“女生？航時僅三百？不放心。”

一次例行考核，清晨八點一刻，伊爾-12滑出跑道。顧問坐右座，神情淡漠。四轉彎前，他悄悄拉下3M電臺電門，想看她怎應對“盲飛”。兩次呼叫塔臺無果，施麗霞立刻排查插頭、保險絲，幾秒后重新合上電門。“1567呼叫紅城！”耳機中嘈雜信號恢復。顧問低聲“Хорошо”，露出少見的笑。落地后，他拍著她肩：“姑娘，技術過關！”

隨后兩年，她成了“全天候機長”，夜航、山地穿云、低空投送樣樣拿手。1959年初，空軍調她率隊赴廣州，為廣空培養領航員。行前，她特地裝了幾本航路圖，沒料抵達僅三天，工作全被暴雨打亂。

五月末以來，珠三角雨量破紀錄。東江漫堤，西江、北江瞬間告急，狹窄圩田被水墻吞沒。省防總值班電話幾乎整夜不歇。陶鑄奔走各地，泥漿堆在褲腳。6月12日，他決定空中偵察災情，必須立即起飛——這才有了那個簡短到近乎無禮的會面。

飛機升到千米高度，雨幕被拋在后方，灰黃色洪水像鋪開的鐵皮。十分鐘后，陶鑄推艙門鉆進駕駛室，聲音壓得極低：“高度再降，二百米，看不清。”施麗霞點頭，把油門稍收，螺旋槳哨音拉長。揭陽、榕江一線盡收眼底：街巷成汪洋，瓦片冒出水面，群眾舉著木盆、床板示意求援。有人揮紅布條，有人吹銅哨。機艙沉默，副駕駛喉結上下翻動，卻一句沒說。

返回白云后，陶鑄依舊沉著臉，快步下梯上車。誰都理解，那份沉默不是不敬，而是重壓。次日天未明，調度室一紙命令：博羅、高要、增城三個投送點急缺口糧。施麗霞領到座標，抓起飛行手冊便跑。機場臨時堆放了大米、壓縮餅干、藥品，全部套帆布袋。她與投送員迅速對口令：“二號口，開！”貨艙門滑開，第一批空投裝袋掛好。

上午九點，伊爾-14越過群山。山頭擠滿轉移群眾，他們用草繩綁木桿支起簡易旗，紅字寫著“缺糧”。飛機壓低至八十米，袋子一件件滑出，破空而下，砸進約定位置。飄落不久，山坡上出現新的白灰字：“毛主席派來的神鷹”。投送員透過側窗激動地擺手，聲音哽住，只憋出一句：“準！”

那一天，她往返六趟，幾乎沒喝水。廣空指揮所記錄顯示：施麗霞機組總投送17噸，無一包落水。黃昏收工時，機身油漆被雨打得花白，螺旋槳還散著熱氣。停機坪燈下，陶鑄趕來，輕聲說：“今天，廣東欠你們一句謝謝，也欠你一句對不起。”話音未落，他舉手敬禮。施麗霞愣了半秒，同樣回禮，什么也沒答。

半個月后，人民日報頭版出現“南粵空投群像”，紀錄短片《人定勝天》在各地禮堂放映。觀眾對著熒幕里那架伊爾-14鼓掌，一遍又一遍。機組的名字成了救災數據之外的注釋。

1960年代，施麗霞調任教官，把自己總結的“山地低空曲線”傳給年輕學員。許多人第一次夜航歸來，脫下飛行帽便說一句：“施教員那套口訣真頂用。”1982年，她辦理離休，仍常往機場跑，檢查課目，糾正新人動作。2006年冬，她在北京病逝，遺體告別大廳鋪著一面藍色幕布，象征天空。

施麗霞的飛行記錄表，最后一頁停在22876小時。數字背后，是洪水夜空下的一次握手、一次沉默、一次轉身。這些細節沒有被洪水帶走，它們被牢牢寫進中國空軍史，也留在那一年珠三角的滔滔江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