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因劉疇西被捕，晚年粟裕為何給中央提議：以烈士對待劉疇西

北京城里，八十年代初的陽光照進解放軍總醫院的病房，顯得有些蒼白。

病床上躺著個老頭兒，身子骨已經不大行了，可那雙眼睛，還跟當年在戰場上一樣，透著一股子不容置疑的勁兒。

他就是粟裕，開國大將里的頭一位。

這時候，他正費力地喘著氣，讓秘書把筆遞過來，他要寫封信，一封比軍令還重的信。

這信不發給千軍萬馬，而是直接送往中南海，為了一個叫劉疇西的人。

這名字，現在沒幾個人知道了。

可在當年，提起來那可是響當當的一號人物。

可后來，這名字就跟“罪人”倆字綁一塊兒了。

因為方志敏，那個寫下《可愛的中國》的大英雄，就是在他手上“葬送”的。

幾十年的黨史材料里，劉疇西的形象基本定了性：瞎指揮、一根筋，害得紅十軍團全軍覆沒的罪魁禍首。

可偏偏是粟裕，那個從懷玉山尸山血海里爬出來的幸存者，要在自己生命最后關頭，豁出了一輩子的名聲，非要給這個“失敗者”翻案。

這就怪了，粟裕比誰都清楚劉疇西當年犯的錯有多離譜，那他圖個啥呢？

這事兒，得從1934年那個能凍掉人耳朵的冬天說起。

那時候，中央紅軍主力剛走，腳跟還沒站穩，留下方志敏和劉疇西的紅十軍團，像一顆釘子扎在敵人后方。

任務是明擺著的，拖住國民黨的部隊，給主力轉移爭取時間。

這支部隊有兩個頭兒，方志敏是軍政委員會主席，管思想，管方向，那是部隊的魂；劉疇西是軍團長，黃埔一期出來的，打起仗來不要命，那是部隊的拳頭。

一個管腦子，一個管拳頭，本來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之前在贛東北根據地，倆人搭班子，一個謀劃，一個沖鋒，打得有聲有色。

可一旦脫離了根據地，跑到人生地不熟的安徽地界，情況就變了。

巨大的軍事壓力，就像個放大鏡，把倆人性格里、指揮方式里那點兒不合拍的地方，照得一清二楚。

1934年12月，安徽譚家橋。

國民黨王耀武的補充第一旅跟蒼蠅一樣死死咬在屁股后頭。

劉疇西火了，打了一輩子仗，還沒這么憋屈過。

他拍板，不跑了，就在譚家橋這地方，跟他們干一仗，打個伏擊，滅滅敵人的威風，也給自家兄弟們提提氣。

這個想法，在軍事上沒毛病。

譚家橋那地方，兩山夾一溝，是個打伏擊的好地方。

問題出在了怎么打上。

當時的軍團參謀長粟裕，后來成了共和國第一大將，那會兒還很年輕，但腦子已經相當好使。

他提了個建議，用戰斗力最強的紅19師當主攻，這支部隊是尋淮洲帶出來的，剛打了勝仗，士氣正旺，是把最快的刀，就該用在最關鍵的地方。

這建議，按軍事常理來說，沒得挑。

可劉疇西聽完，臉一沉，直接給否了。

他的理由聽著有點兒私人情緒：“紅20師和21師是我帶出來的老隊伍，我用著順手。”

這是黃埔軍校出來的軍官常有的毛病，看重自己的嫡系。

他把最能打的紅19師，擱到了預備隊的位置，讓自己的老部下去啃硬骨頭。

這個決定，事后看，就是要命的。

戰斗一打響，就亂了套。

埋伏的部隊因為一個小小的失誤，提前暴露了。

本來是關門打狗的伏擊戰，一下子變成了面對面硬碰硬的陣地戰。

國民黨軍可不是吃素的，訓練有素，機槍大炮跟不要錢似的招呼過來。

紅軍這邊倉促應戰，陣腳大亂。

紅19師師長尋淮洲眼看情況不對，帶著預備隊沖上去救火，結果自己倒在了沖鋒的路上，那年他才22歲。

譚家橋這一仗，紅十軍團的精氣神被打掉了一大半。

劉疇西的指揮問題，也徹底暴露了。

用人上，憑個人喜好，不看實力；戰術上，偵察不到位，紀律松弛。

一場本來有機會贏的仗，打成了慘敗，整個部隊從主動出擊，變成了被動逃命。

譚家橋的槍聲還沒散干凈，劉疇西的第二個錯誤，就像催命符一樣跟了上來。

慘敗之后，唯一的活路就是趕緊跑，甩開追兵，返回根據地。

粟裕帶著八百多人的先頭部隊，在前面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玩了命地往前沖，想給后面的大部隊殺出一條血路。

可怪事發生了。

粟裕在前面跑得快斷氣了，回頭一看，劉疇西率領的主力部隊卻慢吞吞的，像是在散步。

部隊走幾里地就停下來歇著，好像后面追的不是十萬大軍，而是來郊游的。

方志敏急得嘴上起泡，他不是軍人出身，但他知道，兵貴神速，尤其是在這種要命的時候。

他親自跑去找劉疇西，幾乎是帶著懇求的語氣，勸他趕緊走，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劉疇西給出的理由是，部隊太累了，走不動了，需要休息。

累是真累，可這是生死關頭，哪有時間讓你喘勻了氣再跑？

這個時候的劉疇西，好像鉆進了牛角尖，誰的話也聽不進去了。

他這種磨磨蹭蹭的行軍速度，等于親手把時間和機會送給了敵人。

國民黨軍的包圍圈，就這么不緊不慢地，一點點收緊了。

1935年1月，江西懷玉山。

天羅地網終于完成。

最后的突圍戰打響，方志敏因為目標太大，被叛徒出賣，落入了敵人手里。

沒過多久，被圍困在山里、子彈打光了、糧食也吃完了的劉疇西，也成了俘虜。

叱咤風云的紅十軍團，就這樣覆沒了。

從譚家橋那個固執的決定，到懷玉山腳下匪夷所思的遲緩，劉疇西的指揮失誤，一步步把這支英雄的部隊和他自己，連同方志敏，一起送進了絕境。

從這個角度看，說他是“罪人”，好像一點都不冤。

可歷史這東西，最不能看的就是表面。

一個人在戰場上打了敗仗，不代表他骨頭就軟了。

進了國民黨的監獄，劉疇西和方志敏面臨的是一樣的酷刑和高官厚祿的誘惑。

方志敏拿起了筆，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寫下了《清貧》《可愛的中國》這些讓后人讀起來都會熱血沸騰的文字。

他用思想和信仰，戰斗到了最后一刻。

而劉疇西，這個不愛說話、脾氣又臭又硬的武夫，他選擇了另一種戰斗方式——沉默。

國民黨的情報人員把他當成了突破口，輪番審訊，什么法子都用上了。

可從頭到尾，劉疇西就像一塊石頭，嘴巴撬都撬不開，一個字都沒吐露。

他沒有留下什么豪言壯語，也沒有寫下什么傳世文章，他就用這種最笨、也最硬的方式，守住了一個軍人的底線。

1935年8月6日，南昌，下沙窩刑場。

方志敏和劉疇西并排站著。

當時的報紙記載，倆人走上刑場的時候，都昂著頭，臉上一點害怕的樣子都沒有。

劉疇西死了。

他用自己的命，證明了他的信仰沒問題，他的骨頭是硬的。

他因為指揮失誤，葬送了部隊，最后，他也用同樣的方式，把自己給葬送了。

這像是一種償還，一個軍人對他犯下的錯誤的悲壯償還。

時間一晃就是近半個個世紀。

當年僥幸活下來的粟裕，已經從一個年輕的參謀長，變成了共和國的功勛元帥。

他一輩子都沒忘掉譚家橋的炮火，沒忘掉尋淮洲犧牲時的樣子。

但他同樣忘不掉的，是劉疇西在監獄里寧死不屈的那股勁兒。

在粟裕看來，評價一個人，不能只看他一件事干得對不對，得看他一輩子走的是什么道，信的是什么理。

他在給中央的信里，把話講得很明白：第一，劉疇西的錯，是打仗的本事不行，腦子轉不過彎，這是能力問題，不是立場問題，不能把他跟叛徒混為一談。

第二，他被抓了以后，受住了考驗，跟方志敏同志一塊兒死的，這個氣節得認。

第三，現在把紅十軍團失敗的鍋全扣他一個人頭上，甚至還有人說他是叛徒，這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實。

這封信，是一個親歷者對真相的交代，也是一個老兵對另一個老兵跨越生死的理解。

1981年，中央經過調查，采納了粟裕的意見，正式追認劉疇西為革命烈士。

這個遲到了四十六年的名分，終于還是來了。

劉疇西這輩子，不是什么完美英雄，他犯的錯，代價慘重，誰也無法替他開脫。

但他也是個硬骨頭的戰士，在最后關頭，他用命給出了一個無愧于心的答案。

而粟裕大將在自己都快不行的時候，還費這么大勁干這件事，也讓后人看明白了一件事，歷史這東西，就得實事求是，功是功，過是過，不能因為一個人犯了錯，就把他做對的事也一筆勾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