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劉思齊找到特工李云問毛岸英情況，中央首長：可以公開了

1950年初冬的北京，中央機關大院里燈火通明，機要檔案室里一批牛皮紙袋被鎖進厚重的鐵柜。袋口的紅紙條寫著“特科”，旁人只敢遠遠看一眼。那一年，李云剛從上海調來，日夜守著文件，卻從不向任何同事多說半句。守口如瓶，是她在地下歲月里刻進骨子里的本能。

時間撥回1932年春。江南細雨里，26歲的李云接到中央特科的調令，代號“蘭花”。幾天后，她與代號“石橋”的徐強假扮夫妻，潛入河南開封。聯系對象是國民黨第八十師副旅長惠東升，一個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北方軍人。惠東升痛恨內部腐敗，主動把第四次“圍剿”計劃交給李云。情報通過多重暗號，被送往瑞金。紅軍因此提前調整部署，避免了正面硬碰。

好景極短。身份泄露后，李云和徐強夜渡黃河，再回上海。此時中央已撤離，淞滬一帶白色恐怖濃得像霧。為了掩護，二人繼續(xù)扮演夫妻，表面做絲綢生意，暗里收集軍警動向。長期并肩，他們的感情由假成真，組織干脆批了婚書。結婚那天沒禮堂，更沒照片，只在弄堂口吃了一碗陽春面。

上海街頭流浪兒童成群。1935年底，徐強遞給李云一張寫著“老西門”三個字的便簽，讓她找兩個男孩：“大的十四，小的十二，烈士遺孤。”理由不能問，這是特科鐵律。李云明白，既然特科全力動員，這兩個孩子絕非尋常。

流浪兒常扎堆的八仙橋小菜場成了她的第一站。她扯著舊圍巾，混在人群里，盯著每個推車的瘦小身影。為了不露痕跡，她只能遠遠看著，腳底卻被冬雨浸得冰涼。幾次她懷疑孩子已經被拘捕，徐強托人查名單后肯定：沒落網，繼續(xù)找。

兄弟倆的處境比想象更慘。老板打罵、露宿碼頭、賣報換冷饅頭，一路熬到1936年春。就在李云幾乎絕望時，特科另一組傳來密電：“目標找到，已送安全屋。”李云只得收隊。她被告知，孩子姓毛，父親正在陜北指揮大軍。除此之外，再無任何細節(jié)。

隨后兩個月，馮雪峰秘密抵滬接管特科。他與李云碰頭時說：“孩子心氣高，不愿再回原先寄養(yǎng)人家，要換地方。”不久，兩兄弟被護送到李杜將軍公館。再后來，跟隨李杜出國考察的機會，轉道蘇聯。行蹤被層層封存，連李云也只能聽到只言片語。

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上海淪陷，宋慶齡急需與中共中央保持速通渠道，馮雪峰拍板：由李云擔任聯絡員。她每日乘黃包車往返宋府與租界郵局之間，用看似普通的明信片傳遞動向。西安事變的第一電報，就是她深夜敲開宋慶齡臥室門送到：“西北有變，請即關注。”宋慶齡放下茶杯，淡淡一句：“我明白了。”

1937年底，日軍逼近，宋慶齡撤往香港。李云陪同南下，行李只有一只布箱。次年春，她接到上海親戚來電：幼子病危。宋慶齡準她返滬探望，并派船票與路費。幾個月后，丈夫徐強又因舊傷復發(fā)被送往延安衛(wèi)生部醫(yī)院，李云隨車北上。夫婦在窯洞里短暫團聚，之后各赴崗位，相見已是多年之后。

解放后，新政權忙于建國，特科檔案被統一封存。李云隱姓埋名在婦聯工作。1988年，徐強病逝，她整理遺物時摸到一張泛黃的紙條，上面只三個字：“岸英好。”那一夜，她無聲落淚，卻依舊守著秘密。

2002年夏，劉思齊通過相關部門找到已年近九旬的李云，一見面便直問：“三十年代，岸英在上海到底經歷過什么？”陪同的中央首長在旁點頭：“保密期已過，可以說了。”李云沉默片刻，緩緩開口，把那段被塵封了六十多年的細節(jié)寫成數千字筆記，交給了黨史研究室，隨后原件存進中央檔案館。

2013年8月16日，李云在上海病逝，享年九十八歲。送行那天，朋友圈子不大，花圈極少，卻有一只舊木匣躺在靈堂角落，匣蓋里壓著那張“岸英好”的紙條。壓紙條的，是她當年那塊早已磨掉型號的電報密碼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