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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山咔拉咔”弱化了觀眾對于美與丑、土與潮的審美評價體系,而觀眾為他們的普通人真實奮斗敘事買單。」
“在韓國湊不齊的五個人,在云南湊齊了。”
從十月份通過零星的直播切片展示,到年底即將登上衛視的跨年晚會,來自云南昭通的“蹦山咔拉咔”組合讓人再次驚嘆于云南人在短視頻賽道上的天賦。
初看,又是一個模仿韓國男團 BIGBANG 的草根組合。難道這次“山寨”也無可厚非了嗎?
至少對這么多給他們點贊評論的觀眾來說,重要的不是討論形式的合理性,而是通過他們的模仿發現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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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山咔拉咔”被邀請參加浙江衛視跨年晚會)
在沒有點開視頻之前,簡陋的農舍背景,精神小伙式的穿搭,自動就讓人給他們打上了“土 low”的標簽。
但當人點開視頻,就能發現他們持續帶來料想不到的驚喜,首先是明確的團隊站位、專業的運鏡,以及不知道從哪里冒出來的煙霧舞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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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山咔拉咔”直播跳舞畫面)
后來挖掘更多人物故事,才發現他們恰好是親生五兄弟,匹配 BIGBANG 的五人設定,而下播后干農活的場景記錄,更賦予他們不同于其他直播模仿者的人物真實感和故事感。
人們發現他們不單純服務于呈現以往模仿者的滑稽,而是建立了獨屬于自己的藝術人格。
他們的表演顛覆了觀眾對于美與丑、土與潮的傳統審美評價體系,讓“土”成為重塑自己風格的方式,在土的場景中充滿專業性和值得深挖的細節。
如果說,觀看直播是一種消費社會的特定行為,那讓觀看者自愿買單的是他們不被商業包裝的真實感以及觀眾安放在他們身上的情感期待:一種符合主流價值的普通人積極奮斗的生活狀態。
01
模仿作為一種表演藝術:消解嚴肅
為什么人們喜歡看模仿?模仿名人不是新鮮事,類似模仿秀的行為脫胎于大眾文化對于高雅嚴肅文化的稀釋。
當休閑娛樂成為時代的特征,人們利用對象征權威的名人的形象重塑,在泛娛樂的環境里給自己提供豐富的視覺享受。
這個過程是觀眾注意力的轉移。
當人觀看偶像本人表演的時候,更多欣賞的是偶像的身體和表達的內容,也就是他們的真實自我,但是當人看模仿者表演的時候,是在消費自我對偶像的想象。偶像的外形、神態、言語等都是其個人的文化符號。
當這些符號被抽離被重塑,模仿者在主觀演繹中瓦解了嚴肅性。這也是人們喜歡看模仿的原因,這些演繹是娛樂化的。
就像 2012 年風靡的名人模仿節目《百變大咖秀》,邀請王祖藍、包貝爾等名人來模仿名人,加入搞怪荒誕的元素,滿足電視觀眾的視聽享樂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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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變大咖秀》劇照)
而這種娛樂模式在直播和短視頻的環境中被進一步放大和加劇,讓模仿的權利下沉到更廣泛的市場。
在關恒五兄弟之前,已經有大量的網紅試圖通過模仿名人博眼球、蹭熱度,包括鹿晗的模仿者“鹿哈”,黃子韜的模仿者“黃子誠”,張頌文的模仿者“小頌文”,而在海外則有 A 妹(Ariana Grande)的長年模仿者佩姬·聶曼 (Paige Niemann)。
他們都在追求在外形上無限接近本人,而這本質上就是將身體作為文化消費品,參考本人身上抽離出來的元素再現形象,滿足觀眾獵奇消遣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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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妹回復其模仿者)
然而,這種消解嚴肅性的策略并不總是奏效。泛濫的模仿會演變為嘩眾取寵的低劣把式,因為人會審美疲勞。
一味山寨名人本人,甚至刻意以假亂真,也會導致模仿者與觀眾之間信任的崩塌,最終讓觀眾對模仿者存在的合理性產生懷疑。
這正是觀眾排斥模仿的原因,模仿者的行為本質上對名人的形象構成了冒犯。
與之不同的是,這回“蹦山咔拉咔”對于 BIGBANG 的模仿,雖然仍是迎合短視頻和直播的討巧策略,以偶像作為噱頭,但他們在試圖打造原創性,利用不同的農村背景制造反差感,打破商業公司營造的精致包裝。
他們在努力成為創造者而不只是模仿者。他們的模仿并不致力于比較與超越,也并不傳達復刻致敬的意涵,而是試圖呈現另一種生動的短視頻藝術。
02
藝術人格:重塑對于“土”的想象
讓“蹦山咔拉咔”區別于其他模仿者的是他們建立起了獨屬于自己的藝術人格。
藝術人格在嚴肅美學范疇中,指的是藝術家在長期創作中形成的人格特質與藝術實踐的融合,是持續穩定的風格辨識度和思想內核。
“蹦山咔拉咔”當然還稱不上具有沉淀之后的藝術造詣,這里的藝術人格體現為他們極具風格化的演繹。
他們從一眾農村土味博主中誕生而來,卻創造性將農村的“土氣”轉變為一種極富吸引力的審美氣質。
他們的表演并沒有無限接近原創作者,完全讓位于呈現原創作者形象本身。
這恰是打破觀眾審美疲勞的取巧策略。
從觀看者和被觀看者的關系來看,他們的表演是精心打磨過的,每一個細節都隱含了對于觀眾心理的精準狙擊:單純的一板一眼的模仿落入俗套,所以營造多重反差感增加吸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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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謊言》的MV直播)
他們在田間地頭拍《謊言》的 MV,借拖拉機拍《BANG BANG BANG》,用這些農村的符號,解構了 K-POP 流行音樂中精致主導的霸權,但同時構建了另一種“精致”。
這種精致體現在完美利用身邊“土”的元素,將表演細節熟稔于心,努力復刻場景,使演繹兼具“像”與“不像”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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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視頻下的評論)
正是這些設計,甚至是近乎專業的運鏡都讓觀眾覺得,在模仿之外,他們的表演是可以被欣賞的,細節是可以被考究的。
而更加有意思的點是,關于美與丑、土與潮的價值評價體系的重要性被弱化了。
土和潮的標準會根據權利階層和資本偏好而流動變化,權利階層掌握定義權和話語權。
在農村的語境中,土代表粗劣落后,審美庸俗,農村網紅常被觀眾用帶有優越感的視角來評判。
在這套評價體系中,被人說“土”讓人自然產生羞恥感,想要擺脫這種標簽。
然而,這種評價體系本身是主觀的并非真理,由于“土”而感到羞恥的感受是被人為建構的。畢竟如何才是“潮”本身也是很雙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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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站視頻下的評論)
不過,“蹦山咔拉咔”并沒有否認自己“土”,隊長關恒說自己也知道自己土。
是否擺脫對“土”的羞恥感很難說,但是“土”確實成為了他們鮮明的視覺標識。與之相比,人們更加在意的是,看他們如何利用農村場景創造驚喜。
另一方面,他們與 BIGBANG 的藝術人格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契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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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志龍出機場照)
BIGBANG 象征的是一種反叛和實驗,畢竟權志龍作為時尚巨星,也經常會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穿搭。比如戴頭巾,穿著各種不符合審美規范的撞色衣服。
而“蹦山咔拉咔”則為演繹 BIGBANG 提供了另外一種模式,既非完全活在 BIGBANG 的影子下,也不是完全不顧原創性,而是在其間嘗試平衡。而這種態度也滿足了很多網友的情感期待。
03
情感消費:營造底層奮斗者想象
人們在觀看“蹦山咔拉咔”的過程中,不斷回應內心的期待。現代消費的本質就在于追求一種自我的夢想。
人們消費的核心不是在于對商品的使用價值本身,而是追求各種想象性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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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蹦山咔拉咔”五兄弟母親的采訪)
影像與現實是脫離的,影像中的人設不等同于人物形象本身。
透過直播切片和紀錄片形式的片段,他們在臺前臺后的人設得以建立,被觀眾消費著,實現觀賞期待和內容人設的雙向匹配,彌補了以往千篇一律的直播內容中缺失的主流價值想象。
父親早逝、五個兄弟奔波在外,趁這次機會團聚回到母親身邊。直播之外,他們干著最樸實的農活,雖然條件一般但是一家其樂融融。不一定要追求所謂“體面”的工作,踏實地掙干凈的錢就是家人對他們的期待。
這些元素都打在中國人的情感軟肋上,所謂“三觀正”的評價指的就是家庭和睦、子女孝敬、有責任擔當等傳統、積極的主流價值觀。
中國勞動和社會保障科學研究院 2023 年的報告顯示,縣城、鄉村的數字從業者比例已經超過了一、二線城市,其中鄉村數字勞動者比例更是超過六成。
對于返鄉就業群體的關注構成了“蹦山咔拉咔”的爆紅的社會基礎。因為他們的故事和紀錄式的展演讓人相信,時代還是為回到家鄉扎根生存的年輕人保留了上升的通道。
除此之外,人們希望看到的,還有不經過商業機構雕琢的原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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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評論區)
原生態代表著創作者的創作自由和強大的生命力和主體性,還有真實感。
被商業包裝過的人設被簡化成可預測的文化產品,而原生態的創作者則意味著更多可能性以及與觀眾之間的真實互動。
這種生命力也寄托著每個觀眾自身的認同,從他們身上發現了普通人努力爭取生活幸福的可能性,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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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恒接受采訪的畫面)
關恒在采訪中說,別人都在說你們好努力,但人家都在努力都在拼搏,所以火了是偶然不是必然。這種對短視頻流量和自我定位的清晰判斷,也增強了觀眾所感受到的來自人物的現實感。
這些都指向當下受眾的內容取向,回歸現實,實在和平淡才是真。
對于 BIGBANG 的 VIP(對其粉絲的稱呼)來說,除了在“蹦山咔拉咔”身上發現的樸實的情感價值,還有和 BIGBANG 相呼應的情感價值。
這種富有懷舊性質的情感,再次被這個來自云南的組合所喚起,一方面帶著謹慎和批判性的視角來維護 BIGBANG 在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借由關恒五兄弟的演繹來勾連共同回憶。
“我能在他們身上看到全盛的 BIGB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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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關恒接受采訪畫面)
明年 2026 便是 BIGBANG 出道 20 周年,“蹦山咔拉咔”在最近的爆火也具有紀念意義。作為“蹦山咔拉咔”隊長的關恒,也表示唱權志龍的歌有十多年了。
而他們的組合名“蹦山咔拉咔”也來自 BIGBANG 最有名的幾首歌之一的《Fantastic Baby》。
影響關恒的 BIGBANG 用其極富實驗性和嘻哈感的音樂,塑造了年輕人對 10 年前后韓流的認知,承載至少兩代年輕人的集體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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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BANG 出道時期的青澀照片)
人們依然懷念初高中時候聽 BIGBANG 雖然可能不解其意,也不理解所謂實驗和先鋒的音樂,而只是享受依托于嘻哈音樂帶來的裝酷的感受,那種對青春不羈和生命力的表達和身份認同就是人們共同的情感共鳴。
或許 BIGBANG 的應援燈“皇冠海”意象就是對這種情懷最合適的表達。
(圖片素材來源于網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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